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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拾花不拾遗
我到普兰那天，刚出客运站就被风拍懵了。
3900米的海拔不是闹着玩的，拖着行李箱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膝盖像揣了两块冰，冷得直打哆嗦。
手机地图显示到酒店就20分钟路程，结果愣是走了快一小时，中途还得找面朝阳的墙根儿晒太阳取暖。
以前在平原觉得“散步20分钟”就是遛弯，到这儿才明白，高原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本以为只是体力不支，没想到这座小城连代步工具都透着“野生”。
站在路边拦了半天车，别说出租车，连网约车软件都显示“暂无车辆”。
正犯愁呢，一辆红色三轮车“突突突”停在面前，开车的大哥戴着顶磨边的工地安全帽，操着带藏腔的普通话说，“去哪儿？捎你一段。”坐上车斗才发现，这车斗里还堆着半车白菜，我只能蜷着腿坐边上。
大哥说，“普兰就没出租车，我们都靠这个。”那一路颠得我骨头都快散架，心里却有点乐，这地方，果然和别处不一样。
后来才知道，普兰的“特别”不止在交通。
它就卡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的缝儿里，雪山围着，像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可你站在主街上往远处看，边贸市场的彩幡飘得正欢，穿藏袍的、戴尼泊尔小帽的、裹头巾的人挤在一块儿讨价还价，香料味儿混着酥油茶香飘得到处都是。
当地老人说，“这儿的人，都是自己把根扎进石头缝里的。”
在普兰待久了，总能听见马家父子的名字。
说起来也巧，我住的酒店楼下就是他们家的杂货铺。
第一次见马喜红时，他正把一摞方便面箱子往三轮车上摞，堆得比人还高，后视镜完全被挡住。
到了路口，他“吱呀”一声刹住车，踮着脚站起来往后瞅，看完又坐回去打方向，动作熟练得像表演杂技。
我问他，“这么开不怕出事？”他咧嘴笑，“怕啊，但多拉一箱就能多赚十块，家里等着钱呢。”
后来才知道，他爸马建伟那会儿，比他还“拼”。
我去医院看老马时，他刚从抢救室出来，脸肿得像发面馒头，医生说这是“高原性心脏病”，水肿一个月才送来，再晚点就危险了。
住了五天院，光排水就掉了28斤秤，儿子马喜红说，“我爸现在瘦得像块槐树皮，以前他壮得能扛两袋面粉上三楼。”老马躺在病床上还念叨，“市场里的尼泊尔老客该来了，货得备齐。”听到这话我挺触动，这哪是做生意，简直是拿命在守着。
老马身上的“高原印记”不止心脏。
马喜红给我看他爸的脚后跟，冬天冻裂的口子能塞下小拇指，边缘结着黑褐色的痂。
“每年冬天都这样，”他轻描淡写，“晚上用热水泡软了，拿小刀把死肉刮掉，第二天接着干活。”我听得头皮发麻，他却说，“那是死肉，不疼。”后来我才明白，在普兰待久了，身体早就学会了“妥协”，疼不疼的不重要，能站起来、能走路、能赚钱养家，才最重要。
说起来，普兰的风好像对谁都一样公平，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
我在边贸市场碰到布鲁兄弟那天，气温接近零下，他俩还穿着单薄的夹克，肩膀上打着补丁。
弟弟纳雷什冻得直搓手，哥哥布鲁却一直冲我笑。
我递过去两瓶热奶茶，布鲁接过就往嘴里灌，喝完拉着我的手使劲晃，反复说，“Friend，Friend！”马喜红在旁边翻译，“他们从尼泊尔翻雪山过来的，就带了这身衣服。”
本以为就是萍水相逢，没想到临走前一天，布鲁兄弟特意来找我。
那天他俩洗了澡，换了身新衣服，深蓝色外套，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布鲁把我拉到马喜红的铺子前，指着自己，又指着我，用蹩脚的中文说，“China，Nepal，friend！明年，我来，礼物！”说完还拍了拍胸脯。
看着他俩冻得发红的耳朵和亮晶晶的眼睛，我突然觉得，普兰的风再冷，也吹不散这点儿热乎气。
其实在边贸市场，这样的“热乎气”到处都是。
中国商人的货架上摆着尼泊尔的手工地毯，印度人的铺子里卖着四川的火锅底料，藏族大姐用藏语和尼泊尔小哥讨价还价，旁边的小孩追着跑，嘴里喊着“你好”“Namaste”。
马喜红说，“国界？那是地图上的线。对我们来说，翻得过去的雪山都是路，聊得来的人都是朋友。”
现在回想在普兰的日子，总想起马建伟躺在病床上还惦记货的样子，想起马喜红站在三轮车上“盲驾”的背影，想起布鲁兄弟穿着新衣服说“friend”的认真。
他们不是被困在这片高原上，是自己选了这儿，选了用三十年光阴把心脏“种”进雪域，选了用三轮车特技给家人挣明天，选了翻雪山来赴一场“friend”的约定。
生命这东西，有时候真像普兰的野草，看着被石头压着、被风雪吹着，可根早就悄悄往深里扎。
马建伟的根扎在边贸的账本里，马喜红的根扎在三轮车的车斗上，布鲁兄弟的根扎在那句“friend”的承诺里。
他们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就凭着一股“活着就得折腾”的劲儿，在3900米的石头缝里，硬生生给日子撑开了一片天。
离开普兰那天，风还是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可我好像听见风里除了呼啸，还有马喜红三轮车的“突突”声，有布鲁兄弟的笑声，有老马在市场里和老客打招呼的吆喝。
这些声音混在一块儿，暖洋洋的，比太阳还管用。
或许这就是普兰的答案，困顿从来不是绝境，只要愿意扎根，生命总能在最冷的风里，长出最热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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