如果不是采访（相关报道详见《一群边境商人，正在等待马年》），或许这辈子我都不会来到西藏普兰——这个平均海拔3900米、位于中印尼三国交界的雪域边陲。
在普兰街头能够望见远处的雪山。图/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摄
普兰县城的布局很简单，一条主街贯穿始终，医院、学校、政府单位、商铺等像珠子一样串在路边。飞抵普兰机场后，我转大巴，一路颠簸至县城客运站。普兰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网约车。地图导航显示，客运站步行至酒店仅需20分钟。
我信了。但我忘了，地图的算法，显然没有把“高反”算进步行时间。
风里的寒气也趁虚而入，顺着我没来得及穿秋裤的膝盖，直往骨头里钻。就这样，我拖着行李、拖着沉重脚步，大口喘着气，走走停停、瑟瑟发抖。走到阳光下时，我就站久些，反复搓手、哈气回温。寒冷和“高反”让那段路长得没有尽头。
最终，一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好心大哥和他的三轮车“解救”了我。
坐在车斗里，我意识到，在这里以往的很多经验都会失效。这里有一套属于高原的“野生法则”。
我这点初来乍到的狼狈，在甘肃客商马建伟的高原岁月面前，不值一提。三十余年来，他已经把身体完全“抵押”给了这片高原。
在我抵达普兰的那天，马建伟确诊“高原性心脏病”住院。此前，他已经全身水肿了一个月，实在撑不住才去医院检查。入院时他体重248斤，短短5天，靠药物排出积水后，体重掉了28斤。他的儿子马喜红，形容他憔悴得“像槐树皮一样”。
这种代价，不仅在心脏，也在脚底。马喜红说，父亲的脚后跟一到冬天就会冻裂出半公分深的口子。晚上泡软了脚，老马就用小刀把那些裂开的皮肉割掉。
“那是死肉，不疼。”
马喜红说得很轻，但那个画面，在我脑海始终挥之不去。
在普兰的那几天，我常坐马喜红的电动三轮车。
运货时，他车斗里的货堆得老高，后视镜就彻底失去了作用。每到路口或者要转弯，马喜红就得表演“特技”：减速、刹停、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扭头回望、确认安全，再“咚”一声坐回，抓住车把，打过方向。
一连串熟练而危险的动作，是他为了生计，不得不押下的赌注。
在普兰的边贸市场里，为了生计“押上”自己的，除了马家父子，还有那些翻越雪山而来的尼泊尔人、印度人。他们之中，除了做买卖的客商，还有不少来此务工的边民。
尼泊尔兄弟布鲁·沙希（Buru shahi）和纳雷什·沙希（Naresh shahi）。图/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摄
20岁左右的尼泊尔兄弟布鲁·沙希（Buru shahi）和纳雷什·沙希（Naresh shahi）兄弟俩人给我印象最深。初见是在马喜红的服装店。他们衣衫单薄，肩膀上还打着补丁，很难想象这身装束是如何抵御高原寒意的。当我要跟布鲁握手问好时，他把手缩了回去，似乎觉得自己身上太脏。
但我坚持伸着手。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他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嘴里不断说着“Friend，Friend”。此后的很多天，在接近零下的气温里，他们兄弟始终都穿着那身初见他们时的单薄装束。马喜红告诉我，那应该是他们唯一的衣物。
准备回尼泊尔的前一天，布鲁兄弟俩人特意找地方洗了澡，把刚买的新衣、新鞋换上。那天布鲁还专程来马喜红的店里找到我，很神气地跟我说：“China,Nepal,friend.”然后指了指我又指了指他自己，说：“我们，friend！”他让我明年一定要再回到普兰，他会给我准备礼物。
我离开普兰时，那里的风依然很大。
回望那座雪域高原上的边贸市场，我意识到，不论是马家父子，还是翻越雪山而来的尼泊尔人，他们并非被困于此，而是为了从原本困顿的生活中突围，主动选择将自己“种”在了这片荒原。
普兰，就是他们找到的那个岩石缝隙。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但出路并非天赐。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为了活得更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那道逼仄的缝隙，硬生生撑开了一寸。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责编 姚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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