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祠——墨痕深处是青天

出朱仙镇时，天是灰蒙蒙的，晚秋的旷野里，寒耕过的土地散发出一种湿漉而朴素的土腥气，混着路边草茬将枯未枯的青涩，随风往人鼻腔里钻。

待车子缓缓驶入开封城，那层历史的薄霭，仿佛忽然变得可触可感了。城墙是旧的，砖缝里却处处露出新补的痕迹，像一位沧桑老者穿着细心浆洗过的旧衫，干净，却掩不住岁月的经纬。

包公祠，便静静地泊在这座城的西南一隅，泊在一片名为包公湖的、沉碧如墨的水中央。一道白石长桥是唯一的通路，将人从岸上的市声熙攘里，悄然引渡向水心的那片肃穆。

桥不长，却像一道分界线。踏上桥头，市井的喧嚷便被水波滤得远了，淡了；及至走到桥心，四面是开阔的、近乎墨色的水，风贴着湖面吹来，带着水腥与凉意，人便不由自主地静了下来。那祠的轮廓倒映在水里，朱门、黛瓦、飞檐，被粼粼的波光揉碎，又拼合，恍惚间，不像是走向一座建筑，倒像是走向一个在水底沉睡了许久、刚刚浮上来的梦。

门是敞开的，并不如何巍峨，却自有一种端凝的气度。油漆是暗红的，彩绘是淡雅的，果然如资料所说，一派宋式的简素。跨过门槛，仿佛跨过了一道时间的门槛，外头是二十一世纪熙攘的开封，里头，却立刻被一种辽远而刚正的空气所包围。这空气是无声的，却又分明充满了声音——是那高耸的碑亭里无声的铭文，是回廊下仿铜铡刀闪着幽光的锋刃，也是每一个游客压低了嗓音的、带着敬意的议论。

大殿是祠的心脏。还未进门，先被那一片沉暗的庄严摄住了。

殿内光线是特意调暗了的，只在正中的高处，投下一束澄明的光。光里，便是那尊著名的包公铜像了。三米余高，重逾两吨，他端坐在宽大的椅中，蟒袍玉带的线条是硬的，是沉的；面庞是黝黑的，是铁铸的；长髯垂胸，一手按膝，一手似要抬起。最慑人的是那目光，并不看你，而是微微垂视着前方虚无的某一点，但那目光里的重量，却让每一个仰视他的人，心头都为之一凛。

这哪里是一尊铜像？分明是一座用民间最朴素的“青天”愿望，浇铸成的山岳。他两旁陈列的，不过是些极寻常的物件：粗瓷的碗，普通的砚，朴素的木俑，都是从包公墓中出土的，带着泥土深处的沉默。正是这沉默，与铜像那无形的雷霆之怒，形成了奇异的呼应。山墙上的彩陶壁画，描绘着他陈州放粮、审理冤狱的故事，龙凤纹饰的边框，将这位人间“阎罗”的威严，烘托得如同神祇，却又分明是人的面容。

如果说大殿让人心生敬畏，那么二殿，则更引人沉思。这里的空气似乎活泛了些，因为历史从传说与神化中，稍稍露出了它更为确凿的肌理。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中央那座《开封府题名记碑》。

灰扑扑的石碑，是北宋的旧物，上面密密地刻着一百八十三位开封府尹的名字与上任年月。我的目光急切地搜寻着，终于在中间偏下的位置，找到了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拯”。然而，这个名字之下，竟无端地凹陷下去，形成一道光滑而幽深的沟痕！一位热心的老者见我凝神轻声对我说，这是近千年来，无数瞻仰者用手指一遍遍抚摸、指点留下的痕迹。

我屏住呼吸，也伸出指尖，轻轻地、郑重地触碰那道凹痕。石质是凉的，可那凹陷处却仿佛有一种温热的悸动，从北宋的熙宁年间，顺着无数陌生而温热的手指，一直传到我的指尖。这不是雕凿，是民心；不是磨损，是铭记。一个名字，被千万人的手指从冰冷的石表中“抠”了出来，印进了时间的血肉里，这是怎样的力量？

殿内另一侧，镌刻着包公那则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言辞如铁，斩钉截铁，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我默念着，想象着一个家族的掌舵人，在油灯下，用如此绝决的笔调，为子孙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的“界河”。这训诫的严厉，甚至透着一丝冷酷，可在这冷酷的背后，我仿佛看见了一种更为炽热的东西——那是对“清白”二字的珍视，珍视到宁可绝后，也不愿其被玷污。这份近乎执拗的坚持，或许比他断过的任何奇案，都更能照见他灵魂的底色。

