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逃去大理的人，已经去昆明了

昆明正像十多年前的大理一样，成为新的旅居目的地。奔向那里的人，有因为大理的昂贵和偏远，在云南省内进行迁移的数字游民；也有逃离一线城市、寻求更高生存性价比的中产家庭。

过去十多年，「逃离北上广去大理」是每隔几年就会涌动的浪潮。雾霾、过劳、疲惫等「大城市病」，让许多一线城市的人渴望逃离。随着线上工作、远程办公逐渐成为现实，不少人离开一线城市，向中西部更宜居、成本也更低的城市迁移。大理，一度成为逃离浪潮中最受瞩目的地方。

但当时间来到2024年，大理不再像此前那么火热，许多住在大理的人开始向昆明搬迁。在大理生活了五年的我，也在今年三月来到了昆明，并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从大理移居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更多逃离一线城市的人也选择了昆明。2023年，决定辞掉互联网公司工作、离开上海的90后旅居博主桃夏夏对全国城市做了「宜居度」测评，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征集大家最向往的移居或旅居城市。每一次，昆明都排名榜首。

社交媒体上，「旅居昆明」的贴子下，总有很多人表达着羡慕、向往或咨询相关事宜。想要移居的理由也总是相似：不想卷了，卷不动了，想在一个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物价还低的地方待着，过日子。

于是这半年，我也见到了形形色色从一线城市移居过来的人们。律师、互联网员工、金融从业者，单身、丁克、拖家带口的……他们的共同特征是：30岁上下，不想在一线城市卷了，换个成本更低、更适合生活的城市，重新开始。

比起大理的苍山洱海和乌托邦氛围，昆明是一个更平凡、日常、折中的所在。在这里，「不想卷，卷不动」是如此具体，伴随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时代齿轮中脱离出来的挣扎与解放，和奔向生活的喘气与放松。

在大理「躺够了」的人们，和卷不动、想躺一躺的人们，就这样在昆明交汇。

文｜祁十一

编辑｜张轻松

图｜受访者提供

离开大理，去昆明

从大理搬到昆明，宁宁只花了四天。

导火线是大理的房东涨房租。那套苍山下、古城边老小区的三居室，房东要从1500元涨到2300元，还要边租边卖，宁宁无法接受，打算另找房子。但这已是她能在大理古城找到的最便宜方便的整套独立房子，不然就只能去附近20分钟车程、更城市化的下关镇。

可是，如果去下关，那干嘛不去昆明？她知道不少长住大理的人，都在去年和今年搬到了昆明，比如她的朋友师偃。他搬到了昆明呈贡区，那里房子条件好、居住环境优美安静，租金也低，让人很难不动心。

作为一名独立出版人，宁宁时而需要去北京等城市出差、见作者，每次都要坐高铁去昆明转机，交通费用和时间也是一笔成本。于是她很快下定决心：搬去昆明。

她花了一天时间在昆明呈贡找房，看了三套，便定了朋友师偃家隔壁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它在呈贡南端，地铁口边上，算上中介和物业费每个月1200元。

师偃居住的呈贡，小区绿化很好，房租便宜。

随后，她返回大理，用了三天时间收拾搬家。最大的家具是一张床，那原本是上一任房东家的，她睡着很舒服，就花了200块买下来。再加上冰箱洗衣机沙发书柜、衣服杂物、锅碗瓢盆，还有200多本书，零零散散地装上了开往昆明的搬家货车，运费花了2000元。六个小时后，宁宁抵达昆明，结束了她在大理四年的旅居生活。

宁宁的情况不是个案。过去三四年，大理太红了。疫情三年几乎不受影响，夏天全国高温下独有的凉爽、苍山洱海的风光、田园牧歌般的诗意生活，让大理广泛吸纳了逃离而来的一线城市中产、数字游民、裸辞失业的年轻人。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大理成了网红打卡圣地。

大理的民宿酒店一房难求，价格水涨船高。这一行情甚至蔓延到了往年属于淡季的三四月、十一月、十二月。租房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在苍山下最贵的小区山水间、大理的小院子，2020年之前三四千块一个月能租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但在2020年后的三年，价格涨到了五千多元，若短租一两个月，则要七八千元到一万元。价格更便宜些的老小区、村民自建房，也都普涨了八百到一千元。

