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临海老城区游览，左一个坊右一个坊，或隔着道路，或为紧邻而只以高墙拱门相分。这种格局，我在乌镇东栅也见过。街坊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明代《喻世明言》已出现“看看街坊景象”的用法。于是，街坊成了“邻居”的同义词。
坊并不是简单的街道名称，它也是基层行政区划单元。
这一版《临海县志》别于其它地方县志的突出优点，就是每个章节之后都有评论 ，叫“论曰”，让读者对相关内容的认识有所加深、有所升华。关于基层行政区划设置部分《坊都》的评论是：
论曰：坊都之设，画地经也，而赋税徭役即行于中焉。周礼所谓井邑丘甸之制，以建民中，以裁军赋者是也。
这是概括坊都等区划设置的作用和目的。
头一句话的意思是：里坊的设置，是规划土地、划分区域的行为，而赋税和徭役就在这些区域中征收和执行。
第二句：“井、邑、丘、甸”是《周礼》规定的。其目的是“以建民中，以裁军赋”，即通过强化民生根基（“建民中”），来优化军事赋税（“裁军赋”）。
“井邑丘甸”是西周井田制下的土地与行政区划单位，核心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这种制度将土地划分为“井”单位（九夫共耕），并逐级聚合为邑、丘、甸、县、都，目的是管理土地和征收贡赋。最小单位为"井"，占地九平方里，配置八户私田围绕中央公田；四井合并为"邑"，设里正管理赋税；四邑构成"丘"，负责兵役征发；四丘组成"甸"，成为军事动员和户籍统计的基本单元。
“评论”谈到了临海县当时（清康熙二十二年）之区划设置：
邑之在城者，为隅六，为坊二十有四，在乡者为乡十有五，为都六十有九，为图一百三十有三。
本县城里为隅-坊制，为6个隅24个坊，农村则为乡—都—-图制，共15个乡69个都133个图。
隅坊制是中国宋代在县以下城市地区推行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以“隅”作为区划单位统辖“坊”，主要应用于小州、军及县城等中小型城市
“隅”是较大区划，相当于现代城市的“区”级单位。“坊”是隅下辖的基本行政单元，负责具体事务，坊内设“坊正”等职官管理户籍、赋役。
都图制是元代将宋代乡里制度变革后形成的基层管理体系，通过"改乡为都，改里为图"实现制度转型，其中"图"源于赋税田亩图册，"都"作为总田亩图单位统辖各图，反映统治者强化赋税征收的治理意图。
都图制度在元代获得了广泛推广，然而其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尚不明确。或许，该制度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得到了统一执行，而只是部分区域的实践。进入清代初期，各地的地方基层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尽管如此，一些地区依然保留着都、图的名称。
数字编号的运用，使得田地、人丁与赋役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便于官府统计、征收和调配，是当时基层行政和财政管理的重要手段。
比如承恩乡（县东150里，管9个都），具体为：十七都、十八都（一图二图三图）、十九都（一图二图三图）、二十都（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二十一都（一图二图）、二十三都（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二十四都（一图二图）、杜渎都、桃渚都。
可以看到，“都”大多是编成顺序号的，个别也有以地名为都名的，比如杜渎都（好拗口！都是du这个音节）。
中国农村编号命名，最近的历史时期是人民公社时期，不过也仅仅是生产队而已，一队二队。没想到早在元朝就把村镇都用编号排列起来，够厉害的。
都图制的历史遗迹现在还存在。
以编号“都”为地名，至今在浙江省仍有 ，衢州的廿八都就是其一，它是著名的五A景区。
东营市名字中带“图”的地方主要有18个，比如十八图村：郝家镇下辖村，是规划中的乡村共同富裕、美丽宜居示范村。
还有一件大事，评论接着叙述，因为它涉及都图数量的增减变化，这就是《县志》中说的“扞遣”，或“遣界”，一般资料做“迁界”。
国朝顺治十八年，沿海扞遣都十有九图五十，康熙十年展界复图三十有七，所遣者二十都一图三图四图、二十三都二图三图、三十八都二图三图并杜瀆都耳，始因寇警而扞遣，继因民穷而复界，不十年间，已复十之七。海波渐平，将来势必全复。聊约略记之以之所考而。
这一段涉及清初临海县等一件大事 ，就是禁海问题。其实，多数人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已经看到过这个场面，老百姓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其由来是清初为制约郑成功对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消极对策。
下表是80年代《临海县志》所载的郑成功部队攻击临海的情况。
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以遏制郑成功等沿海反清势力，断绝其物资支援及周旋的社会空间。当时偏北沿海地区，只是迁移海岛居民而已，江浙地区较为严格，福建、广东地区最为惨烈，沿海居民基本全部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私出界外者处死。
电视剧画面
这一政策从制定之初便更多地是站在清政府维护政权稳固的需求上，根本没有考虑到地方社会可能会蒙受的损失，因此，它的实施过程相当粗暴，实施后的抚恤政策如安插、蠲免等亦漏洞百出。地方社会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沿海被迁之人被迫改变生计方式，影响最重者又莫过于渔民与盐民。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下令展复部分地方，同时鼓励民人开垦土地，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投降，清政府下“全面展复令”，才使地方社会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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