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上海人指路时说出的“大马路”、“三角地”、“叉袋角”，让年轻一代听得云里雾里。这些渐渐消失的名字，藏着一座城市的鲜活记忆。

“到新客站接个人。”“去万体馆看比赛。”这些地道的上海老话，如今已逐渐被“上海站”“上海体育馆”所取代。只有正宗上海宁才晓得，这些地名背后藏着多少故事。

那些老地名不仅是导航坐标，更是这座城市鲜活的历史档案。

01 马路数字篇

在上海，起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数字排序。老上海人习惯把南京东路叫做“大马路”，九江路是“二马路”，汉口路是“三马路”，福州路是“四马路”，广东路是“五马路”，北海路则是“六马路”。

这种简单明了的称呼方式，源自上海开埠后的道路规划。当时东西向主干道依次被编号称呼，朗朗上口，很快在各阶层市民中流传开来。

“大马路自然是南京东路，那是上海的门面，万商云集，车水马龙。”老上海人回忆道，“而四马路福州路则是文化街，书店、出版社林立，味道完全不同。”

在闵行区，还有更加直接的数字路名。20世纪50年代，老闵行成为上海规划建设的第一座卫星城。那里的道路以数字命名：一号路、二号路、三号路直至十二号路。

后来，这些路名改为云南省的市县名，如瑞丽路、碧江路等。但老闵行人仍习惯称主干道为“一号路”，这个名字承载着他们对老工业区的记忆。

02 水域地理篇

上海因水而生，因港而兴，众多老地名与水域密切相关。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但很多上海人不知道它的本名是吴淞江。

宋朝以后，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明朝时期，朝廷决定在下游放弃吴淞江，另挖新河道。被放弃的河道后来叫做虬江（与旧江同音），新挖的河道就是今天的苏州河。

“叉袋角”这个古怪地名，如今在莫干山路“M51”创意园区一带。清代时，因苏州河这一段形状像农民用的“叉袋”而得名。叉袋是一种麻织大口袋，袋口有“耳朵襻”，类似今天的马甲袋。

上海对河流转弯处的命名很有特点：陆地外凸的部位叫“嘴”，如陆家嘴；外凸较尖的叫“角”；凹进去的地方叫“湾”。

虹口区的名字来源于虹口港。这条河过去叫沙洪，沙洪与黄浦江交汇处被称为洪口。清顺治年间，因忌讳“洪”字，官方文书以谐音改称“虹口”。

同样，杨浦区因杨树浦港得名。昔日杨浦河网密布，有河流百余条，杨树浦港是纵贯区域中部的主要河流。

上海许多老地名来源于标志性建筑。静安区因静安寺得名。这座古寺相传建于三国时期，初名沪渎重玄寺，南宋嘉定年间迁至现址。

清光绪十七年，英租界当局设立静安寺巡捕房，这是以寺名为地区命名的最早记录。1945年设立区时，省略了“寺”字，直接命名为“静安区”。

“三牌楼路”这个路名来源于三座牌坊。明代天顺年间，当地立有“应奎”、“昼锦”、“清显”三座牌坊（俗称牌楼），道路由此得名。

三角地是上海著名的老地名之一。19世纪中后期，虹口的文监师路、汉璧礼路、密勒路（今塘沽路、汉阳路、峨嵋路）相交处形成一块足有10亩的三角形土地，被叫做“三角地”。

1890年，工部局在这里搭建了木结构室内菜场，这就是著名的“三角地小菜场”。虽然菜场早已拆迁，但“三角地”作为企业品牌延续至今。

闸北区名称源于苏州河上的两座水闸。清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建起两座挡潮石闸，称为老闸和新闸，位于现在的福建路桥和新闸桥附近。水闸北面的区域就被称为“闸北”。

上海不少地名与历史人物相关。徐家汇是上海繁华的城市副中心，其名字来源于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在此建农庄“瀼西草堂”，从事农业实验和著书立说。

徐光启的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厍”意为村庄），后因地处肇嘉浜和李枞泾两水会合处，故称“徐家汇”。

奉贤的名字则与孔子弟子言偃有关。相传言偃曾到此讲学，传播孔子学说，“奉贤”就是出自“奉子游之贤”（敬奉子游的贤德）。

闵行区得名于“闵行镇”。明弘治年间，这里叫“敏行市”。正德七年，《松江府志》开始将此地称为“闵行”。相传因文人闵其游学途中去世葬于此，故以其姓得名。

江宁路在旧时叫做“戈登路”，与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前往戈登墓有一定关系。租界时期，上海很多路名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1943年才进行全面改名。

走在今天的虹口老街，官方路牌已改为“东汉阳路219弄”，两侧建筑仍保持着商街结构模式。老上海人还能指着那里说：“这里曾是虹口最繁华的地带，店铺林立，人声鼎沸。”

那些消失的老地名，像隐形的文化基因，编码着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当年轻人听着爷爷奶奶用老地名指路时，这些名字便成为连接上海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地名，编织成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记忆地图。它们或许会从官方地图上消失，但会一直活在市民的口耳相传中。

下次当你说起“新客站”时，不妨想想这个称呼背后的故事——它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