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翁丁的传统正在慢慢消逝。（受访者供图）
十多年过去，刘春雨镜头里的翁丁佤寨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
发展旅游的规划、搬迁政策的推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诸多事件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今天的翁丁——翁丁老寨成为景区，村民们搬到了没有火塘的新村，在老寨表演着他们的传统祭祀和日常生活。
这些剧烈的改变，是刘春雨初入翁丁时未料到的。2012年，当他第一次踏入这座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村寨，便被这里的原始气息打动。火塘不灭的温暖、神林肃穆的信仰、村民与自然共生的纯粹，都让他觉得找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近十年的时间里，刘春雨成了翁丁最频繁的访客，一度连续两个春节都在村里度过。他住进茅草房，帮村民干农活、处理生活琐事，从最初被称呼“刘导”的外来者，到渐渐取得了村民信任。对搬迁的疑虑、对旅游开发的纠结、对大火的惋惜，以及家庭里的琐事，村民们常会和他诉说。
刘春雨的镜头以老寨主、大摩巴等核心人物为主角，记录了翁丁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表现。他见证了翁丁因旅游开发而带来的改变，交通变得便利，村民通过卖土特产、接待游客赚到了钱，供孩子上学、给老人看病不再艰难。那时的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继续下去。他曾设想过纪录片的结尾：选择留在老寨的17户人也渐渐搬离，最终老寨只有继任后的寨主杨建国一人的身影。
谁也未曾料到，2021年的一场大火彻底摧毁了翁丁老寨，也打破了所有的平静与预期。四百年的茅草房、木质建筑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那些与老寨绑定的文化记忆、生活痕迹，也随之烟消云散。一切都被彻底改变，所有人搬离了曾经的家园。
翁丁人在老寨的生活，被刘春雨制作为纪录片《翁丁》。这些天，《翁丁》陆续在国际崭露头角，入围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并且斩获东京纪录片电影节视觉人类学竞赛单元宫本馨太郎奖。
但刘春雨始终觉得，比起获奖的纪录片本身，这九年间积累的海量拍摄素材更为重要，它们是翁丁人与老寨最真实的影像档案。
“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南方周末：翁丁佤寨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
刘春雨：2012年，我在云南大学的老师接到了央视《民族故事》的拍摄工作，56个民族各拍一集，一集50分钟，老师没接。我同学说咱们没活儿，接了呗。我之前也在央视待过，老师就同意让我当导演，他们做摄像。我的老师对云南各民族特别熟，他父亲以前拍过佤族，老师告诉我有个村子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叫翁丁，在临沧沧源，让我从那儿开始拍，先从边境往里走，采访完回昆明写本子就行。
当时老师说这个村子有寨主，当时不想当寨主了，但是村民都不同意，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感觉翁丁应该是个不错的纪录片选题。我把选题报到台里去，台里很快就同意了。结果去了发现寨主是因为生病才打算放弃寨主的职务，老人认为寨主必须身强力壮，才能保护村寨，给村寨带来好运。三四百年前，杨家人在这里落户建寨，世世代代都在当寨主，村民也认为寨主必须是杨家的人。
南方周末：翁丁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刘春雨：我第一次去是2012年10月，路程真的折腾。从昆明坐大巴，上午九点出发，得坐八到十个小时，下午三四点才能到临沧市，当天没班车去沧源县城，只能在临沧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坐中巴，路特别差，连二级路都算不上，晃五个小时到县城，再去村子还得看运气。有时候能搭村里小卖部老板的车，没有的话就坐摩托车、牛车、马车，我最长一次整整花了两天才到。那时候的路一会儿水泥，一会儿土，下雨还塌方，特别危险。