宁宁住的那个老小区，房租一直是1万多元一年，以本地人或长居大理的外地人租住为主。但在过去两年，也开始被人租下来做民宿，租金随之涨到两三万元一年。

图书编辑、独立出版人宁宁过着清简的生活，无论在哪儿，一张书桌和椅子、单人沙发都是必备物品，构成了她工作生活的重心。

许多数字游民都是因为房租和交通因素而从大理搬到昆明，而师偃和许多长居大理的家长，则是因为孩子上学来到昆明。大理的创新学校集中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一旦到了小学高年级，就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办。去昆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选择，既不用离开云南，孩子又能得到相对较好的教育。

师偃带着女儿在去年秋天来到昆明一所国际学校上五年级，到了今年，孩子有五个同班同学都从大理来了昆明、上了同一所学校。剩下的10来个孩子，也有近一半打算来昆明，再次成为同学。

来昆明前，我也曾在大理生活五年，靠给媒体和自媒体供稿，赚取稿费生存。工作不会占去很多时间，我有大量时间看书、去苍山深处的森林溪流散步，时而和几个朋友见面吃饭聊天。在村子里租了本地民居的顶层，站在屋顶露台就能仰望苍山、俯瞰洱海。那是一段理想美妙的乡村生活。

但五年后，我决定离开。大理终究是偏乡村的五线小城，节奏缓慢，许多人的一天是从下午一两点开始的，而早上八九点起床、总体闲散、偶尔一天工作八小时的我，被身边朋友称为「大理最勤奋的那拨人」。

时间长了，即便「勤奋」如我，还是会觉得生活如同白日漫长下的昏昏欲睡，整个人在缓慢而不知不觉地老去。这不是30多岁正年富力强的我想要的状态。

我决定回到城市，一座节奏没有一线城市那么迅猛却也不像大理这般缓慢的城市，于是身为四川人的我回了成都。在成都的两年，我和预期的一样，找到了最适宜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不太忙，也不太闲，富有活力却又不至于把自己快速耗尽，社交、业务量、收入也多了起来。

但成都于我而言的致命伤是「没有太阳」，夏天炎热，秋冬阴冷、雾霾沉沉，对易被天气影响情绪的人如同死穴。彼时每到昆明出差或旅行，走在光影闪烁的翠湖边文林街、钱局街，我便萌生「搬到昆明生活」的念想。它和成都一样，是稍大些的城市，又有成都没有的好天气、好阳光，是国内少有的兼具烟火气和自然风景与阳光的城市。

于是，今年三月末的一天，我拖着两个行李箱，坐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

昆明的小区像一个森林。

逃离北上广的新地标

到昆明后，我就像回到了另一个老家——「云南老家」，花1800元在翠湖附近一个森林般的小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被竹子、芭蕉、玉兰、红枫、桂花包围。窗外不再是阴霾蔽日，而是高原灿烂的阳光，风吹动着树林，摇曳生姿。

春城四季飞花也是名不虚传。我在昆明安住下来后，赶上了蓝花楹的盛开，教场中路、联盟路等许多街道被浓密梦幻的紫色点缀着。路过的人们，无论走路、开车、骑电瓶车自行车，都在抬头看花，脸上的神色舒展温柔。那样的时刻，你会格外感受到生活在昆明才有的明亮和幸福。

就像生长于昆明的作家于坚对昆明的评价：「她奉献给世界的，是单纯朴素的阳光、蓝天白云、鲜花、空气、春天、大地和有益于生命的日常生活，是对文明世界已经麻木的对于栖居的感受的唤醒。」

我开始遇见越来越多移居昆明和想移居昆明的人。有不少都是从一线城市来昆明生活的人。和他们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像是「逃离北上广去大理」的迭代版，只不过目的地变成了昆明。

我在翠湖附近花1800元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被植物环绕。

比如高万贯和他的妻子，30岁出头的他们在北京工作七年后，去年八月裸辞，来了昆明躺平。那是彻底的躺平——不做世俗意义上「有用」的事：不工作，不挣钱，不社交，每天不做什么「正事儿」，就是逛公园、看树、看云、看日落、买菜做饭吃饭、观剧看书。

