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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安到康定一共有八个站，当地人告诉我这一路需要走整整八天。
我们先到荥经县，越过一条名叫七纵河的河流，据说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征南蛮时初擒孟获的地方。
继续向前，便是山势险恶的大相岭，山中不仅路窄坡陡，遍地泥泞，而且大雾弥漫，视线最多只有十来尺，令人觉得阴森恐怖。
下坡的一段是最危险的地方，常有盗匪和猛兽出没，盗匪抢人，猛兽吃人，路旁到处可见人兽的骸骨。
好不容易平安翻过此山，经过了汉源县，前方不远又遇到猛虎岗和乌鸦岭，猛虎岗据说因有猛虎出没而得了这个名字，乌鸦岭则是终年阴雨茫茫，道路沿着峭壁盘旋而上，又险又滑，行人一旦失足，就会摔进万丈悬崖。
我连续几晚修大威德金刚法，析求佛菩萨保佑。
就这样经过七天惊心动魄的旅行，到了第八天，康定城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
即将到炉城时，我见到一种特别的景色，就是周围的山顶上有很多玛尼石堆，上面挂有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印有西藏经文的旗帜，随风飘扬，十分别致，让人感到藏族佛教文化的特征。
由东门进入城内，景致更是形形色色，一条狭长的中山街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康藏男人女人的装束最为引人注目。
男人的装束就像中古时代的骑士，头上盘了一条大辫子，两耳戴了很大的松儿石耳环，身上穿的是很宽大的或红或黑的氆氇袍子，脚踏长筒牛皮靴，腰间佩一把长柄宝刀，雄赳赳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动。
至于女人的装束，也很特别，头上盘绕一条大辫子，辫尾用红绿丝线绑牢，或将头发分打成多条小辫子，披在脑后。
脖子上佩着项链及金或银制的尕乌小佛盒。
内穿粉红色或大红色府绸衬衫，以及布质内裙，外罩呢子或氆氇制的长袍，腰上扎红或黄的各色绸带。
西康妇女大多能操持家务及经营买卖，有时丈夫外出经商几个月，家里家外全凭妻子打点，井井有条。
初到康定，看到人们的各种打扮感到很奇特，这里的人形形色色，很多人通汉藏两种语言文字，多数信仰喇嘛教，把康定点缀得多彩多姿。
康定不仅藏族人多，汉人也不少，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因康定是西康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省政府及所属各机关都设在这里，二十四军的军部及所属师部也在此驻扎，国民党中央在这里也有分支机构。
这里又是川茶外销的中心，西康出产的兽皮、鹿茸、麝香、虫草等药材及黄金等等重要土产，均由康定销到外省各地。
所以康定汉族商人中有川帮、滇帮、陕西帮、山西帮等等，川滇帮以经营茶叶为主，陕西帮以山货药材为主要业务，山西帮专做金银汇兑的生意，各有雄厚的资金及根深蒂固的生意基础。
康定原名打箭炉，俗称炉城。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曾派将领郭达设炉在此造箭。
因此康藏人民多呼此城为打箭炉，而不习惯康定的称呼。
抵达康定以后，找地方住马上成了大问题。
康定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边城，这里一切都很落后，全城没有一栋新式建筑，没有一间大旅馆。
这时城里所有可以招待过客的客栈都已经爆满，原来是国民政府的专使——考试院长戴季陶率领的一批党政要员正经过此地，准备前往甘孜，代表中央政府致祭不久前圆寂的第九世班禅。
在西藏的历史上，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不论是在宗教或政治上均拥有相等的地位，都是西藏的最高精神领袖。
达赖在拉萨统治前藏，而班禅则在日喀则管理后藏。
历史上班禅曾几次担任达赖的老师，也曾经在达赖圆寂时主持前藏的事务，负责选择达赖的转世灵童。
