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雷圣初
出兰溪城往西南行至游埠镇，镇北约四里，便是寺基村。村名来得直白——有寺的基址，却没有寺。
春日的午后来这里，田野间油菜花开得正盛，几处农舍散落在平畴之上，远远望去，不过是浙中乡间一处极寻常的村落。走近了，偶尔能在田埂边、墙角下看到几块残砖断瓦，颜色发青发黑，带着些年代的痕迹。老人们说，那是老底子寺院留下来的东西，翻地的时候时常碰到。
这里就是兜率寺的遗址了。“兜率”二字，出自佛经“兜率天”，义为知足、喜足、妙足，谓“受乐知足而生欢喜之心”。一座以“知足”命名的寺院，在金华兰溪的田野间，存在了一千两百多年，又消失了几百年。它经历过东晋的初建、唐代的敕毁、宋代的改名、明代的最后钟声，最终坍圮于无人知晓的黄昏，将所有的记忆封存在一片庄稼地底下，封存在一个叫“寺基”的村名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寺基村的名字，是兜率寺留在世上最后的一行碑文。
东晋义熙二年，也就是公元406年，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刚过，前秦瓦解，北方战乱不休；而在江南，会稽王司马道子、桓玄等人的权力斗争起起伏伏，谢安已死，刘裕正在崛起。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一位名叫胡凤的官员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把自己的宅子捐出来，建成一座寺院。
据《生塘胡氏宗谱》与唐咸通九年《太傅胡公置寺记》记载，胡凤，字世鸾，东阳人，曾任东阳太守，官至左散骑常侍、辅国大将军、太傅，是东晋后期当地望族代表人物。胡凤晚年“辞荣不让于二疏，知足式依于元老”——意思是说他主动退让功名，效仿西汉疏广、疏受叔侄功成身退的先例，不为世俗的荣华所累。他“厌伐冰之贵，攀定水之宗；悟万世皆空，叹三生若幻”，看透了官场的浮华，转而向佛门寻求精神的皈依。
于是他做出了那个重大的决定——“以晋义熙二年正月，舍所居为和安寺焉”。和安寺，就是兜率寺最初的名字。
这还不够。他的夫人吕氏，是九江太守吕凯的女儿，“柔明淑丽，姻族惟高”，也在同一天把自己的西庄捐了出来，建了另一座寺院，名五福寺（后来改名灵曜寺）。夫妻二人同一天舍宅为寺，这不仅在东晋的佛教史上罕见，在任何时代的佛教史上都算得上一段佳话。一种信仰，两种奉行；同一份发愿，两座殿宇。这样的故事，不必太多修饰，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
建成后的和安寺，“尊像端严，塔庙宏丽，由浙而左，香刹之盛，莫之偕也”。在当时的浙江西部地区，和安寺是规模最大、最为兴盛的佛寺之一。它“门接三衢，途通百越”——门前的大路西通衢州，南达福建、广东，南北商旅往来不绝，交通十分便利。“法众云集，供具日臻，长夏讲筵，无时暂辍”——寺院建成后很快成为一方佛教重地，僧众云集，长夏讲经，从未中断。
而从和安寺的位置来看，这里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寺院。寺院门前的道路“东有三河戍军事要塞”，也就是说它的东面正是唐代设置三河戍的地方——唐咸亨五年（674年）兰溪在此建县，游埠始属兰溪。而游埠本身，“早在唐初就建有码头，历来是浙赣闽皖交界处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交易地、商埠重镇，素有‘钱塘江上游第一埠’的美誉”。一座香火旺盛的寺院，一个商贾云集的码头，佛门的钟声与码头上的号子声，在衢江两岸交织回响了几百年。
自东晋义熙二年建寺后，直至唐代中期，和安寺相关文献记载较为稀疏。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推行灭佛政策，本地寺院或受波及，但暂无实物与文献佐证其被毁；至唐咸通九年（868年），明州鄮县县尉邵朗写下《晋太傅胡公置寺记》，才重新将这座寺院拉回了历史的视野。
而这个空白之所以会被填补，全因一场劫难。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中国佛教史上最惨烈的灭佛运动发生了。唐武宗下诏“沙汰僧尼”，全国范围内拆毁寺院，僧尼还俗，和安寺与胡凤夫人所建的灵曜寺也在劫难逃，“并随而废焉”，寺中原有的碑铭也被全部砸碎销毁。胡凤舍宅为寺四百三十九年之后，这座“由浙而左，香刹之盛，莫之偕也”的宏伟寺院，被夷为一片废墟。
然而佛门的运气并未断绝。仅仅七年之后，唐宣宗即位，改变了宗教政策，“重降德音，再许置寺”。大中六年（852年），大理卿温璋在婺州任上“持表奏论，恩赐寺院之额”，和安寺在原址上重建，并奉敕改名为“兜率寺”。重建的工程进行得很快，“营构堂殿，不月而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殿堂就重新立了起来。“尔后寻复寺名”，寺院又恢复了往日的规模。