他们没有选择大理，是因为「大理太网红了」，他们不喜欢去太网红的地方。北京七年，他们没去过故宫、爬过长城，却去过很多次景山公园、朝阳公园。

选择昆明，是因为妻子易出汗，即使在春秋的北京也时而一身汗，夏天更是难熬。去一个气候温和干燥的地方是他们的共识，「四季如春」、气候偏干的昆明正是理想的选择。

还有苏青。她是一名律师，今年六月拖家带口从北京搬到昆明。她的闺蜜几年前就去了大理，并在大理结婚生子，苏青却从未想过去大理生活。做着融资、上市等法律业务的她没想过转行，去了大理就约等于失业。

但在昆明，她却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熟悉的工作。刚好，她在今年得到一个机会，到昆明组建团队、开展业务，便举家搬了过来，两个正上学的孩子也进了昆明的私立小学和幼儿园。

孩子的学校被朋友说像「霍格沃茨」。

对于拖家带口的中产家庭而言，昆明是更够得着、呆得住、留得下的地方。

即便对大理家长们来说，昆明也是更能接住大人和小孩的地方。在大理创新学校长大的孩子，一到小学四五年级，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回户籍所在地公立学校、出国（以清迈、马尔他为主）、去海南的国际学校、去昆明，是大理创新学校家庭的几大选择。

对于师偃和妻子来说，女儿「不去公立」是他们的共识。师偃很清楚，在创新学校长大的孩子，在知识储备、应试水平上，难以和公立小学的孩子竞争，对女儿来说压力会很大。

考虑到双方父母和两人的生意事业，师偃和妻子也否定了出国的想法。海南的国际学校他们也去试过，但女儿没有考上。还有好些家长，比如郑霄红，则是被海南夏天40度的高温劝退，「不离开云南」成为郑霄红在女儿择校一事上找到的平衡，不能为了陪读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和郑霄红一样，师偃一家考察后，也来了昆明的国际学校。它和女儿在大理所受的教育衔接得最好，也有更系统的学科体系。这所国际学校也接收了好些大理创新学校的孩子，校长总结他们的共性是：自驱力强、有探索欲、情绪稳定，因此很乐意接收。

国际学校的费用也不低，一年10万元，在昆明是最贵的。但在大理家长们眼中，这比一线城市便宜了很多。即便如此，大部分家庭都是一方在昆明陪读、生活，另一方在一线城市工作挣钱，以负担孩子的学费。综合种种条件，来昆明，是大理家长们在孩子求学和过生活上找到的最佳平衡。

「为过日子而诞生的城」

云南人喜欢管自己叫「家乡宝」，但凡过得下去，都不想离开家乡，在这里生活惯了的旅居者也一样。最初，很多人是被云南的云影天光「攫住」，获得了疗愈。就像多年前在西南联大求过学的沈从文所写的那样，「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番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

后来，让人离不开的还有这里相对舒缓的节奏、烟火日常。作家于坚在他的书《昆明记》里评价昆明：「这是一个为过日子而诞生的城。」他笔下的昆明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在这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懒散，慢吞吞，无疾而终」。

对许多初到昆明的一线城市人来说，昆明的便宜和美好都让他们惊喜。

比如房租低廉。苏青住在滇池附近、女儿学校旁边，四室一厅精装修，月租5000块，比苏青在北京的房子便宜了一半，面积和装修程度却好了不只一倍。

但这样的租金在昆明已属较高水准。师偃一家在呈贡租的170平米四居室，一个月租金是1800元。高万贯和妻子花1500元在呈贡租了一套三居室。在北京，他们花两倍的价格，住过十多平方米的合租房，不要说阳台，能有窗户就不错了；还住过4800元的独立一居室，三十多平方米的步梯老房子，算条件不错的。而如今，1500元就住上了140平方米的电梯房，大大提升了幸福感。

交通和饮食的成本也让人感慨。我已听许多来自北上广的朋友感叹昆明打车的便宜，比如8公里的路程花了15块，15公里花了22块……此外，昆明的地铁公交以及满大街的共享电单车，也让昆明的公共出行很方便。