宣统二年(一九一O年)十三世达赖与清军交战失败逃亡印度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由后藏移居到拉萨，代理达赖职权，主持全西藏的政教事务，因此引起达赖的怨恨，以为班禅有意篡夺他的权益。
于是达赖回到拉萨以后，便开始不断向后藏施加压力，逼班禅增加纳税。
后藏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与前藏相抗衡。
在满清时代，清朝政府为了维持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势力平衡，达到相互牵制的效果，对班禅给予较多的扶持。
但辛亥革命后内地的政局混乱，班禅失去了中央政府的靠山，为避免受到达赖的迫害，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夜晚化装成平民，率领少数僧俗随员逃亡到内地。
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九世班禅先往内蒙各地传授密法，因蒙古的老百姓深信黄教，他因此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不少老百姓甚至将一生积蓄奉献给班禅以求得福。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中央政府逐渐开始重视西藏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三世达赖圆寂，中央希望借此机会恢复九世班禅大师在后藏的权益，同时希望班禅主政，恢复汉藏关系。
于是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五年特派山西军人赵守钰为护送班禅大师专使，率领上千人的仪仗队准备送班禅返回西藏。
但这一计划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极力反对，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加以重重阻挠，以各种借口阻止班禅大师返回西藏，加上此时国内政局不安，继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已经无暇西顾，班禅大师只能滞留在内地。
几年当中他从内蒙到北京，继而到江南，最后到青海，辗转各地，岁月蹉跎，延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班禅大师圆寂于青海的介古多，回到西藏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大师圆寂后，赵专使及班禅大师行辕的工作人员将大师的灵躯移到康北甘孜，中央政府特派戴季陶为专使前往致祭。
戴先生一向信奉佛教，曾在杭州接受班禅大师传授时轮金刚密法灌顶，以他的身份和与班禅的因缘，确实是中央特使最适当的人选。
戴季陶这一行浩浩荡荡，除了几十个随员，还有负责护卫的中央宪兵一个连，军乐队一队，交通部无线电台一架，医疗队一组，声势浩大。
于是康定所有汉人经营的旅馆都被他们占用。
这样一来，我只有动脑筋去找锅庄投宿了。
所谓锅庄，并不是贩卖烹调用的铁锅，而是康藏人的寄宿旅馆。
锅庄有大有小，靠近中山街一带的，是小型的；散布在郊区或背街的，是大型的。
小型的只能住几个人及几匹骡马；大型的不仅能招待数十人外，还可以堆积货物，圈百匹以上的骡马。
但不论大型或小型都很简陋，房间内除一二付羊毛垫子，一个火盆，一把泥茶壶而外，不提供其他的物品。
康藏人出门旅行都是自带卧具，自备炊具。
卧具通常都安放在马鞍子下面，炊具则装在马背袋里面。
把身上穿的长袍子脱下来，就可以当被子。
锅庄的主人不仅管理旅馆，招待来宾，还代客买卖。
客人所要买进或卖出的货物，他从中抽取佣金。
我在锅庄中住了三日，觉得每个锅庄都各有地区特色，例如康北德格一带的客商，大都是投宿白家锅庄，而康定附近木牙乡来的客商，大都是寄居罗家锅庄。
其他如南路理塘、巴塘等地，都有自己的锅庄，康藏人民也像汉人一样有很浓厚的乡情观念。
住在锅庄的人，客居无聊时，也有一种娱乐方式，叫作跳锅庄。
就是召集一班善于歌舞的男女围成一圈，男女一唱一和，载歌载舞，常常闹得通宵达旦。
主人则用藏酒及干牛肉、葡萄干、杏脯等物招待，或直截了当给康洋作为酬劳，跳锅庄在西康各地颇为盛行。
