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去北京玩，到处都是人挤人，拿着新相机想拍点风景都难。

说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它是咱们现在的首都，可要是聊起中国古都，你知道现在已经有多少个了吗？

20世纪初还只说“四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就占了全部名额。

没想到这一百多年下来，名单越拉越长，开封、杭州加入成了“六大古都”，后来安阳、郑州、大同、成都陆续补上，现在都有十个了。

听说河北邯郸和河南商丘还在争第十一个，照这节奏，再过阵子真能凑齐一支足球队了。

其实不光中国，古代很多国家都不是只有一个首都，咱们总觉得一个国家一个首都才正常，可翻历史会发现，单首都反而是二战后才定下来的事儿。

古代帝王爱“挪窝”：首都不是城，是君主在哪哪就是

之前去西安旅游，导游说唐朝最多时有五座都城，当时还挺惊讶，觉得皇帝住不过来多浪费。

后来查了资料才明白，古代根本没有咱们现在“首都”的概念，那时候叫“君主行在”简单说就是君主在哪，政治中心就在哪。

你想啊，古代中央政府规模小，不像现在动辄几万几十万工作人员。

很多小国家的朝廷就几百人，全是君主的幕僚和卫队，打包收拾一下就能挪地方。

伊朗就是个典型例子，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法维王朝，几千年里都没有固定首都，帝王带着人到处办公，直到1796年凯加王朝建立，才把首都定在德黑兰。

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更夸张，直到1886年才有了现在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之前帝王的驻地就跟打游击似的，没个准地儿。

就算是没有游牧传统的国家，君主也爱“挪窝”，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最有意思，奥托一世当皇帝的时候，整个帝国连个稳定的中心城市都没有。

他干脆带着宫廷在德意志领土上到处跑，走到哪儿就以收税的名义在当地吃饭住宿。

后来哈布斯堡王朝垄断了皇位，皇帝们还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来回晃，直到17世纪宗教战争后，维也纳才慢慢固定成唯一的中心。

西班牙的情况更随性，中世纪时，卡斯蒂利亚的国王们总在国土上穿梭，打仗的时候往南部跑，天热了就躲到北方山区避暑，有时候还因为自己懒或者喜欢某个城市，就在那儿多住阵子。

1085年他们从穆斯林手里夺回托莱多，国王们常去那儿办公，但直到16世纪，西班牙都没个正经首都。

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还总在欧洲各个领地巡回，搞得西班牙人满肚子怨言，直到他儿子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常驻，这座小城才慢慢变成了首都。

东南亚的缅甸、暹罗也是这样，先有君主，再围绕君主建城市，最后才有国家的样子。

吴哥窟被毁坏后，高棉的君主在乌东、洛韦和金边之间来回迁，印尼爪哇岛上的古代王国，迁都更是家常便饭，今天在这个村建宫殿，明天可能就搬到下个镇了。

得先解决“养得起”和“控得住”两大难题

有人可能会问，帝王们总这么挪来挪去多麻烦，为啥不找个地方固定下来？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是真的做不到，想有个固定首都，首先得解决经济问题，得让君主待的地方，养得起他的整个朝廷。

别觉得古代朝廷人少就好养活，几百个贵族全是“脱产”的，他们需要大量仆人伺候，还得有工匠给他们做衣服、打家具，这些人又得靠农民种粮食养活。

对于很多早期国家来说，单靠一个地方的资源，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消费。

要是统治者没法稳定地从其他地方收税，当地很快就会被朝廷“吃垮”，只能换个地方继续。

除了经济，政治也是个大问题，古代很多国家集权程度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君主必须靠巡游来维持统治。

他得经常在老百姓面前露面，跟地方官员见面，让大家知道“君主还在管事儿”。

巡游的次数和规模，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刚好相反，控制力越弱，巡游就得越频繁、规模越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明明有了咸阳作为都城，还冒着被刺杀的风险，多次大规模巡游全国。

就是因为刚统一不久，各地人心还没稳定，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显示权威。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也一样，那会儿农民和武士经常叛乱，明治天皇只好一次次出巡，等局势稳定了，他就很少再出门了。