这一切，都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便利、现代化的人们需要的，成本却比一线城市低了很多。与此同时，昆明又能提供一线城市日渐稀少的生活感，比如丰富鲜活的菜市场、物美价廉的鲜花市场。

篆新农贸市场是昆明最为外地人熟知的菜市场，已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景点。在这里，你总是能看到鲜活欲滴、生嫩青翠的水果蔬菜，不乏你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夏天的菌子季，这里便挤满了卖各种菌子的小贩、农民。你也能在这里吃到云南许多地州的美食，比如芒市裹卷粉、傣味撒撇、版纳烧青椒茄子……

但对于昆明本地人来说，篆新的价格已被游客推高了，更便宜的是五里多农博广场或许多街道的集市。

高万贯就常去呈贡龙街赶集，采买水果蔬菜。他会记录日常账单：牛油果，15元/公斤；昭通苹果，4元/公斤；新平褚橙，7元/公斤；红萝卜，4元/公斤……昆明人卖东西大多以公斤计价，如果换算成其他城市的计量单位「斤」，还要用以上价格除以2，「加倍惊喜」。

每一次赶集，高万贯都会把水果蔬菜价格发到社交媒体上「拉仇恨」。10月，有香港网友留言说，「今天买了个哈密瓜，45港币。」高万贯回复道：「昨天买了3个哈密瓜，15元。」

昆明的菜市场是诱人的，水果琳琅满目，色泽诱人。

昆明的物价，让他和妻子原计划一个月5000块的花销用不完，每个月只花3000元出头。而买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的钱，一个月约在1200块，人均600元。

还有不能不提的斗南花市。作为全国最大的鲜花市场，它就像一个24小时不休眠的场所，永远被来来往往的人、数不清的鲜花所充满。尤其到了夜晚8点以后，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买卖鲜花的商贩大声吆喝、讨价还价，为那些「冰美人」、「滑雪板」（均为不同百合的品种名字）等花朵讨一个好价格。

来昆明生活的人，最后总会养成买花的习惯。高万贯和妻子找房时，定下的一个条件就是「离斗南花市近」。而我，有时在菜市场买完菜，随手就在路边小摊买一大捧鲜花，只要5块、10块。

住处附近生活气息浓厚，我经常在买完菜后随手在路边小摊买一捧花，10块钱。

而对于刚从一线城市来昆明的人而言，适应这里的闲散、低欲望，也需要一个过程。

放弃当律师的王超越在2022年初来到昆明。躺了一段时间后，王超越就闲不住了，开始找事做。他先是花16000元报了咖啡培训班，准备开一间咖啡馆。但考虑到咖啡馆不怎么挣钱，他接手了一间梅菜扣肉饼店，主打「一咖一饼」，饼代表现实，咖啡则是理想，互为支撑。

最初半年，王超越是那条街上最卷的人。别人8点多才开门，他6:30就到店里了，一直忙到夜里12点。连他的狗都熬不住，蜷在露营椅上睡着了。一人一狗就这样过了半年，直到他也熬不住，变成了和别的店一样的作息。

再到后来，他请了员工，想过卷员工的各种方式——加钱，给「店长」头衔，诸如此类。但是，没用。店里一个小姑娘，干了将近三年，靠谱，踏实，从不整妖蛾子，但每天只愿意干6小时，多一个小时都不行。她住在家里，心安理得地拿着2000多块钱的工资，面对「利诱」不为所动。

苏青加盟律所后，花8000块招了一名员工，感叹对方其实「只干了3000元的活」。在这里，加班是很难加班的，下午6点半前台就关灯走人了，周五则更早。王超越也想起2016年他来昆明做项目，看到6点多本地律师都走了，他忍不住惊叹：这么早，晚上不是还要开晚会吗？没人理他。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感受到这里的人很友善、热情、朴素，他们在这里被治愈了。

曾经在北京疲于工作的苏青，在昆明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可以陪孩子、逛公园、参加朋友聚会。她终于有了真正的生活。以往她最怕在北京过冬，只能闷在室内，从老家来带娃的父母更是一天都不想待。到了昆明，出门就是玩泥巴捞鱼，父母最近每天都热衷去滇池边喂海鸥。

