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幸来到甘肃黄土高原，你会看见千沟万壑的黄土坡像被巨人抓过的伤痕，深厚松软的泥土踩上去能陷半只脚，却偏偏找不见几棵像样的大树。
这片广达3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层最厚处超过千米，是华北平原的几十倍。可为什么这么厚的土，却养不活一片森林？答案可能藏在两千年前《诗经》描述的“鄠杜竹林，南山檀柘”与今日满目沟壑的反差里。
在甘肃黄土高原的塬上，脚底踩着能没过脚踝的松软黄土，仰头是刺眼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四下望去，山梁起伏如凝固的巨浪，沟壑纵横似大地的伤疤。
这片总面积相当于三个浙江省的辽阔高原，最厚的黄土堆积深达千米。抓一把黄土搓捻，细如面粉，好像肥沃得能攥出油来。可偏偏这般深厚的沃土上，除了零星的草窠和低矮灌木，竟难寻一棵像样的大树。
其实问题不在土里，而在天上。
黄土高原的年降水量不过200到700毫米，其中六成以上还集中在夏季的几场暴雨里。雨水来得快也去得急，在疏松的黄土坡上冲刷出万千沟壑，留不住多少水分，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蒸发量远超降雨量。
烈日炙烤下，地表水分像被无形的手抽走，地下水位深藏于50米甚至200米之下。农民们世代相传一句谚语：“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再厚的黄土，没了水，树木的根须也只能在干渴中挣扎。
历史上，这片土地并非如此荒凉。
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秘密，六千年前先民的猎物清单里，列着斑鹿、獾子、羚羊：这些森林草原的居民证明当时黄土高原水草丰茂。
《诗经》里的周人吟唱着山间的松柏、桑榆和竹林，战国末年的荀子踏入秦国时，仍赞叹“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黄土高原的“陆海”之称，诉说着它曾经森林如海、物产如海的盛景。
森林消失的转折始于人类耕犁的挺进。
战国时期，铁器普及让开荒提速，平原的沃土养活不了膨胀的人口，人们便向山坡要粮。秦汉移民屯垦，唐宋开发山地，明清更是涌入深山老林。
“上山开荒，下山冲粮”，陡坡垦殖的连锁反应很快显现：失去植被保护的黄土，暴雨一来便化作泥流冲走。更触目惊心的是木材消耗。
公元4世纪，太行山的巨木被洪水冲至河北平原，后赵君主石勒捞起百万根建造宫殿；唐宋长安城里千家万户的炊火昼夜不熄，烧掉的是吕梁山的松柏；明清窑洞的梁柱、百姓的薪柴，持续啃噬着残存的林地。
到二十世纪末，整个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仅剩3%。
近现代的困境叠加在历史伤痕上，化肥农药盲目施用，让本已脆弱的土壤板结污染；过度放牧啃食了新生的草芽；采矿修路撕裂着好不容易稳住的地表。
农民们知道土地在退化，却不得不继续耕种，“山梁上刨食，就像抱着漏瓦罐接雨，接不住几滴，可不敢松手啊。”
2000年启动的退耕还林工程拉开了生态重建序幕，卫星监测显示：到2018年，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已呈稳定上升趋势。但种树绝非简单“越多越好”。
科学研究揭示当植被覆盖度达到45%至75%时，地表侵蚀反而较强；而覆盖度骤增40%以上，可能因扰动土壤而加剧水土流失。
在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定西地区，人们摸索出“草灌先行”的策略，先种耐旱的柠条、沙棘，待土壤稳固再引种山杏；延安的山坡上，窄窄的梯田如丝带缠绕，田埂栽着根系发达的紫穗槐固土。
节水农业技术让雨水渗入土层深处而非瞬间流走；坡耕地改造把跑水跑土的“三跑田”变为保水保肥的“三保田”；社区共管机制让农民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当地人也说以前种玉米，一亩收三百斤算丰年；现在种果树，树下长草固土，果子能卖钱，黄土养人，得先学会养黄土。黄土高原的沉默，是自然对人类活动的无言诉说。聊到这吧，下次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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