又有一种叫跳弦子的，弦子是一种西康乐器，好像汉地的三弦，用手指弹拨。
女子则随声歌舞，歌声清脆，抑扬顿挫，颇为悦耳。
西康人爱好音乐，民间有不少能歌善舞的艺人。
西康自满清以来汉藏交流增多。
民国以后，各县有县政府、学校、医院、税卡、邮局、保安队等机构，二十四军入康后，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在各重要的县都驻扎了军队。
各县的公教人员，除少数康人外，大多是汉人。
康定又因为是西康省政府及二十四军总部所在地，汉人更多。
西康在满清时代，已推行汉文教育，但结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受到地区、民族、喇嘛教势力及经费四者的限制。
康定汉人虽多，却没有一所高等院校。
康定仅有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一所，师范两所，和几所普通小学。
这里没有设备完善的中学，学生如想深造，只有转学到成都，非常不便。
其他的公共设施如图书馆、体育场、文化活动中心及公园等虽有几处，但设备简陋。
康定的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以喇嘛教为主流。
西康建省当局不干涉人民信仰，刘文辉的治康方针是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信仰，并加以赞助，除用金钱补助西康境内喇嘛修建寺庙、刻印经文外，每年还派手下的参事前往拉萨布施三大寺喇嘛，以表示他本人崇信佛教的诚意，也设法赢得当地老百姓的尊敬。
西康地区本就民性强悍，同时思想闭塞，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与当地特殊的风俗，各族之间遇到事情，如果沟通不够，很容易发生冲突。
满清时总督赵尔丰及尹昌衡的治康政策，民国革命后已不适用于当地，所以我对刘文辉的治康方针颇为赞赏。
康定汉人的服装，商人多穿着长衫，公教人员则多穿中山装，一般汉人妇女则多着旗袍，形成了康定的又一特色。
我在康定城内外没有看见汉人佛寺，也没有见到穿袈裟的汉人和尚，倒是在街上见到不少为人祈福诵经的喇嘛和为人念经的尼姑。
喇嘛们敲着铃鼓法器，坐在居民的佛堂内为主人修法、祈祷、修福、驱魔、荐亡，西藏密法中有这些专门的法。
修完一天或几天的法后，主人会献上哈达及供养金钱，作为酬报。
如果请的是大喇嘛，或大活佛来家修法，报酬会更高，普通人家一般是请不到，也请不起的。
至于请尼姑诵经就便宜很多。
还有一种是半僧半俗的女尼，不请自到，来你家门口诵经，主人只给一些微薄报酬，然后她再去第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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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除了西康人的喇嘛寺外，还有一所汉人喇嘛聚居的跑马山寺，坐落在跑马山麓。
跑马山的得名，是因为康人每年有赛马的风俗，竞赛的地点就在这座山上。
山并不高，但山势险陡，站在半山腰就可以俯瞰康定全城。
靠了当地人的指引，我上山找到了这座寺，寺庙的建筑很简单，几栋瓦房，四周有短墙围绕着，既没有黄瓦，也无金顶。
进入寺内，由一位喇嘛引导，见到了大刚法师。
大刚法师原籍湖北，出家前的俗名叫王又农，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后来从太虚大师出家。
一九二五年五月，太虚大师的另一位弟子大勇法师在北京发起组织赴西藏学法团，以到西藏学习密教为目的。
大刚法师响应大勇法师的号召，参加了学法团，这个团同时得到中国佛教界不少居士的大力支持。
支持的人士有汤乡铭、赵恒惕、陈元白、胡子笏等名流。
学法团团员包括大刚、超一、法尊、严定、观空、密悟、密慧、密严、密吽、恒演、广润、天然、段克兴及满空法师等。
一行人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西行，沿途地方的政要都出来迎接。
也正因为他们的声势浩大，惊动了西藏当局，生怕这个团有什么政治目的，于是下令不准他们进入西藏，求法团被迫滞留在西康的甘孜。
