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海的冰冷与陆地的偏见双重夹击下,一支“菜鸟”团队,面对重重质疑,决心潜入海底,他们要打捞的,不仅是一艘沉睡千年的拜占庭古船,更是一场颠覆考古学认知的“不可能任务”。
谁能想到,一艘沉寂海底千年的拜占庭古船,竟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学术地震?当一支被嘲笑为“不务正业”的考古队,带着简陋工具潜入深海,他们要打捞的,是一艘沉睡千年的拜占庭古船,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只是去“寻宝”。

可谁也没想到,最后这艘船揭示的秘密,不仅改写了历史,更在海底铸就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时代!
疑云下的潜水者
1961年的土耳其博德鲁姆,还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它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大约五千居民大多以捕捞海绵为生。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和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则。
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潜水是一项与生计紧密相关的活动。它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回报。所以,当一群拿着古怪设备的外国人出现在这里时,当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而是警惕。

这支国际团队的构成相当复杂,有美国人,有英国人,还有法国和德国的成员。他们带来了在当地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装备,每天从博德鲁姆出发,花上两个小时的航程,前往那座叫做亚斯阿达岛的、遍布岩石的低矮小岛。
在当地人的逻辑里,如此兴师动众地潜入深海,目的只有一个——捞取有明确经济价值的东西。他们坚信,这群考古学家的真实目的就是“寻宝”。
紧张的气氛一度到了需要当地德高望重的伊玛目出面调解和担保,才能勉强维持的地步,当地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几片破陶罐,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
因为当时在1960年代初的主流考古学界,水下考古这个概念本身就带着一股“不务正业”的气息。许多学者认为,在水下进行严谨的发掘根本不切实际,最多算是一场吸引眼球的“噱头”。
这种偏见并非毫无来由,毕竟,在水肺装备出现之前,潜水是一项极其笨重且危险的工作。潜水员需要穿上笨重的头盔和帆布服,依靠水面团队通过软管输送氧气,任何失误都可能致命。
即便是有了水肺,早期的水下文物打捞也相当粗放,比如1900年著名的安提基特拉岛沉船打捞,考古学家们也只是扮演着水面上的记录员,等着潜水员把东西捞上来。他们根本不相信,在水下那种复杂环境中,能够实现与陆地考古同等精度的勘察和记录。
这正是乔治·巴斯和他的团队所面临的核心困,他们不仅要发掘一艘沉船,更艰巨的任务是,必须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充满现实猜忌的海洋社区,另一个是充满理论傲慢的陆地学界——证明他们工作的“合法性”。
海底造物主
压力的核心,最终都指向了方法论,仅仅把东西捞上来是不够的,你必须证明你能像在陆地上一样,精确地理解和记录它们在原始位置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他们最大的短板。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60年的夏天,这个团队在格利多尼亚角附近进行了首次由考古学家主导的水下发掘。那是一艘青铜时代的沉船,出土的铜锭和武器足以证明当时近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网络远超人们想象。

但从方法论上讲,那次发掘并不算完全成功,因为沉船残骸过于破碎,团队最终未能绘制出一幅能说服所有人的、精确的遗址平面图。这成了学术界质疑者们最有力的口实。
这次失败,让团队意识到,“精确测绘”是水下考古能否被承认为“科学”的关键分水岭,这直接促成了一位关键人物的加入——古典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范·多宁克。
范·多宁克的专长是考古绘图,但他对船只的构造几乎一无所知,更要命的是,和团队里许多成员一样,他也是个潜水新手,他甚至承认自己压根不享受潜水,只是在工作时才能完全沉浸其中。这位绘图专家,最初甚至没能通过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举办的潜水课程。
而团队的领导者,研究生乔治·巴斯,在出发前往土耳其前,也仅仅在YMCA接受了六次潜水训练,就是这样一支“菜鸟”队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的支持和资助下,决心挑战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选择了亚斯阿达岛的这艘拜占庭沉船作为新的战场,幸运的是,这艘船的船体和货物保存得相对完好,非常适合用来测试和打磨全新的技术。发掘深度大约是36.6米,这在当时已经快要触及水肺装备的性能极限了。
在海底,他们开始了一场“车库式创新”,所有的方法都得从零开始摸索。为了防止轻巧的残骸被水流冲走,他们把自行车辐条磨尖,像钉子一样把它们固定在海床上。

没有现成的标签怎么办?他们就把油毡切割成细长的条状,用来标记水下的每一件物品。需要进行系统性拍摄的框架?他们就委托博德鲁姆当地的铁匠,打造了金属网格和脚手架。
这些看似“土法上马”的创新,第一次将科学的规程和秩序引入了混乱的海底世界,潜水员在水下工作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独特的优势:他们可以像宇航员一样悬浮在遗址上方进行操作,从而避免了对脆弱遗迹的任何物理干扰。
就连搬运文物的方法,也经历了一场快速的迭代,最初,他们把那些双耳陶罐捞上来的方式简单粗暴——潜水员对着陶罐的口,用自己呼吸管排出的气体把它们充满,然后任由它们自己“砰”地一下浮上水面。这种方法风险极高,效率也低。

后来,他们改进了流程,开始使用坚固的金属篮,再配上充气的浮力袋,以一种更安全、更可控的方式将文物系统地提升出水。这种从混乱到有序的演进,体现了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可重复性”和“严谨性”正在这片海底生根发芽。团队的这些创新技术,甚至引起了美国海军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些方法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价值。
沉船开口说话
然而,真正让水下考古学赢得尊重的,永远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在经历了三个考察季的艰苦工作后,弗雷德里克·范·多宁克,这位曾经的潜水菜鸟,最终成功绘制出了这艘拜占庭沉船逐钉逐板的精确立面图。这幅图纸,让这艘沉睡了千年的船只“复活”了。
人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船。它的设计更注重航行速度,而不是为了最大化地装载货物。船上的装备堪称精良,不仅配备了多达11个锚,还有一套完整的木工维修工具,包括备用的钉子和用于修补船体的铅板。
最令人惊讶的,是船上居然有一个设备齐全、带瓷砖屋顶的精致厨房,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它表明这艘船能为船员或乘客提供远超当时平均水平的餐饮和住宿条件。这绝对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
考古学家们在船上发现了大约800个双耳陶罐,里面的残留物显示,它们曾经装满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而在船上的一个储物柜里,他们发现了16枚拜占庭金币。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串联起来了,一艘追求速度、装备精良、生活条件优越的特殊船只,在公元626年夏天,满载着葡萄酒和橄榄油等补给品沉没。这一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答案是“古代最后一场大战”——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艘船的任务,极有可能是为正在东部前线与波斯人苦战的拜占庭军队运送补给,研究甚至表明,这艘船可能属于一个基督教机构,例如萨摩斯岛上的一座修道院。
至此,这艘船不再是一堆孤立的遗物,它变成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沉默见证者。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彻底压倒了所有关于“噱头”的质疑。
结语
亚斯阿达岛的发掘,就像一声响亮的号角。它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成果,彻底回应了外界的种种怀疑。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系列开创性的方法论,为水下考古学这门全新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石。它向世界证明,海洋深处不仅埋藏着财富,更封存着有待严谨解读的人类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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