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时分的武威，街巷里还悬着未收的红灯笼。
我站在文庙南端那堵高大的“万仞宫墙”下，腊月的风从墙头掠过，卷不起任何声响。墙是朱红的，六百年来都是这个颜色。墙正中本该是正门的位置，没有门。
不是毁坏了，是从未开过。
武威不出状元，正门便永远不开。这是祖制，也是宿命。我绕道东侧“义路”进去时回头望了一眼——那堵沉默的红墙像一道凝固的诏书，把这个边塞城池的遗憾与骄傲，一并封存在了明正统二年的某个清晨。
进门后我先去了东路的文昌宫。
桂籍殿的檐下，黑压压悬着四十多块匾额，从康熙五十七年一路挂到民国，层层叠叠像时间的鳞片。我仰起头，脖颈发酸，却舍不得低下。
最旧的那块是“万世文宗”，康熙年间的扬州人范仕佳敬献。三百多年前，这位从江南来的官员见凉州子弟“明秀好学”，于是筹粮草、减赋税、修文庙，最后积劳成疾，死在了任上。凉州百姓为他立了祠堂，又过了一百三十二年，当地学者李铭汉为他写了碑记。
我从匾下走过时想，什么叫文脉？不是一人登科、光耀门楣的瞬间迸发。是一代人的鞠躬尽瘁，被下一代人记住；下一代人的笔墨，又被再下一代人摩挲、传抄、刻进木头里。如此往复，六百年不绝。
另一块匾额叫“书城不夜”，道光年间的旧物，与“聚精扬纪”一同被收入《中华名匾》。这四个字写的是文昌宫曾经的灯火——据说当年儒生们在此夜读，烛光彻夜不息，远远望去，整座桂籍殿像一座不夜的书城。我抬头端详那四个字，楷书，金粉已黯，却仿佛仍能照见数百个寒夜里，那些埋头于经卷的年轻背影。
武威带“武”字，可这一刻，这座城里最明亮的，是文火。
穿过“云路”小门，我从中轴线踏入孔庙。
泮池如半月，横在棂星门前。池上那座石拱桥叫状元桥，桥身不高，却是我今天见过最长的距离——六百年了，没有一个凉州书生能走完它，跨进大成殿去祭拜孔子。
棂星门的四根通天柱直贯牌楼顶部，传说这是接引文曲星的神道。我站在门下抬头，柱子很高，高到让人觉得天庭近在咫尺，而功名远在天涯。
可奇怪的是，我没有在这里读出任何沮丧。
两晋时中原板荡，大批士族携经籍西迁，河西走廊成了儒家学术的避难所。陈寅恪先生说，此地“承前启后，继绝扶衰”。大唐盛世的文官们，读的是凉州人抄录的经卷；宋代汴梁的太学生们，习的是河西儒生批注的章句。武威没有出过状元，但天下状元的书架上，或许都有一册来自凉州的旧简。
所以正门不开，并不是失败。是这扇门从一开始就不必开——这座庙宇真正的正门，不在南墙，而在每一卷被保存下来的经书里，在每一盏不灭的夜读灯火里，在每一次边关烽烟起时，仍有人俯身写下汉字的姿态里。
大成殿是明正统年间的旧构，重檐歇山顶，鸱吻螭兽俱在。殿内奉着至圣先师，两旁是四配十二哲的木主。阳光从棂格隔扇斜斜漏进来，照着“万世师表”匾额的下缘，光线里浮动着极细的尘埃。
我站了很久，忽然想起创建文庙的那个人。
徐晞，江苏江阴人，兵部右侍郎，正统二年镇守凉州。他本是个武官，奉命来守边塞。可他看到戍卒子弟“明秀好学”却无处读书，便上书朝廷，以军士之暇、取材陶甓，生生在铁马秋风的凉州城里，立起了一座孔庙。
五百八十七年后，我站在这座由武将奏建的儒学殿堂里，听见尊经阁翘角的风铃叮当作响。那声音很轻，像在问：什么是真正的武功军威？
也许不是征服了多少城池，杀退了多少敌军。而是在戍守的间隙，还有人记得为这片土地埋下读书的种子。
离开时我又经过那扇未开的正门。
红墙依然沉默，可我已不再为那扇不开的门遗憾。武威的文治，从来不需要状元来加冕。它的荣耀写在桂籍殿的匾额里——“聚精扬纪”，聚天下英才，扬千秋纲纪。它的风骨刻在那些没有走过状元桥却从未停止夜读的书生背影里。
六百年无状元，六百年灯火不夜。
这堵万仞宫墙，锁住的只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门；而门里那些穿过漫长岁月仍未熄灭的光芒，早已越过高墙，照亮了整个陇右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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