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读过东坡先生的《石钟山记》，但一直无缘游览该地。这次单位组织到彼处春游，岂能放过？
上午在石门涧蹓了一趟，下午来到石钟山。聪明的江西老俵早将此处建成一个公园。随众进入公园，牌坊式大门的内端横梁上，书有“钥锁湖江”四字，导游小姐从左到右念道：“江湖锁鈅”，当即受到同伴吴教授的批评。小姐道：“导游教材上就是这么写的。”吴教授道:“那就是你们的教材错了。”引起大伙一阵哄笑。 吴教授说得不错，钥，即锁钥，这四字是说，石钟山仿佛一把锁，把鄱阳湖和长江紧紧锁住。
漫步在石钟山上，只见古木蔽日，奇石峥嵘，修竹耸翠，楼阁玲珑。清风徐来，小鸟欢鸣，更让人心旷神怡。但我的注意点不在这些，心想此处应有我的偶像存在。几步走过，果然一尊苏东坡先生的汉白玉塑像出现在面前，大喜。苏先生面目清癯，美髯飘飘，真可谓仙风道骨，难怪前人对他有“坡仙”之称。我忙走过去，站在塑像前，请同伴替我与坡仙留一张合影。
随即想起古人关于石钟山命名的争论来。最早为石钟山命名作解释的，大概是郦道元，他认为此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于是得此名焉。唐代任江州剌史的李渤因“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从而认为该山因此而得名。苏老夫子对以上两说均不滿，深夜泛舟于绝壁之下，见“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发出“噌吰如钟鼓不绝”的声响，从而认为这是该山得以命名的真正原因。并把李渤先生嘲讽了一番，说他“陋”——即见识鄙陋。其实，郦道元、李渤、苏东坡在释名问题上都可视为一派，曰“因声得名”派。后来，清代的曾国藩等人主张“以形定名”，即认为该山“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是以得名。
关于此山得名之由，就理智而言，我颇倾向于曾国藩。从形式美角度讲，山峰因形得名的多，如“神女峰”、“棒棰石”、“虎头崖”、“鹰嘴峰”等等，这是因为，山的整体形貌对人的视觉冲击，远比某种声音对人的听觉冲击大，因而给各种人——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樵夫渔父——的印象也就深，由此得名的机会也就大。且对于山光水色的欣赏，大都在白天；为某山命名，得有大量凡夫俗子认可才行。有几人能象苏老夫子那样，深夜出游，去寻究某山得名的根由？因而，我觉得苏先生的文章有点经不起推敲。他说：关于此山命名之由，“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既然如此，“石钟山”得名的过程，难道是先由一个类似苏老先生的高人，通过夜探绝壁，得享天籁，欣然命名，然后教育众人慢慢承认的吗？大概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逻辑上讲，坡老之说并不能使人折服。
尽管我难以接受他的上述观点，然而，从情感上讲，我却是坡老的亲近者。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崇敬他！我崇敬这个豪放、豁达、睿智而多情的文坛巨人，这个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智者，这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齐白石愿成为明代画家徐渭的门下走狗，我倒愿成为苏先生的一个淘气书僮，为他抻纸研墨，捶背拭汗；向他讨教，也与他辩论。我会就石钟山得名的问题，和他掰一掰。
离开苏轼的塑像，随导游在山上漫游一番。站在山头最北端，放眼望去，只见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两种颜色不同的水流界限分明。长江水因上游来水携带泥沙，呈黄褐色，含沙量较高；鄱阳湖水受水位变化和水流流速放缓影响，沉淀作用明显，呈青绿色，水体更清澈。浑浊的江水与清澈的湖水形成清晰水线，呈现“半湖清水半湖浊”的奇特画面。不禁顿生游湖之念，便与几位同事一道，下山坐快艇游湖。
快艇驶过宽阔的湖面，船头犁开一道雪白的激浪。尤其当船拐弯时，浪花飞溅，煞是壮观，使人有飘飘欲仙之感。
从艇上远观石钟山，觉得说它形体似古钟，有点勉强。这不禁让我那“因形定名”的观点有所动摇。快艇驶至湖江分界线一带，只见此处两种不同颜色的水流彼此交错深入，互相盘绕，并非远观时看到的那种界限分明的景象。我想，这也许能给人以启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关于石钟山的命名，是否因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抑或因受某种条件的限制，而影响人们对真理的把握？看来，这个问题不宜轻易下结论，应容人们慢慢商讨。扩而言之，对各种学术之争，也应采取类似的态度。
快艇继续在湖上漫游，我的思絮却飘向古代，飘向坡仙。我似乎看见蓝天白云中，走来一位瘦脸美髯的长者，继而听到他那缓慢悠扬的吟哦声：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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