到达甘孜后，大勇法师因病圆寂，学法团顿时失去了领导，成员只好各谋去向。
法尊、超一及段克兴三位法师自己去了西藏。
而大刚法师则率领观空、严定、恒演、密吽等返回康定跑马山等候机会。
我前往拜访大刚法师时，密吽已返俗，严定已往成都，广润、恒演、密悟三人去了西藏，密慧在甘孜东古寺。
留在山上的团员只剩下几个人。
大刚法师仿效西藏喇嘛死后转生的仪轨，为大勇法师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康定的一个藏族人家找到一个灵童。
据我的观察，这个行动包含有三重意义:一是继续大勇法师的生前遗愿，二是在中国佛教界树立一种新形象，三是可以向国内佛教居士继续募捐以支持跑马山的道场。
康定的气候确比四川内地早寒，在康定，当时的季节虽然还是中秋，却已有人穿皮衣、烤火炉了。
大刚法师正披着一件皮大氅，坐在一张藏式的短榻上，旁边另一张短榻上，坐着大勇法师的转世灵童，相貌端庄严肃，皮肤白皙，很像汉人家的孩子，正在那儿念诵藏文仪轨。
我依照康藏风俗，先递上一条白色的哈达，然后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敬仰之意，同时递上了孙养斋先生的介绍信。
本来我拜见大刚法师的目的，是想探询一点关于出关的知识，并请他帮我寻找一个出关的同伴。
法师向我解释说，从康定西行不比内地，没有滑竿可雇，没有旅店可以打尖歇宿，除按站支取乌拉外，其余一切便利都没有。
千里荒原，四下不见人影，肚子饿了，要用石块架起锅灶，捡拾干牛粪烧茶煮食。
天下雨了，或落下冰雹，要撑起帐篷或用厚毛毯做成的雨衣雨帽连头带身子从马头到马尾全部覆盖住，以免被鹅卵石大的冰雹砸伤。
我听了大刚法师讲的情况，觉得很为难，关外惟一的交通工具是乌拉，而乌拉的支取，又不能随求随应，驮子多了，在转运上就发生困难。
况且一个人经过整天在马鞍子上的辛劳，两腿已是酸痛不堪，到达驿站的时候，哪有体力再烧茶煮饭呢。
踌躇了一会儿，我对大刚法师说，自己是孤家寡人西行访求密法，财力和人力都有限，是否能找一个可靠的大骡帮同道出关，这样可以有个照应。
康藏的道上，每年六、七、八、九月间都有运茶的骡帮，由康北，或由康南前往西藏，和这些骡帮同行可免掉许多麻烦。
法师摇了摇头，原来我到康定的时候，这些骡帮已提早离开了。
据大刚法师说，惟一的办法只有设法挤进戴季陶院长的行辕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去甘孜，然后再由甘孜转往西藏。
但是戴院长行辕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就要启程了，时间太仓促，恐怕不大好办。
我听到这条线索立刻振奋了起来，不管怎样也要准备试一试。
于是请大刚法师写了一封介绍信，亲自去求见戴院长，以期在最短时间里解决我的同伴问题。
在去戴行辕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忽然显现出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处长孔庆宗先生，另一个是考试院的总务处长陈静修先生。
这两个人我在重庆时都会过面，而且陈静修曾答应过我，在我赴西藏时将予以提供便利和帮助。
我灵机一动，决定立即去拜访这二位先生。
当时戴院长的行辕设在康定南门附近一所小学内。
我一踏进行辕大门，就遇到孔庆宗。
他见到我很惊讶，问我，你原是走海道到印度去的，怎么又到康定来了？
我告诉他，由印度转藏的签证出了问题，而且武汉局势又很紧张，所以我打算由西康入藏。
孔先生听我说到武汉局势紧张，生怕我在见到戴院长时说出来，赶忙嘱咐我不要把武汉的情形告诉戴院长，因院长正卧病在床为国事担忧呢。
接着孔先生就招呼我和戴季陶的总务处长陈静修见面。
当陈先生知道我的要求后，叹口气说道，高原山地因为海拔高，夏季多雷雨，雷电交作，身前身后好像被闪电缠绕，非常危险。
因此平时汉人身上穿的不适用于康地。
旅行时要置备皮帽、 皮袍、皮裤及皮靴，以防寒流袭击；还要准备厚毡帽、毡斗蓬，以遮雨遮冰雹；一张熊皮毯子，以防潮湿。
此外马鞍子、马袋这些东西也要自备。
还要自己携带锅瓢碗筷，油米盐酱醋茶等以便烹调。
一切就像组织一个行军家庭。
唉！可惜太迟了，要是早几天，还能想办法。
我们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骡马帐篷都已分配就绪。
你如果不信，就请看看这幅平面图吧。
