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湘南一个叫水市镇堡子地的小村庄。我出生那天，正是生产队约定分口粮的最后一天。五天内连添三个女娃的家族里，唯独我，为家里分得了二百四十斤稻谷，在那饥饿的年代，可保七口之家吃二个多月。父亲随即也从镇上的银行调进了县城。奶奶常摩挲着我唇上那颗米粒大的肉痣，念叨着：“哎哟喂，这娃，嘴上米粒亮如仙，衣食无忧福满年。是个有福之人哦。”这救命稻谷结下的缘份，让已是家中第五个女孩的我没被嫌弃，这也成了我童年时常骄傲吹嘘的资本。
总想起小时候扯秧，腿上蚂蝗吸饱血后滚落田中的模样；总想起母亲犁田的光景，田里的水热得烫人，老牛喘着粗气前行，泥浆溅满母亲全身；总想起抱着一捆捆稻禾往父母手上递时，锋利的稻叶在手臂上划出细小的血痕，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总想起打谷机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发胀，金黄的谷粒如急雨般飞溅，打在脸上生疼；总想起父母踩着打谷机的身影，在飞扬的稻屑中时隐时现；总想起晒谷坪上为护粮而被烈日烤红的双臂……那些金黄的稻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心里却憋着一股倔强，把指甲掐进掌心的稻芒里——一定要读书改命，跳出农门，永别这苦役般的轮回。这些记忆，如稻种一般，深埋心底，逢时便发芽。
命运却给我开了个玩笑。十五岁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录取的竟是农校，学的是以水稻为主的农学专业。录取通知书上烫金的校名刺得眼睛发疼。虽有不甘，却也庆幸，终究是吃上了国家粮，捧上了国家干部的铁饭碗。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里，我恍惚觉得自己真的跳出了农门。
毕业后分配至乡镇，一干就是十一年，从一般干部到镇长书记，粮食始终是肩上最重的担子。后来到县委、县政府工作，分管的领域时不时要与水稻打交道。直到调任市城管执法局时，才算暂别了稻事。天意弄人，兜兜转转，年近五十的我，转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所辖之地，坐拥五个国家级、两个省级产粮大县，更有道县玉蟾岩——这万年稻作之源。每每思之，不免哑然：这一生，与稻纠缠，始于此，或终于此乎？
这些年，见证了粮食生产巨变。站在智能育秧车间里，看着嫩绿的秧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整齐列队，恍如隔世。那些曾与母亲在风雨中抢播稻种的记忆，仿佛来自另一个纪元。那些曾需要靠人体温度捂热的稻种，如今在催芽密室里安然破壳，萌发着新绿。
机械化育秧生产线昼夜不息，一盘盘秧苗如绿色传送带般流向田野。插秧机在稻田里划出笔直的绿线，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无人机在稻田上空盘旋，喷洒的农药形成均匀的雾幕，再也寻不见当年母亲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在烈日下一步一喘的身影。从机收到烘干，再到稻米加工厂，稻谷从这端进去，那端出来的已是真空包装的精米，连糠皮都变成了生物质燃料。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将旧日农人的辛酸苦辣，无声地碾作历史的尘埃。然而，尘埃之下，那些关于水稻“双抢”的记忆，那些汗水的咸涩、腰背的酸痛、烈日的灼烤，却如同窖藏的老酒，在心底愈发滚烫清晰。
我也常去看那些被丘陵割裂的田地，一块块，像是被随意抛撒的绿色补丁。一些小农户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宁愿少些收成，也不肯将这命根子交到别人手上。他们的固执里，深藏着千百年来对饥饿刻骨铭心的恐惧。田块太小机械难以下田，只好依靠人力。他们弯着腰，在巴掌大的地块上一株一株，用最原始的方式插秧、施肥、杀虫、收割。梯田是游人眼中的美丽风景，可我深知，那些藏在褶皱里的田地，产量并不乐观。粮食价格算下来，一季稻谷的收入，远不如进城打几天零工。农人渐老，青年走远，徒留白发在田间缓慢迁移。有次我问一位老农为何还要坚持种粮，他咧开缺了牙的嘴，笑了：“哎，打工没人要喽，只有这土地不嫌弃我，不种粮，吃啥？”风过时，稻浪起伏，却总显得有气无力，如同老农沉沉的叹息。身为局长，“粮食安全”四个大字，重得很，压得我脊背微微弯曲，竟与田里劳作的农人有了几分相似。大国小农里的“三农”，有着太多的无奈与苟且。耕地质量的保护提升，粮食的安全和效益，需要时间来改变。我的努力，大约就像在碎田里播种，东一穗，西一穗，不成系统，却也不能停歇。每日都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躬身笃行。
当我捧起一碗新米，想起小时候，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母亲都要想方设法煮一锅新禾米，待祭拜之后才准尝新。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又觉得一切都没变。现代农业的钢筋铁骨之下，流淌着的仍是千年不变的稻之血脉。玉蟾岩的万年稻种，水市风雨中的老水牛，打谷机上的汗流浃背和农机田间的耕种收，本质上都在做着同一件事——让稻穗低垂，让粮仓满盈。无论方式如何更迭，都是为了沉甸甸的收获，为了生命一代代的延续。这一刻，我忽然彻悟：我一生，从未真正跳出农门。那些试图逃离的脚印，兜兜转转，终是在命运的田畴上，画了一个圆，回到起点。
稻有稻的命运，人有人的轮回。（摄影 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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