而王超越在昆明重建了他全部的生活。他在咖啡培训班认识了妻子，他们在今年结婚。朋友也大多来自他的那间小店。

王超越和妻子在他们开的一咖一饼小店。

我在他的新家暖房趴上见到了他的朋友们。他们是律师、无业游民、无人机公司老板、小学老师、抖音博主、国外回来开披萨店的年轻人、厨师、00后的云南本土大学生……他们有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却相处融洽、轻松自在。大家在洒满阳光的一楼院子烧烤、聊天、弹吉他、唱歌，那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大理街头，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们也是这样围坐路边摊，共享一个平等融洽的夜晚。这样的事情，似乎总在云南发生。

王超越花了50多万在昆明买了一套一楼老小区带院子的房子，并将它重新装修。院子里可以晒太阳、喝茶、聊天、烧烤。

「社会现实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过往十多年，「逃离北上广」的叙事一再发生，在经济节奏更快的时代，逃离是少数人对卷的反叛，是更加理想主义的选择，梦幻、热烈的大理成了那时候的故事。这几年，随着经济生活步入一种更为舒缓的阶段，人们的逃离有了更为朴素、务实的目的，更日常的昆明成了「旅居」第二阶段的新目的地。

我常会想起大理家长郑霄红说的一句话：社会现实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这几年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或许更为深层和彻底。

就像高万贯和妻子的躺平。在昆明，他们只靠20万元存款生活，计划这样过两年，两年后再看。如今已过了1年5个月，他们依然生活平静，暂时不去考虑7个月之后的事。

高万贯裸辞的触发因素是前同事在办公室猝死。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同事，转眼间就在自己眼前离世，这给人极大的冲击。高万贯在此后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的心跳着跳着就猛的一疼，似乎也有点不对劲。

裸辞的念头，在许多个通宵加班的夜晚、在同时对接七个项目的崩溃瞬间、在狭窄工位不见天日时，都曾出现过。

疫情三年放慢了人们生活的脚步，「你要一直这样生活吗？」这样的拷问时不时出现在高万贯心里，答案也逐渐明确：不，意外随时会到来，你要去过最想过的生活。

2021年末的冬夜，他和妻子一拍即合，达成了「一起裸辞去过一段躺平生活」的决定。他们用了一年半时间做准备：确定昆明为躺平目的地；存钱，做开支计划表，定下一个月5000元左右、一年10万元的花销。

2023年8月，拿到离职证明后，妻子比他早两天去昆明看房，半天就找好了房子，他在家负责打包和寄物流，一个人整理了188公斤的物品。东西寄走后，他背着一个背包，将猫和自己也打包发往了昆明。

来昆明后，他们热衷逛菜市场，买菜、做饭，高万贯承担了70%的做饭任务，自称「巅勺狂魔」。他给自己的另外三个头衔是「公园常客」「云朵收藏家」「昆明躺平研究中心驻呈贡办事处副主任」。

高万贯喜欢逛菜市买菜做饭，每天变着花样做不重样的菜，自称「巅勺狂魔」。

「逛公园」是他们的正经事。一年多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公园里消磨半天一天的时光，散步、看树、看云、看日落、看书，至今没有厌倦。高万贯曾在社交媒体写出妻子辞职的理由：「她说她辞职的原因就是想要晒到每天的太阳，不想一整天都被禁锢在工位上不见天日。如今来到昆明后心愿超额达成了，可以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懒洋洋地靠在公园长椅上。」

当我在社交媒体上随手记录和高万贯见面后的触动，有人回复说：「他们没孩子吧？没孩子才能躺平。」他们确实没有孩子。但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转变也是极大的。

搬到昆明后，高万贯专门找了阳台没有封闭的房子，可以在阳台上喝茶吃水果看书。有时，他会爬到楼顶，在上面看云发呆。

就像苏青。她想要离开北京是很早就有的念头，并在过去三年里加剧。经济下行，她和先生的收入下滑，但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却没有降下来，这带给他们不小的压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一次次变故，比如，儿子的幼儿园突然关门，不菲的报名费也未能退回。于是今年6月，参加完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她就打包收拾好行李，带着父母和三个孩子飞到了昆明。在昆明，她的收入相比北京是下降的，好在成本也下降了不少。

