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天来得特别迟。柳树本该抽芽的时候，光秃秃的枝条还在寒风里打着哆嗦。父亲把最后一把炒面分成四份，用旧报纸托着，三个纸包小些，一个纸包大些。大的推给了我们。
“吃。”他说，声音像生了锈的铰链。
我们不敢看他深陷的眼窝，埋头舔那点混着麦麸的粉末。喉咙干得冒烟，每咽一下都疼。妹妹五岁，舔得最仔细，连指缝里的碎末也没放过。
家当只剩下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瘪瘪的，系在父亲干瘦的肩上。里面是两件打补丁的衣裳，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张折了又折、毛了边的纸——那是乡下远房亲戚的地址，父亲最后的指望。
城门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渐渐远了。父亲的步子很大，我们得小跑着才能跟上。起初还有零星的车辆卷着尘土过去，后来，只剩下一条望不到头的土路，蜿蜒着伸向起伏的山影。地图上说，四十多里。父亲说，走一天，就能到。
妹妹走不动了，父亲就把她架在脖子上。她的两条小腿垂在父亲嶙峋的胸前，晃晃荡荡。大哥十二岁，抿着嘴，眼睛盯着前路，偶尔回头拉我一把。我八岁，脚上的鞋顶破了洞，碎石子硌得生疼。饿是最先袭来的，不是尖锐的疼，而是一种缓慢的、无处不在的掏挖，把腿变成棉花，把脑袋变成一团嗡响的空白。
晌午，我们在一个背风的土坎下歇脚。父亲解开包袱，拿出那个搪瓷缸子，走到路边的沟渠，舀了半缸浑浊的水。他先递给妹妹，看她小口小口喝下去，喉管一伸一缩。然后是我和哥哥。最后轮到他自己，他只是润了润开裂的嘴唇，缸子就空了。
“爸，你也喝。”大哥把缸子推回去。
父亲摇摇头，目光投向远处的山梁。“留着，下次喝。”
下午的路更难走了。风像刀子，刮着脸。妹妹在父亲脖子上睡着了，小脑袋一点一点。我的眼皮也越来越沉，看到的不是路，而是一团团晃动的、冒着热气的馍馍的影子。大哥的呼吸粗重起来，他不再拉我，只是闷着头，一步一步地挪。
父亲不说话。他的背影像一株被风刮弯了却不肯倒下的树。他的肩胛骨在单薄的褂子下突出，随着步伐，一下，一下，倔强地耸动。偶尔，他会停下来，等我们跟上来，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过，那目光沉甸甸的，压住了我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我走不动了”。
太阳西斜，把我们的影子拉得细长，扭曲地投在尘土里。终于走上了山路，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妹妹醒了，小声地哭，说饿，说脚冷。父亲把她放下来，蹲下身，用手心搓着她冰凉的小脚丫。然后，他变戏法似的，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是几颗皱巴巴的、黑乎乎的野枣，不知何时摘的，一直藏着。
“一人一颗。”他说，语气不容置疑。
枣子酸涩，嚼在嘴里满是渣，却仿佛有一股微弱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去，暂时逼退了一点那无孔不入的虚冷。
天快黑透的时候，我们拐过一个山坳。父亲忽然停住了，肩膀微微颤抖。我们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
山下，深黛色的山谷里，竟星星点点，散落着十几处微弱的光。不是电灯，是油灯，或是松明。那光那么小，那么暖，在无边的黑暗里，像沉睡的呼吸。
“到了。”父亲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他抬起手，指了指最近处、山脚下的一点光晕，“就是那家。”
最后的几里下坡路，我们几乎是滚下去的。腿已经没了知觉，只是机械地迈动。那点光，越来越大，渐渐能看出是一扇糊着纸的窗户透出来的。能闻到气味了，不是城里的煤烟味，是柴火烟味儿，湿泥土味儿，还有一丝……一丝淡淡的、煮熟了的野菜的味道。
父亲抬手，敲响了那扇粗糙的木门。声音在寂静的山村里显得格外响。
门开了。一个同样瘦削、穿着黑棉袄的老汉探出身，手里端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晕扑在我们脸上。
“他表叔……”父亲张了张嘴，后面的话似乎被风吹散了，只剩下一声沉重的、如释重负的叹息。
老汉的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到我们三个泥猴般的孩子脸上。他愣了一下，随即赶忙侧身，把门拉得更开，那暖黄色的光，一下子把我们全罩了进去。
“快进来！快进来！屋里暖和！”
我们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屋里，灶膛的火正旺，映得土墙一片橘红。一口铁锅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那种混合着柴火、泥土与食物的气息，浓烈地、温柔地包裹住我们，瞬间冲垮了所有坚持。
妹妹“哇”一声哭了出来。我和哥哥的眼泪也跟着无声地滚落。只有父亲，他直挺挺地站在屋当中，对着迎上来的表叔一家，想扯出一个笑，嘴角却只是剧烈地抖动了几下。他肩上那个空瘪的蓝布包袱，终于，缓缓地滑落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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