但到了村寨后，所有疲惫都没了。村民们生活特别纯粹，每天很早就起来干活，打开电视只放自己民族的歌，每家都欢歌笑语。我去谁家都能住，酒随便喝，歌随便唱，完全不用拘束。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特别虔诚，认为树有神、水有神、山有神，树绿了、水稻发芽了都是神在保佑，那种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外来者，你是怎样获得村民信任的？
刘春雨：信任都是慢慢建立的。刚开始他们都叫我“刘导”，不知道我真名，因为我那时候留着披肩发，老人都记得我这个形象。我那些年经常在村里住，一住就是六七个月，住的就是村民的茅草房，一间屋子放两张床，中间一个小桌子，门都没有锁，只有木头推拉门，晚上老鼠在房顶上跑来跑去，有时候还会把我的方便面、买的零食叼走，我都习惯了，还会掰点火腿肠放门口喂它们。
我不光拍片子，还帮村民干农活，插秧、割水稻，他们祭祀之前会提前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明天要祭谷魂，你过来拍吧”，老人去世了也会叫我去拍祭祀过程。翁丁的孩子来昆明上学、办事，我都去接送，帮他们找学校、找工作，村民来昆明看病，我也帮忙挂号、联系医院。有一次村民离婚，他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劝他媳妇……最感动的是老寨主的孙女总喊我“该回家了”，我2014年、2015年的春节都是在村里过的，慢慢就越来越熟悉。
南方周末：是什么支撑你自费拍了九年？
刘春雨：当时我在翁丁听说当地政府动员搬迁，觉得对于这个“原始部落而”言，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所以即使央视决定不拍了，我也打算自己留下自费拍摄。其实一开始以为时间不会拖那么长，村民说他们一年后就要搬走了，没想到2018年才真正大量搬迁，当时只剩下17户还留在老寨，也没想到后来在剪辑海量素材时，翁丁起了大火。
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是对这个题材的喜爱，二是村民的信任。我之前拍过普米族，当时就让我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翁丁是我见过民族文化体系最完整的村落，我想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外来人，我要尊重他们自己的生活，尊重这种纯粹，翁丁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当然也有想放弃的时候，尤其到后期制作的时候，钱花光了，欠了几十万元外债，最后只能把昆明的房子卖了，比较幸运的是当时还是昆明房价最高的时候，一下子让我缓解了不少压力。
经过多年的相处，刘春雨融入了翁丁人的生活。（受访者供图）
火灾发生前，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没了
南方周末：翁丁的旅游开发给村民带来了哪些变化？
刘春雨：大概2015年旅游就开始大规模发展了。为了方便游客前来，当地建了机场，还计划修翁丁隧道，原来两天的路程，现在坐飞机一个小时到县城，隧道打通后，原来将近两小时的路十多分钟就到了，直接到翁丁景区门口。
现在很不一样了，原来路边都是现代化的房子，穿过隧道之后，马上就到了翁丁景区，路边挂着牛头还有人头桩什么的，一下子就感觉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再走个一二公里，就全是茅草屋，两边是更多的牛头，真的就是那种“原始部落”的感觉。
路通了之后，村寨的变化特别大，越来越旅游化，也更商业化。刚开始村民挺欢迎游客的，因为游客带来的收益，让孩子们接受了教育，能上大学，当时三本一年学费一万多，老人看病也需要钱，他们需要赚钱。游客来吃一顿饭，杀只鸡就能给两百多，再加点小菜给三百块，比在边境小县城的工地上干一天赚五六十块强太多了。他们还卖茶叶、土特产，赚钱比以前容易，旅游确实带来了好处，村民对游客也很热情，他们希望游客能经常来。
旅游刚开始那会儿，有的村民连汉话都不会说，后来和游客接触多了，他们普通话也说得越来越好。
就像新大陆一旦被发现之后，外面人的人就带着各种符号来了，孩子们开始知道苹果手机好用了，人们知道唱歌、跳舞能赚钱，女孩子长大后可以做导游什么的。外面的人给他们出各种主意，说你应该去上海发展，去民族餐厅，那跳一次舞能给一千块钱……慢慢就会有变化。
这种变化也是正常的，一个纽扣背后是一件号称“现代化”的衣服，撕开一个小口子之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南方周末：纪录片里的老寨主为什么说大家“不听老人们的话了”？