而对于许多一线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是最难舍弃的点。尤其像苏青和她先生这样教育背景的人：毕业于名牌大学，分别从事法律和金融，是典型的城市中产家庭。移居昆明，他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这里的教育水平或许没法和北京比。

但苏青和先生的观念已经转变了，「不卷孩子」是他们的一个准则，「毕竟学历的含金量也在下降」。他们给大女儿选了昆明一所民办私立学校，一年学费2万多元，在承受范围内。曾经在北京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费用一万多元的小儿子，去了昆明家附近一所幼儿园，一个月费用2000多元，她也「没发现有多大差别」，反倒是收获了惊喜——学校有大片的草地，还直接造了一条河，孩子转学后没花多少时间就适应了。她把学校图片发给北京的朋友，得到一片艳羡，「看起来这么像霍格沃茨？」「不敢想象这样的环境」。

苏青发现，昆明有不少像她这样出于降本需求举家搬迁的中产。她去学校给孩子报名，发现有个妈妈也是刚从北京搬来。丈夫从事建筑行业，以前在昆明买了套房，这两年行情不好，加上孩子呼吸系统不好，就全家搬来了。

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离开高成本的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灵活应对。它既能保证原有生活品质，在昆明这样自然环境优良、成本较低的城市，还会提升生活幸福感。相应地，他们也放弃了必须「向上走」、「鸡娃」等诸多观念，生活成了一场「冷暖自知、自得其乐」的体验。

而大理家长们，更早经历了从一线到大理、从主流到「边缘」的改变，观念上已然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郑霄红在每一年开学前，都会和女儿确认：还想继续在这所学校念吗？女儿点头，她再交学费。在她看来，去国外留学、在国内高考都可以，甚至不读大学也是ok的。「在大理呆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没有大学学历也活得好的人太多了。」

但你也会发现，家长自身就是小孩的起点，有时候不走寻常路需要一些「兜底」——不一定是金钱，也包括见识、资源、能力和内心的安全感。

郑霄红和先生许崧就是不走寻常路的人：34岁裸辞，过了6年不上班不工作的背包客生涯，去了很多国家旅行，直到在巴塞罗那被偷了钱包护照，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才决定回上海过安定生活。一年后，原打算丁克的他们，转变想法，生下了女儿。女儿14个月大，他们发现城市里小孩没有多少玩耍空间，于是举家迁往大理。女儿10岁，他们又带着她在路上旅行一年，结束后郑霄红带着女儿来昆明上学，作家许崧去浙江创办了国内数字游民空间。

过往经历锻造了心态开放有安全感的父母，也带给周围人以影响。师偃对于女儿的国际学校之路也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如今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是家里的挣钱主力，「万一有一天她的收入支撑不了，也是有可能的」，一切只有走着看。但师偃记得郑霄红说的一句话：「只要内心保持开放，什么都能接受就行，国际学校、私立、公立都可以，上大学也好，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发生了什么你都能接受、应对就行。」

冬天也可以在户外的公园玩耍。

昆明的月亮与六便士

2016年，我逃离北京到大理，在那里获得疗愈，但我做不到彻底躺平。我很早就放弃了「人生必须往上走」的观念，但我仍有我的恐惧和忧虑。遇见高万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它们。

无论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我都做不到「什么也不做」。哪怕有积蓄，你依然会为长时间没有现金流而恐惧；你也害怕失去和社会的连接，「做事情」是你和社会连接的一种方式，是你「社会价值」的体现。

但在高万贯身上，我看到了「什么也不做」的平静。

这一年多，他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除了见过一位来云南玩的大学同学，我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网友。他看了我的主页，翻了我的一本关于大理的书后，确定我们是「可以交谈的同类」，才答应见面。

见面那天，他的妻子只和我打了个照面。她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眼睛，匆匆看了我一眼后迅速移开目光。那不是不礼貌，而是一个极致的I人面对陌生人的紧张和回避。他们在彼此的世界、大自然的世界里，活着。