商代中期有个“九世之乱”，之前商王朝的都城总在变，直到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才终于固定下来。

这背后就是因为政治稳定了，朝廷能更好地控制地方，收税也更顺利，经济上撑得起一个固定首都。

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们也花了几百年时间扩张领地，等王室领地扩大好几倍，财政收入足够多了，才把首都定在巴黎。

一旦首都固定下来，中央政府的规模就会慢慢扩大，西班牙的马德里就是这样，菲利普二世在这儿常驻后，围绕他建立起庞大的行政机构，负责管理整个西班牙帝国的事务。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马德里结出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国王位于蜘蛛网的中心”，就是形容这种中央机构的扩张。

机构大了，再想迁都就难了，总不能把几万工作人员全打包搬走。

这个过程在中国发生在隋唐时期，在欧洲是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咱们熟悉的那些固定首都，像长安、巴黎、君士坦丁堡才慢慢出现。

首都为啥成“圣地”？藏着政权合法性的秘密

现在提到首都，大家都会觉得它很“神圣”，是国家的象征，可你知道吗，这种“神圣感”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几百年积累才形成的，而且首都的神圣性，还跟政权的合法性紧紧绑在一起。

早在古代，定都在哪就跟王朝是否“正统”有关，东汉的班固写《两都赋》、张衡写《二京赋》，都是在歌颂长安和洛阳，把这两座城市塑造成“正统王朝该待的地方”。

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才会特别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是想通过“回到长安或洛阳”，来证明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游牧民族也懂这个道理，漠北的突厥汗国打败柔然汗国后，没有另找地方建王庭，而是在柔然原来的王庭位置办公。

后来回纥汗国击败突厥，又把王庭设在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们是合法继承权力的”。

首都的“神圣感”还需要文化精英的加持，以及各种礼制建筑来烘托。

一座合格的首都，必须有皇宫、寺庙这些标志性建筑，街道和城市布局也得体现出帝国的秩序。

比如古代的长安城，棋盘式的街道、对称的布局，都是在向世人展示“皇权的威严”。

在这样的城市里，居民的生活和君主的享受都得让位于统治需求，公共设施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广告牌”，其次才是生活空间。

古代人还喜欢给首都赋予宗教意义，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不用多说。

欧洲的罗马城被塑造成基督教的“第二圣城”，人们相信这里会是末世降临前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中心。

中古时期的道教文献《太上洞渊神咒经》里，更是把长安城想象成天下大乱后，“圣主真君”回来统治中国的地方。

伊斯兰教的圣训里，也说“马赫迪（救世主）降临的城市会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到了19世纪民族国家时代，首都又多了一层“民族主义”的神圣色彩。

以前全世界只有一个耶路撒冷被当成圣地，工业革命后，每个国家都想有自己的“耶路撒冷”。

1830年希腊王国刚独立时，就因为定都的事儿吵翻了，一部分精英觉得定都雅典是“背叛”，因为在他们心里，希腊的合法首都只能是君士坦丁堡。

这个理想他们坚持了一百年，直到一战后被土耳其打败才放弃，但君士坦丁堡至今仍是很多希腊人心中的“精神首都”。

1861年意大利统一后，宪法里直接规定“王国的首都只能是罗马”，可当时罗马还在教宗和法国军队手里。

好在意大利人比希腊人幸运，十年后就收复了罗马，把首都定在了这里。

这些例子都说明，首都已经不只是个政治中心，更成了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寄托。

现在再回头看那些著名的首都，像罗马、伦敦、巴黎、莫斯科、北京，最初其实都是文明边缘的小城。

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神圣的中心”，不是因为天生特殊，而是经过几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积累，才慢慢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座首都的诞生和神圣化，同样需要漫长时光的孕育。

了解完这些历史，再看中国古都数量的增加，就不会觉得只是“凑数”了。

每一座古都背后，都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智慧、经济状况和文化记忆。

它们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也记录了民族的变迁，这才是古都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