他指着平面图比比划划给我介绍说，这是院长的大帐篷，这是各部随员的营幕，简直挤得满满腾腾，我实在是帮不了你，真是抱歉极了。
于是我只好又望望孔处长，孔处长又去请考试院秘书长许崇灏先生和我见面。
许先生对我说，你要出关，我们是应当帮忙的，不过具体的办法，还得和院长商量，待商量定了，我再通知你，或者明晨你到行辕来听消息。
第二天清晨八点左右，我就赶到行辕打听消息。
因时间还早，先生还未起身，秘书要我下午去大刚法师那里相见。
我心中打了个问号，为什么要等到下午才做决定呢？
无可奈何，只好等到下午再前往跑马山，我刚坐下不足二十分钟，秘书长和陈天锡先生也到了。
先生对我和大刚法师说，我们并非不欢迎碧松法师同道出关，但有几个难处:(一)我们行辕全体人员都是吃荤，碧松法师是素食，饮食上多有不便，(二)我们行辕人员是穿中山装，碧松法师是僧服，服装不一致，(三)戴院长待人很客气，我们不能怠慢了他。
以上三条理由使得我们无法帮忙，况且与我们一起，被西藏当局知道了，反而可能增加他入藏的阻碍，所以我与院长商量后，院长嘱我携赠碧松法师大洋一千元，作为资助，并嘱咐慢慢等待机会再出关去。
我听了感到非常失望，再读戴季陶的亲笔信，感到语气又非常诚恳，于是我在当晚回复了一函，谢谢他的盛意。
出关的事看来是希望渺茫了，谁知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一切峰回路转，因缘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我在康定的街上买日用品时，突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钱信予。
寒暄之余，得知他已随同他的老师谭祖烈医生到康定来工作了。
听说我找不到同伴出关，他便自告奋勇地愿为我去找同伴及乌拉。
由他的介绍我结识了省医院的谭院长，西康省党部国学家高明先生，及吴亘园先生等人。
谭院长答应如果我能找到乌拉但找不到同伴的情况下，可以挤在他的帐篷内住宿，他这次是率领医药队随戴院长行辕出关的，想到这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同时我也想起，除了戴季陶一行之外，刘文辉主席也指派一三六师师长唐瑛专门代表他率部出关致祭班禅大师。
但我不认识唐师长，只能请大刚法师下山与我同到师部去见唐师长陈情。
见面之后，唐师长很爽快地答应带我出关，作为师长的贵宾，免费供给膳宿，并指定他的副官负责照料，我真是高兴极了。
时间已十分紧迫，还有十几个小时就要出关上路，假如到时仍没有乌拉，那真是万事皆空。
戴季陶行辕把康定所有的骡马都征调光了，能否找到一匹乌拉，谁也无法为我担保。
恰在这时，我记起嘉定孙养斋先生曾为我介绍的康定县长杜展谦，于是马上找出介绍信，请西康省委黄准高先生带我去见杜县长。
杜县长是刘文辉的红人，短小精悍，精通佛学，见面之后不久，我们就大谈起《大智度论》，彼此都感觉一见如故。
原来杜县长已由唐师长处得知，我要和唐一道出关，正在那儿和一位西康建省委员会的郑秘书商谈如何解决我的乌拉问题。
杜县长说，当时康定县实在没有多余的乌拉可以支取，最后商量出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致祭班禅大师的代表人员项下让出一匹马来供我骑，不过要走二十公里路到折多塘后，才能有驮行李的牦牛。
我说，走二十公里路没关系，只要这一匹马能靠得住就行。
杜县长说，绝对靠得住。
他于是将我介绍给郑少成秘书，并说出关后，将由郑秘书照料我，明天一早将有人牵一匹马到我的住处来接我，乌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接着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当天解决，就是我行囊中所有的钱，都是法币。
但是出关后，就必须用康洋。
因戴院长一行的到来，市面康洋已被搜集一空，这样就使康洋涨到了折合法币一兑为二，而且还换不到。
我靠了朋友帮忙，以官价四毛四分八厘兑一康元的价，兑到康洋五千多元，随身携带使用，其余所有法币，准备到甘孜后，再设法全部兑成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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