东西配殿里，展示的是更为通俗的传奇。三口硕大的铜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闪着冷冽的光，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随时会跃起，执行那跨越时空的正义。

群体蜡像“铡美案”栩栩如生，包公的怒，秦香莲的悲，陈世美的惧，凝固在逼真的场景里，成了道德戏剧最经典的定格。这些，自然是民间想象的狂欢，是百姓在无力现实中，对“天道”与“王法”完美结合的一种艺术寄托。在这里，包公已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官员，他成了符号，成了工具，成了一个民族集体心理中，关于公平正义的最畅快淋漓的宣泄口。

从殿宇的森严中踱出，转到祠东的园容景区，心情才为之一松。这里有小桥流水，有嶙峋奇石，绿意葱茏。假山瀑布泻下清脆悦耳的水声，冲刷着石雕的百龙亭。而在花亭之下，静静卧着一口井，名曰“廉泉”。井口石沿上的绳痕，深得惊人，像岁月刻下的年轮。关于它的传说颇有些神异的色彩：清官饮之甘冽，贪官饮之苦涩。这自然是美好的附会，是百姓将一种抽象的“清廉”品质，物化在一口实实在在的井水里，仿佛这样，那难以捉摸的“正气”，便有了品尝与检验的可能。我俯身看着那幽深的井口，里面只映出一小片天空和我模糊的倒影。我没有取水来饮，心中却想，这口井真正的作用，或许不在于检验饮者，而在于时时提醒来此瞻仰的为官者与百姓：人心如镜，亦如井，是非曲直，自有那最朴素、也最永恒的度量在。

立于“廉泉”之侧，清冽的井气仿佛渗入思绪，令我想起中国文化深处另一座更为古老的精神峰峦——孔子。昔年夫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这与包公祠前这口以“廉”为名的水井，虽然一拒一纳，形式相异，其内核却同出一源：皆是士人心中那条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一种近乎洁癖的精神自律。孔子与包拯，相隔千年时空，却在精神图谱上遥相呼应，以其各自的“偏执”，共同夯筑着这个文明关于“清白”的底线。

离去时，仍是走过那座白石长桥。回头再望，包公祠已渐渐与暮色中的包公湖融为一体，只剩下一抹深沉的剪影。湖水依然墨绿，沉沉地，像是化不开的浓墨。而我的心中，却清晰地印着那碑上深深的指痕，和家训里铁划银钩的字句。忽然了悟，这座重建不过数十年的祠，它的生命并非来自于那些仿宋的梁柱，而是来自于这湖水般深沉的民间记忆，来自于那指痕般历久弥新的集体渴望。包公或许早已化作史书里几行简略的文字，但他所象征的那种对“清”与“正”的极致追求，却像这口“廉泉”一样，在这片屡经黄河泥沙掩埋又不断重生的土地上，始终未曾干涸。那墨色的湖水，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深藏的底色，而那一点“青天”的渴望，便是这浓墨底色上，永不泯灭的光。

这微光，也蓦然照见我心中的另一层思索。我曾在了有一篇游记散文里写道：“一个民族的忠义信条，若需长久地寄托于一尊土木形骸来传承，这究竟是对精神的虔诚守护，抑或折射出现实中自律的匮乏？”此刻，面对包公祠的香火与传说，这疑问再次浮现。中国人对包公故事的世代演绎、对“青天”的深情呼唤，是否也同样映照出一种深刻的民族心结？那是对明镜高悬、法理昭彰的理想秩序的渴求，是在世事复杂的现实中，对一种绝对公正的、父亲般权威的无尽向往。这渴望如此炽热，以至于必须将它塑成神像，编入戏文，刻入民心，在一次次的传颂与跪拜中，寻求某种慰藉与确认。

想到这里，我不仅为我们这个民族感到悲哀，不知何时我们才能从明君廉（贤）臣的旧梦中醒来。

告别包公祠的庄严肃穆，以及那湖水深沉的碧绿之色，我仿若刚刚从一卷字迹工整、法度森严的判牍间缓缓抬起头来。此刻，我的心神依旧沉浸在那铁面长髯、正气凛然的包公形象之中，一时竟难以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