不过寺名的演变还需要多说一句。在不同的文献中，大中六年重建时改称“兜率寺”和北宋祥符九年敕改“兜率禅寺”两种说法并存。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兰溪知县史温作碑记，明确记载了“北宋祥符九年九月敕改兹额（兜率禅寺）”。很可能的情况是，会昌灭佛前寺名一直为“和安”，“兜率”的名号始于大中六年重建，“兜率禅寺”的正式敕改则在北宋祥符年间。无论如何，从晚唐到北宋，从“和安”到“兜率”，寺名变了，但胡凤当日所奠下的佛缘不曾断过。
而就在会昌灭佛的劫后余波中，兜率寺迎来了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僧人。
唐大和六年（832年），就在会昌灭佛的十三年前，金华兰溪登高里（今游埠镇仰天田村）一个姓姜的书香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姜休。这个孩子“家传儒素，代继簪裾”，本应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然而命运另有安排。七岁时，家道中落，父母将他送到了离家不远的和安寺，给圆贞禅师做童侍，法名贯休。
关于贯休的童年，《宋高僧传》有一段简洁而传神的记载：他“日诵《法华经》一千字，耳所暂闻不忘于心”。他在寺里与另一位小沙弥处默“邻院而居，每隔篱论诗互吟寻偶对”——两个少年隔着一道篱笆墙，你来我往地对诗联句，僧人见了都十分诧异。
大概所有关于贯休的传说中，最令人神往的就是这一幕了。田野寺院，晨钟暮鼓，两个少年隔篱论诗的景象，听上去不太像是晚唐乱世的故事，倒像是某个太平盛世里书院才有的雅事。
长大后的贯休走出了和安寺，开始了他云游天下的一生。他到过钱塘，吴越王钱镠要他改诗，他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耶”，拂袖而去。他入蜀之后，蜀主王建赐他紫衣，封号“禅月大师”。他写过“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豪句，也写过“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的自嘲。他善草书，时人比之怀素；他画罗汉，“梦中所睹，觉后图之”，形貌奇古，“殊不类世间所传”，被称为“应梦罗汉”。
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贯休身上那种特立独行、不随俗流的气质，与兜率寺这个名字隐约呼应——“知足”并非安于现状，而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七岁在寺院的青灯古佛下打下的底色，贯穿了他此后一生的行迹。
《宋高僧传》记载他七岁投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这大概是兜率寺历史上最确凿的一笔记载。贯休一生云游四方，但又数次往返故里，“好像家乡就是一个心灵的港湾，过一段时间便要回归”。对这座寺院来说，贯休的存在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源头。后来人们寻访和安寺的脚步从未停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贯休。
走过五代十国的烽烟，兜率寺在宋代迎来了新的面貌。
北宋祥符九年（1016年）九月，朝廷下敕，将和安寺正式改额为“兜率禅寺”，从此“兜率”二字便正式刻在了寺院的匾额之上。宋代的游埠已是人烟稠密、商业繁华之地，史称“游埠市”，镇上开设了多处手工业作坊，兜率寺在这段岁月里依然安然无恙，继续庇佑着一方百姓。
到了明代，兜率寺虽然已不如晋唐时期那般盛极一时，但寺院尚完好。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范氏族人范尚忠的幼弟范尚文遇害，范尚文之妻“方氏割田四十亩入兜率寺，每岁追荐五人之灵，刻有碑刻在寺”。一位失去丈夫的女子，把自己的四十亩田捐给了兜率寺，请寺僧每年为亡者超度追荐。四十亩田地不是小数目，它说明至少在明初，这座寺院在民间仍有很强的感召力；它也说明，对那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而言，寺院的钟声是比世间任何东西都更可靠、更值得托付的慰藉。
兜率寺真正迎来最后的辉煌，是在明嘉靖年间。范仲淹的后裔范华邦，“学富五车，名高一世”，考中秀才后不求仕进，在兜率寺的精舍中设帐讲学。他的学生中出了两位大人物：一位是进士金豪，官至常州知府、江西按察司副使；另一位更加了不得——唐汝楫，后来高中状元，是整个兰溪历史上唯一的状元。
唐汝楫的父亲是明代名臣唐龙，官至兵部、刑部、吏部尚书。但父亲的名位并没有让唐汝楫懈怠，他自幼奋发读书，“凡诗礼百家无不了然”。嘉靖二十九年殿试，他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高中状元，震动朝野。一介书生在古寺中寒窗苦读，最终金榜题名——这故事固然带有科举时代特有的功名色彩，但它也为兜率寺的晚景增添了一抹余晖。
然而那也是这座千年古寺最后的亮色了。
