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在《遵义新志》中，对沙滩这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小村落有极高的评价。
沙滩一带风光
1940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领师生踏上西迁之路，最终抵达贵州遵义。这些来自东南沿海的学者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小小的黔北山村，自清乾隆以后一百多年间，涌现出了一个冠冕全黔、名噪一时的文人学者群体。
沙滩一带风光
黎庶昌故居
“当竺可桢校长了解到遵义地方志的编撰上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时，立即向兵强马壮的史地系提出要求，给遵义编纂一部新的府志。”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爱好者陆昌友告诉记者。
清乘桥
1942年，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按竺可桢校长安排，在张其昀教授的组织下，开始编纂《遵义新志》。该书于1948年付梓刊印，共11章，17万字，附地图22幅。
在第11章“历史地理”中，将遵义二千年来的历史分为九个时期，第八个时期便是“沙滩期”。至此，以“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学术概念得以成立，并流布全国。
《遵义新志》是“区域地理”派以新志命名的首部著作，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编撰力量之强，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曾参与编纂工作，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的便有8人之多。
《遵义新志》
“浙大的好多专家学者，都和沙滩有直接、间接的联系。1942年4月24日，旧历三月初十，郑珍诞辰166周年纪念日，李熙谋代校长和张其昀训导长一道，代表浙大参加了遵义社会各界赴禹门沙滩祭扫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贤陵墓的活动。”陆昌友说。
在浙大与沙滩的相遇相知中，还有一段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
1941年正月初七，应遵义士绅胡忠相所邀，已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的丰子恺，与遵义名宿赵乃康，以及抗战期间流寓遵义的李瑜、冯励青、罗展等人一道，到沙滩一游。五天的时间里，几人先后拜谒了郑、莫、黎墓，踏访琴洲、子午山、禹门寺，并瞻拜了黎庶昌钦使第。
丰子恺
丰子恺作郑、莫、黎三贤像
此次沙滩“雅集”，丰子恺作漫画13幅，并与其余几人所作诗文集成《子午山纪游册》，于次年5月由遵义孤儿所印刷、发行。浙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王焕镳为《子午山纪游册》作序，开篇即写道：“遵义于西南号文学之国”。
《子午山纪游册》
陆昌友说：“《子午山纪游册》被人们誉为民国版的《兰亭集》，它是浙江大学和沙滩非常契合的一种交集的表现，在遵义的抗战文化里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是《遵义新志》，还是《子午山纪游册》，以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发表的一些关于沙滩的文章，都展现了抗战时期文人坚守文化命脉的精神追求，成为浙大西迁
时期重要的文化成果，也把“沙滩文化”推向了更广的领域。
丰子恺作郑珍墓
浙大西迁时期开启的沙滩文化研究，为后续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抗战时期“文军”与地域文化的邂逅，成就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不朽的佳话。
丰子恺作禹门寺
2024年“求是求诚，锄经兴邦”的发布，赋予“沙滩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标志着“沙滩文化”传承进入新的里程碑阶段。
“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沙滩文化的内涵和浙大的‘求是’校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而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正是我们需要讲好的遵义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当中得到更好的传承。”陆昌友这样说道。
作者：向婧 徐晃
来源：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
责任编辑：欧阳博婧 朱懿 肖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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