刘春雨：在翁丁，大家都听老人的话，这是自建寨以来的传统。但是到了现代，越来越多人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老人的话不一定听了。遇到搬迁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都想去过更好的生活，这无可厚非，一些老人们想坚持自己的传统，留在老寨，但是听的人不多了。所以老寨主最后抽着旱烟念叨这句话。
其实影片里放了一些隐喻。游客去了，看到寨主的刀，问他是不是这个刀只能你来挎，那时候他很高兴，他多么希望别人能看到他自己的文化，他很自豪，拿着刀展示，说你看，那是当时抗日战争时，我唯一的武器。最后老寨主生病了，他只能躺在家里了，得知大家要搬走的时候，他有点神智不清了，他说，我的刀呢，谁把我的刀拿走了。其实刀就在他的褥子底下。那个刀又是象征着寨主的，后来他家里人怕他太冲动了，生病了糊涂了，刀就被拿走了，刀一旦被拿走，寨主也就只剩下了一个符号。
影片开始是所有没有搬走的村民们在一起立寨桩，很高的寨桩，寨桩象征着村寨的发展，越高越好，影片中间的时候，寨桩已经被外人重新设计了，“更粗壮一点”，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被大火焚烧过的寨桩，就那么孤零零的矗立在那儿。
南方周末：火灾发生前，老寨的原始风貌保留了多少？
刘春雨：火灾发生前，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没了。祭祀活动越来越少，年轻人也不愿意学了，就算有祭祀，也只是象征性走个过场，祭祀词都念不对。老寨已经变成了旅游景区，有开放时间，晚上会清场，拉木鼓这些原本一年一次的祭祀活动，变成了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的表演，就是给游客看的。2021年火灾发生后，老寨烧没了，对村民来说，不只是房子没了，更是精神家园没了。他们的根在老寨，火塘、神林、墓地都在那儿。
当时新村建设和老寨完全不一样，新村的房子是砖瓦结构，没有火塘。
佤族人信奉万物有灵，刘春雨想在纪录片中加入“神灵”的视角。（受访者供图）
人与土地的情感是最纯粹的
南方周末：你的纪录片拍摄了3户人家，为什么最终选择以老寨主和大摩巴为主线？后来纪录片中为什么只有老寨主出现？
刘春雨：最开始选了三户人家，老寨主、大摩巴和尼勒。老寨主是大头人，是村寨的核心，必须拍。大魔巴是与神沟通的使者，佤族是信奉万物有灵的民族，所有事情都要通过魔巴占卜，他能代表佤族的信仰体系。尼勒是偶然发现的，他能歌善舞，性格张扬，总在我镜头前晃，还说要上星光大道，我觉得他能代表年青一代，就拍他了。
我在剪辑的时候，和剪辑指导聊过。他说尼勒虽然有戏剧性，有转折有看点，但和片子整体气质不太符合。尼勒的故事太跳脱，会分散情绪表达，让主题不集中。大摩巴的素材其实特别好，他祭祀的时候特别神圣，表情、动作都像神的化身，还能完整念出古老的祭祀词，但如果把他的戏份加进去，片子就得将近四个小时，对于观众观影来说太有挑战了，所以最后决定先把核心放在老寨主身上，他更能代表村寨、代表这个民族。后来我打算以大魔巴这个人物单独剪一个片子，《众神之地》就是以他为主角。
南方周末：影片中加入了一段负片效果，这是为什么？
刘春雨：佤族本来就认为村寨有守护神，我也觉得翁丁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也是翁丁的母体，所以想加入一个“神灵”的视角，其实“神灵”这条线以影像和声音的形式贯穿这部影片的始终。
在翁丁的时候，大魔巴挺喜欢和我聊天，总跟我讲他的梦境，他说梦里没有其他颜色，人都是白的，而平时白色的东西在梦里都是黑的，我就想怎么呈现这种感觉，后来想到了负片效果，就像小时候看爸爸拿回来的胶片，人是白的，背景是灰色的，特别符合大魔巴梦境的氛围。
火灾的背景音我用的是2013年拍的一次失火的声音，和真实火灾的声音一样。原始社会对火是崇拜的，一开始我是想以火为主线的，但是后来我跟廖庆松老师（注：台湾剪辑师）聊的时候，他说小刘你看，纯粹以火为主线有点单，这个村庄和这个老寨主的命运是互为表里的，就是说以这个家庭为主线人的命运更好一点。
他问了我一句话，如果没有火灾，这个村子你还认为是存在的吗？我说没有火灾，其实这个村子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村子，村子承载的文化本真性已经消失了，最后只是一件观赏品。本来是一头大象，有他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结果后来内脏被掏空做成了一个很听话也不需要表达的标本，供大家观看。
大火带走了母体。所以说我是想通过这个叙事，来推动一种情绪往前走，那个负片的效果，当成一种情绪、一种预示去表达。