那个下午，我和他在洛龙公园绕着湖边走了两圈半。秋日高爽，银杏树变黄了，絮状流云飘在天边，湖面在微风吹拂下起着褶皱，三三两两的人在公园散步、拍照、锻炼、唱歌跳舞。

我和高万贯在洛龙公园，绕着洛龙湖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秋天，天空高远，树叶也黄了。

我慢慢地对他和妻子如此热衷逛公园感同身受，对他们的「躺平」生活万分理解。身处树木、湖水、阳光、云朵、微风的包裹之中，会感受到宁静、放松、舒展，犹如某种「禅定」状态。是可以什么也不用做的，人可以就这样活着，免于形役、心役，那是无比美妙极乐的状态。

但我终究还是一个俗人。坐在湖边树下的木椅上，我和高万贯开启了又一场对话。两年躺平计划还剩7个月，不考虑7个月后怎么办吗？没有现金流、钱包只有出没有进，不会焦虑吗？

他说：「我们每个人大学刚毕业时，也没什么积蓄，不也这么过来了吗？然后通过工作慢慢去攒一些钱。」

「那钱花光了之后呢？」

「总能活下去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他的收入很少，但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烦恼。之前我跟大学同学去元阳梯田，有很多村子里的人看起来就很幸福，干点农活、自给自足。我就想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

所有「乌托邦」都有B面，外地人眼中的昆明，房价物价便宜、教育成本低，本地人眼里，还有另一个昆明是这样的：

根据昆明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昆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约1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平均月工资约4800元，也因此，考公考编是年轻人普遍的选择和尝试。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的观察是，现在对年轻人的讨论，要么突出他们为了考公考编「上岸」而拼命内卷，要么展现他们各种各样的「躺平」。但实际上，更多的年轻人处在彷徨而无所适从的中间状态。直至今天云南的产业结构仍然相对简单，能够给年轻人提供的就业选择极为有限。

此前还有人问我，一线城市的人跑到昆明，会不会让昆明像大理一样，房价物价上涨？

实际情况是：如同许多城市一样，昆明也在过去二三十年扩大了城市规模。往南，沿着滇池东岸，发展出了面积庞大的呈贡新城，修建了大学城和大量商业区、住宅区，以及不少湿地公园。从翠湖所在的老城中心前往呈贡南端，需要坐近一个半小时地铁，漫长路途常常让人觉得去了另一座城市。

但也如许多城市一样，庞大的新城并未迎来相应的庞大人群。所以呈贡常给人「人烟稀疏，开阔而荒凉」的感受。双向四车道或六车道的大马路上，没有多少车在跑；街道、住宅区也没什么人，房子的空置率较高。

尤其是2024年，无论我还是朋友、访谈对象，在昆明租房时都感受到了这里租房市场的不景气。空置一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租不出去的比比皆是，要租出去往往得降价。我的房东告诉我，她在翠湖附近的这套三居室，过去5年里从3200元一路降到了1800元。租给我之前，房租从未低于2000元每月。

而房租下降、租不出去，往往是经济不景气、人口减少、人们收入下降的直接表征。

如今略显清冷的昆明远郊新城，意外成了那些渴望大隐隐于市的人们的新桃源，没有太多标签或者口号，安静而朴素地接住了他们疲惫的身心。

结束和高万贯的聊天，回到家，我收到他的信息：「记得去公园写稿啊！」那是对我「最近太忙没时间逛公园」的回应。

我步行前往附近的翠湖公园。深夜的翠湖安静了很多，仍有人在遛狗、跑步、散步。夜晚的湖面是黑的，依然散发出水气，水让一切变得灵动。

来昆明之前，我就知道自己将住在翠湖附近，此后也时常来散步。在许多个下午和傍晚，翠湖边的绿柳与竹林、湖中的荷莲、满塘的光影、天边的云朵、夕阳的金光，都曾带给我抚慰，和汪曾祺写的《翠湖心影》一模一样：「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

如今我知道，除了翠湖，昆明还有大大小小数百个湿地公园，每一个都有迷人之处。冬天，红嘴鸥也从西伯利亚飞到昆明过冬，滇池边总有很多看海鸥的人。没有多少城市像昆明这样，能教人沉入到自然与生活中去——这古老的生活哲学，或许正适合当下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