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铁塔，立在聊城古运河西岸，不高。
远看，只是一抹乌黑的影子。走近些，才看清那是锈——是整片整片的、深褐色的锈，像是从铁里面长出来的皮肤，一层覆着一层。
游客来聊城，都要看看这座塔，可究竟看它的什么呢？
看塔，先要看这锈。
这锈，不是腐朽，是时间的包浆。仔细辨认，能看出两种颜色：深的，近乎墨色，那是宋代的原铁，表面有细细的氧化纹路，像老人的掌纹；浅一些的，带着灰褐，那是明代补铸的痕迹。两种锈色交错在一起，如同一本翻旧了的史书，不同年代的墨迹，洇在泛黄的纸页上，各有各的来历。
再近些，绕塔一周，要看那接缝。
塔是分段浇铸的，数十块生铁构件像积木一样叠起来，用铁榫固定。宋代的工匠，竟有这么超前的念头——模块化建造，可替换，可维修。那些接缝，有的严丝合缝，过了千年依然咬得紧紧的；有的却对不上，上下两层之间的斗拱和腰檐，线条忽然断了，像一首曲子唱走了调。
这便是1973年重修时留下的那道永恒的遗憾。
1937年夏天，地震、台风接踵而至，塔倒了上面八层，构件散落一地，锈了整整三十六年。
等到重修时，有一整层的构件再也找不到了。工匠们只能凭经验把剩下的重新组装，于是有了这错位的接缝。
这就是原本13层的铁塔，变成了12层的原因。
从下往上，十二层塔雕刻着不同的故事，这需要用心才能读出来。
塔基。那石砌的须弥座，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
蹲下来，仔细看那些浮雕。有孔雀，有麒麟，有龙凤，是典型的中原祥瑞。可再往中间看，那些伎乐人物却不一样了——高鼻深目，穿着窄袖胡服，有的戴着尖顶帽，有的顶着卷檐冠，手里拿着曲颈琵琶，吹着筚篥（bì lì），姿态是旋转的，衣带是飘飞的，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石头里跳出来。
在佛塔的基座上，为什么刻着胡人的乐舞呢？
早在宋代之前，聊城已经被黄河水患驱赶了不止一次。五代时，旧城被水冲毁，县治迁到了巢陵。到了北宋初年，巢陵城也毁于水，这才迁到了现在的地方。
一座城，被黄河追着跑了上百年，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人们为了镇住水患，于是建了这座铁塔。
这一带，当时是宋金交界，那些北来的工匠，把他们熟悉的人物形象刻在了佛塔的基座上，而汉族匠人，用他们从北宋延续下来的铸铁技艺，浇铸了塔身。
这座塔，是南北文化碰在一起、熔在一起的结果。
可铁塔镇住了天灾，却没镇住人祸。
1128年，金兵犯宋。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挡金兵，下令在河南滑县扒开了黄河大堤。结果，洪水卷走了超过二十万条性命，让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更让黄河彻底改道。
更讽刺的是，这洪水最终拦住的不是金兵，而是正在浴血奋战的岳家军。因洪水泛滥，岳飞不得不撤兵南返，北伐功亏一篑。
那些日子里，这座铁塔已经矗立在聊城大地上，它一定看见洪水漫过田野，看见百姓流离失所，看见一支士气正盛的军队被迫退却，看见一个王朝在中兴前夜被命运绊倒。
或许它更没想到的是，七百多年后，这一幕又重演了。
1938年，郑州花园口，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大堤。又是阻挡敌军，又是“以水代兵”，又是洪水滔天。这一次，死亡人数是八十九万。
相隔八百一十年，从杜充到蒋介石，从南宋到民国，历史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完成了复刻。
明代永乐年间铁塔曾经倒塌，天顺年间由东昌府官方佛教事务机构“僧纲司”的主管性深，隆兴寺住持祖崇、僧人德宁共同发起募捐重修。
如今看到的铁塔，是1973年重修的，为防止水浸，位置从原洼地向西北高地迁移了7米，下面还加了边长7米的基座。
这次重修并没有过度修“新”，但受限于当时的认知，修复时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遗憾：一是直接铸死了塔顶；二是向中空的塔身内灌入了水泥，导致铁塔失去了分层拆卸维修的可能，为后来的保护留下了难题。
如果来看铁塔，你可以绕着塔慢慢走，数一数那十二层塔身，分辨一下，到底缺少了哪一层，看一看须弥座上的胡人乐舞。如果运气好，赶上清晨或黄昏，水汽升起来，缠着塔身不肯散去——那就是著名的聊城八景之一，“铁塔烟霏”。
细看这座塔，您看到的会是北宋的黄昏，金代的风沙，是杜充决河后咆哮而过的黄水，是岳家军隔水相望的中原故土，是八百年后花园口决堤时那八十九万亡魂的呜咽。
它是聊城先民从水患中逃出后，用尽力气砌起的一个愿望，是乱世里不肯熄灭的一炷香火。
塔在，那炷香就一直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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