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踏空”，户外爱好者小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非核心保护区的未开发野山上。
这场本应充满挑战与美景的“征服雪山之巅”探险，因五人忽视山脚那块醒目的红色警示牌——“未开放区域，禁止擅入”，而演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出发前，小王在群里满怀期待地畅想：“听说山顶的日出能让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
然而，如今他的亲属却泣不成声：“他是我家的独子，我们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当“说走就走的探险”屡次触发危机时，我们不得不深思：结伴同行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征服自然”的豪情，是否应让位于“敬畏生命”的底线？
“一步踏空”后的生死相隔
2025年6月，阿石、阿明、阿力、阿花与小王五人相约挑战一处未开发的野山，计划穿越未开放区域抵达顶峰。
出发前，几人曾在社交媒体分享行程：“征服成都之巅！”“原始秘境，绝美冰川！”配图中，雪峰在晨光中闪耀，却无人标注“此处禁止擅入”的警示。
6月30日清晨，阿力和小王从营地先行出发。然而，14:40之后，小王在群里再无动态。随后，三人开始在山上焦急寻找，并辗转联系二人亲属报警。
搜救持续两天，7月2日，当队员找到瑟瑟发抖的阿力时，他描述的场景令人心碎：“小王踩碎了表层冰壳，我伸手去抓，但只碰到他的背包带。”
事后勘查发现，案发地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未开放未开发区域，地形复杂，冰川裂缝、暗冰区密布，且正值雨季，局部区域雪崩风险极高。
事发后，小王亲属无法接受“同伴结伴却未能阻止悲剧”的事实，向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同行四人承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费用。
“他是家里的独子，我们至今不敢看他的照片。”小王的亲属表示，“五人共同决定进入危险区域，同伴理应相互提醒、救助。”
被告四人则满心愧疚与委屈：“我们劝过他别走未开放路线，但他坚持说‘有经验’‘以前走过’。”
一场冒险的代价“清算”
案件审理期间，承办法官方云没有急于开庭，而是先走进了双方的生活。她查阅案卷材料，得知小王是家中独子，上有年迈多病的父母，下有年幼的两个孩子；她也翻看了五人过往的聊天记录，发现他们原是因徒步活动通过网络结缘的小伙伴。
2025年9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的温情调解室进行了第一次调解。小王母亲握着照片哽咽地说：“你们是一起去的，怎么把他一个人留在了山里？”阿石双手紧握：“阿姨，我们尽力了，山上风雪太大，地势险峻，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场面凝重，调解陷入僵局。
第二次调解，方云带来了一本从五人社交账号收集的相册——里面全是他们往日并肩登山、帐篷前举杯、日出下大笑的合影。法官轻声说：“我看得出来，你们曾经是很重要的朋友。”
阿力看到一张小王递给他登山杖的照片，突然掩面哭泣。
转折发生在第三次沟通中。
11月，方云前往小王家中，与他父亲对坐长谈。老人拿出儿子从小到大的徒步登山笔记，扉页上有一行稚嫩的字：“山教我勇敢，也教我小心。”
在与阿力等人沟通时，方云播放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纪录片，并展示了那本笔记的复印件。她缓缓说道：“小王笔记里写着‘山教我小心’，可惜那次，你们都忘了。”
阿力接过笔记，翻到最后一页——此行计划草图上写着一行字：“这次也要一起平安归来。”
“我们真的没想到……”阿石哽咽道，“我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登山。”
“但生命从来没有‘普通’二字，”方云语气温和而坚定，“这份记忆太过沉重，而活着的人，如何能告慰逝者，并带着这份记忆更好地活下去。”
她引导双方从“谁该负责”转向“如何告慰”。最终，四人自愿承担一部分经济补偿，并同意参与户外徒步安全警示公益宣传活动。
签署调解书时，小王父亲拍了拍阿石的手臂：“好好活着，别再去危险的地方了。”
敬畏之心，是最好的登山杖
这起案件并非孤例。中国登山协会数据显示，低海拔登山、徒步、穿越的事故数量连续两年占户外事故总数的80%以上。
“近年来户外探险事故频发，此类纠纷的核心争议往往在于‘同行者的义务边界’。”方云说道。
成年人自愿参与高风险活动属于“自甘风险”，原则上需自行承担后果；但若同行者存在明显过错（如明知危险仍鼓动参与、发现险情不救助），则需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同行者虽未实施积极加害行为，但作为共同参与者，仍应遵循基本道德准则——比如提前告知风险、保持必要联系、发现异常及时施救。
户外爱好者在组团出行时，应尽量选择正规线路、聘请专业向导，提前购买保险，并通过书面协议明确责任分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队友负责。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云海依旧翻涌，野生大熊猫的足迹依然隐现于密林。这场调解或许无法抹去亲属的伤痛，却为所有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当我们仰望雪山之巅时，请记得低头看看脚下的路——那里不仅有风景，更有法律的红线、生命的重量，以及人与自然永恒的约定。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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