明末，兜率寺坍圮。“明末塌圮”——这四个字在方志中只用了一瞬间便被写定，但寺院真实的衰落过程恐怕要漫长得多：先是香火渐稀，然后僧人星散，然后殿宇失修，然后瓦片开始往下掉，梁柱开始朽蚀，野草蔓上台阶，再也没有人来拔。终于在一个早已无人记得的黄昏，最后一堵墙轰然倒下，一座走过一千二百多年风雨的寺院，就这样消失在浙中的田野之中。
寺院塌圮了，范华邦的后人搬进了寺院的基址。“厥后兜率寺废，公即其遗址居焉”——范华邦被尊为“梅林孟房寺基始祖”。后来，范仲淹的另一支后裔范正路的子孙也迁居至此，在寺院的地基上筑室而居。曾经供奉佛像的殿基上盖起了民居，曾经梵呗声声的精舍变成了寻常人家的厅堂。
从那个时候起，这里不再叫兜率寺，人们开始称它为“寺基”。前店郎自然村的郎姓先祖于宋淳熙年间迁入，“在和安寺前开设店铺”，可见早在宋代就已有村落围绕寺院而生。只是当寺院消失之后，“寺基”两个字便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精确的标记——地名从来不会说谎。
兜率寺碑是少有的留存至今的实物。这块碑石最初立在寺内，寺废后被人移至水亭畲族乡生塘胡村的胡氏宗祠。碑的正面是邵朗撰于唐咸通九年（868年）的《太傅胡公置寺记》，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重刻；背面是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刻的《兜率寺开堂疏》。一碑两面，跨越两百年时光，记录了寺院的缘起与传承。可惜“XX时期此碑被涂抹破坏，字迹已漫漶不清”。在寺基村的田野里，偶尔还能发现一些宋明的砖瓦和器物碎片，它们和这块残碑一起，构成了兜率寺最后的物质遗存。
寺前旧有古桥，俗传与和安寺同期修建，旧称和安桥、兜率桥；古桥屡遭水患损毁，清嘉庆年间由裘氏族人重新修建，更名天福桥，名称沿用至今。此桥，是村中为数不多的清代古建筑之一。
当代人对兜率寺遗址的考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完成。兰溪文史学者童俊伟先生撰写了《和安寺遗址考略》，“以深入的走访、翔实的文字与严密的逻辑，考定和安寺遗址在今兰溪市游埠镇寺基村村间及其周围。‘寺基者，即和安寺之基址’，成为定论”。此次考证结合了地表遗存砖瓦、古碑方位、地方族谱等多方线索，最终确定古寺遗址范围。
自此，一千五百多年的谜团，终于尘埃落定。
民间素来喜爱将古迹与古典传说相结合。寺基村、游埠一带，也流传着本地古寺关联《聊斋志异·聂小倩》的说法。
《游埠镇志》中确有关于兰若寺的记载：“古兰若，又名桥头殿。坐落潦溪桥头”。有人据此推测，兜率寺周边在清代或许确有一座名“兰若”的小庙，后来被附会进了《聊斋》的故事体系。
但严格考证起来，《聊斋志异》原文写的是“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说故事发生在金华城北，游埠在城西南方向，方位对不上；殿塔壮丽的描写也像是城里的寺院，不像是乡间小庙。
然而民间的想象力从来不需要考证。于是一个东晋古寺的遗址，便在口耳相传中与蒲松龄笔下的鬼寺悄然重合，衍生出属于游埠人自己的《倩女幽魂》。这当然不是信史——但传说本来就不是信史，传说是民众用另一种方式为消失的事物招魂。
如今，游埠古镇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浙江省四大千年古镇之一，以“江南第一早茶街”闻名遐迩。古镇的老街上，有贯休祖庭、郎静山纪念馆、古玩城、酱坊和茶馆，游客如织，烟火气十足。贯休祖庭在古镇的一条小巷之中，青石板路，粉墙黛瓦，院门虚掩，一推门，便仿佛进了另一重天地。小院清幽，立着一尊贯休的石像——一个清瘦的老僧，垂眉敛目，神情安详。殿内墙上嵌着《十六罗汉图》的摹本，线条简劲古拙，罗汉们“或倚松，或傍岩，形貌奇古”，仍然带着千年前“应梦罗汉”的神韵。
这处“贯休祖庭”，距离真正的兜率寺遗址不过几里路，是游埠人为纪念这位从本地走出去的诗僧而修建的。人们在这里可以寻到一丝兜率寺的文脉与气韵，尽管真正的千年古刹已化为田垄。
不知那些在祖庭中焚香参拜的游客，有几人知道，不远处还有一个叫寺基的村子？有几人在早茶馆里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之后，会走到那片油菜花田里，看一看那些散落在泥土中的残砖断瓦？贯休祖庭是热闹的，有香火、有石像、有摹本的石刻罗汉；寺基村是静默的，只有村名还在说话。
可正是这种静默与热闹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兜率寺全部的魅力。一座寺院可以消失，但建寺者的发愿、七岁少年隔篱对诗的声音、寺院精舍中的朗朗书声、孤独女子捐田时心中默念的名字、民间的鬼狐传说——所有这些，比砖石更持久，比碑刻更清晰。
一千多年前，胡凤在决定捐出宅子的那一刻，念了一句“悟万世皆空，叹三生若幻”。万世确实空，可有些东西终究还是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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