南方周末：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或事件，让你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刘春雨：我觉得是从老寨主去世开始，那是一个关键节点。老寨主的葬礼举办了三天，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我听见一公里外的新村传来唱歌的声音。一边是老寨的葬礼，悲伤肃穆，一边是新村的欢歌，那种对比太魔幻了。还有就是搬迁之后，祭祀仪式变得可有可无，年轻的魔巴念祭祀词念得断断续续，还念不准，村民自己都听出来了，但也没办法。原来的祭祀是发自内心的信仰，现在变成了应付。现在老寨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就是表演性质，它就是一个空架子，放着大家看，他们以前都是怎样生活的。
其实有一次《翁丁》的映后交流，一个观众问我，现在翁丁已经重生了、已经重建了，你为什么不拍？我说如果一个村寨的重建不是给村民居住的，那还叫重生吗？
南方周末：你觉得翁丁的文化会消失吗？
刘春雨：我觉得不会立刻消失，但走到今天这一步，等到老人们渐渐老去，有些东西可能会慢慢消失。
就说他们传统的祭祀活动吧，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听不懂祭祀词了，甚至没有机会看到祭祀了，即使看到也不会感到像原来那样的神圣。另外现实因素也会影响他们，谁家祭祀谁家付钱，比如家里有人生病，魔巴出来要祭祀几天，那一家人就得准备几天的食物给整个村的人一起吃，大病祭祀得杀猪，老人生一次病就得祭祀一次，一次就得花万把块钱，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可能半年的生活费用就没了。
我感觉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变，就是“发展”，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发展”就很关键，可能“停下来慢点走”也是一种发展，甚至“往回走”也是一种发展，发展是多维度的，并不单一是一个方向，选择和反思很必要，看看自己的来时路也很必要。
南方周末：翁丁是否改变了你？
刘春雨：我之前是做传统媒体的，并不会以电影的方式去做纪录片，这十年也一直在学习电影，想着还是以电影的方式做这部纪录片，希望是另一种呈现形式。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现在才理解了人和土地的关系有这么的亲密。这应该是人类生命里该有的那个样子。
我家是东北的，我生活在草原上，大学毕业，我就离开了东北，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的父母和土地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当我看到翁丁人，我其实也看到了自己父母当初的样子，有时候翁丁人连夜下着雨都要去种地干活祭祀，给我的感觉就是人真的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的。
人与土地的那种情感，是最纯粹、最美的，你看他们要歌唱花、歌唱草、歌唱太阳、歌唱树木、歌唱水，水稻长出来的时候，他们高兴的那个样子多好，他们有青苗节、祭谷魂、关门节、开门节、取新火……种地之前要祭祀土地，感谢土地让粮食长出来，收割之前要祭祀土地，让稻穗粒粒饱满。
南方周末：对于这部纪录片，你有什么遗憾？
刘春雨：主要还是有一些没拍到的。就像老寨主，当时我去的时候，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神智不清，还会喊妈妈什么的。假如当时能有更清醒的一种表达，我想可能会更好。不过，这个也不遗憾吧，纪录片本身就是有盲点的，影像之外要留有余地。
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大的价值就是记录，把翁丁佤寨近十年的变迁完整地记录下来了。它是佤族文化的珍贵档案，能让后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制度。我将来会把素材无偿捐给他们，因为十年之后，我认为素材比这个片子还重要。
未完成的心愿挺多的，首先是把欠的债还了。
然后是把第二部《众神之地》做出来，好好讲讲大摩巴的故事，他身上有太多珍贵的文化细节。还有就是希望更多人能通过这部纪录片了解翁丁，了解少数民族，了解当下的中国，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选择，也是尊重我们自己。
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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