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下旬,京广线上一列南下的专列在夜色中疾驰。车厢里,73岁的毛主席披着浴巾,正兴致勃勃地同身边工作人员谈水流、水温和江面风向。谁也没想到,两天后,老人家会冒出一个新念头——“长江都游腻了,该去三峡换换口味”。一句话,把整套警卫系统推到了风口浪尖。
毛主席与水结缘极早。韶山冲的两个小塘,让少年毛泽东第一次感到水的包容;湘江的急流,则让青年毛泽东体味到搏击的畅快。到了延安,他改用冷水浴保持体魄;新中国成立后,只要公文一放下,游泳池、江河湖海便成了他的“第二办公室”。
1956年5月,主席第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这一回合,本来已叫罗瑞卿和王任重紧张得睡不着觉。可老人家说走就走,当天就下水整整二十里。岸上人急得团团转,他却飘在水面上打趣:“再来俩馒头,还能再游俩钟头。”那次之后,他的游程、配速、心率都被医务人员详细记录,却依旧阻挡不了下一次“长江之约”。
十年转瞬。1966年7月16日,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活动开幕,五千名青年刚跃入江面,主席已在快艇上挥手致意,随后顺梯而下入水。江面上红旗翻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随风而来。两个小时后,长江南岸,王任重一再劝请登船,主席才肯收桨。他拍了拍浸水的头发,半开玩笑:“长江还是那味,可惜有点熟悉过头了。”
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三峡一游”的念头冒了出来。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的灯亮到凌晨三点,罗瑞卿在文件堆里听见一句不容置疑的话:“我要看看夔门到底多险。”罗瑞卿心里“咯噔”一下,他清楚三峡回旋流速常年在每秒4到6米,漩涡、暗礁、跌水一样不少。再加上血吸虫、江豚等不确定因素,这可不是武汉江段能比的。
次日清晨,湖北副省长谢滋群接到电话,被要求立即组织水文、医疗、空中救援三路勘查。短短48小时,近百人奔赴夔门、白帝城一线。岸边插满标杆,水中拉起钢缆,连直升机都进了备勤状态。水文局的数字很快出来:最高流速6.2米/秒,浪高0.7米。罗瑞卿当场一句话:“绝不能游!”
可要劝住毛主席,不是轻易的事。1956年那场拉锯,他记忆犹新——主席一句“天底下没有零风险”把所有劝阻打了回去。如今再来一次,简单的“危险”二字显然不能服人。于是,罗瑞卿决定“以事实服人”。他带着谢滋群亲自下水测试,五分钟不到便被漩涡拖得站不住脚。上岸后,两人脸色煞白,连话都说不完整。测试报告送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很快给出批复:“不同意主席游三峡。”电文只有十二个字,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电报发出的同一天深夜,人民大会堂一间书房里,毛主席盯着三峡航道图半晌,放下红蓝铅笔,对罗瑞卿说:“你们的意见,我看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可也得枪杆子里懂水性。”这话不轻不重,却足见他的遗憾。罗瑞卿没有接话,只是把那份写着“6.2米/秒”的水文原件放在桌上。沉默片刻,主席挥手:“好吧,这回算你们赢了。”
有意思的是,劝阻获胜之后,罗瑞卿并未松懈。随行医护根据这次三峡风波,把“高龄涉水保护细则”又细化了三页:出水距离、陪护人数、岸边救援梯数量,一条条列得比军事演习还严。毛主席把细则翻完,笑道:“文件写得好,只是别管得太紧,水还是要游的。”
其实,除了三峡,毛主席与“水”的故事还延伸到外交场合。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中南海游泳池里,一个带救生圈的赫鲁晓夫拼命蹬腿,十来米都游不完;旁边的中国领袖则仰泳、蛙泳来回切换,谈笑风生。场面略显尴尬,却足以说明: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绝不再“漂浮不定”。
1974年,毛主席第七次回到长沙。他双腿浮肿,肺气肿加重,医务组建议浅水体验即可。但老人家还是下了湘江。几十米后,他停住,抬头望着江天交汇处,轻声说:“这水,我怕是要说再见了。”同去的工作人员悄悄记下这句话,再没敢提“下水”的事。
一年之后,南方水域再无主席的身影。留给后世的,是那句脍炙人口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身影。长江、湘江、钱塘江,乃至未能成行的三峡,见证了一位伟人在惊涛拍岸间淬炼的意志——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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