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拨回到2011年，兰州市雄心勃勃地筹划一个宏大的文化地标——“华夏人文始祖园”。
项目选址在黄河之畔，要竖起近20米高的紫铜伏羲女娲雕像，还要在雕像下方建设黄河文化展示馆。初衷听上去很美：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兰州城市名片。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耗资超过3亿元的项目，会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在建成的那一刻就按下了暂停键，一停就是十年。
如今的园区内，偶有行人走过空旷的广场。那扇本应迎接游客的展示馆大门，却常年紧锁。只有门口的保安，还在守着这片寂静。
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这到底是个面子工程，还是一开始就注定的程序败笔？
答案直白得残酷：这是一场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式决策，而那张至关重要的“票”，从始至终都没能补上。
在黄河河道上动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搞建设，是两套截然不同的逻辑。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一条桀骜不驯、悬在头顶的“地上河”。
因此，国家为它设立了最严格的“守门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在黄河干流兰州市城区段搞建筑，必须依法报经黄委会批准——未经审批程序擅自建设的，属于违章建筑。
很遗憾，我们的“始祖园”项目，恰恰就卡死在这个环节上。
也就是说，项目从出生起，就带着“程序原罪”。它或许拿到了地方上的各种许可，但在决定其生死存亡的最高河道主管机关那里，它始终是一个“黑户”。
那么，黄委会的审批，为什么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逾越？
因为这关乎生死存亡的防洪安全。2018年，黄委会的专业报告给出了科学评估：园区的建筑物改变了河段水流形态，压缩了过水面积。
这意味着，一旦大汛来临，这片看似稳固的建筑群，可能自身难保，更会像河道中的一块巨石，改变洪水流向和泥沙运动，对下游的防洪安全构成难以预料的威胁。
在黄河安全面前，任何“文化地标”的光环都得退让。
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形成了：地方投入巨资建成的项目，因为无法跨越中央层面的安全红线，只能长期闲置。
那么，这个耗资3亿的“违章建筑”，最终会走向何方？是拆是留？
从法律刚性的一面看，结局可能很严厉。《防洪法》写得明白：未经批准在河道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工程，可责令限期拆除。
若严格执法，这并非没有可能。
但从现实的复杂性看，全部拆除，意味着3亿元投资彻底灰飞烟灭，无论从资产处置还是社会观感上，都难以承受。
更可能的出路，或许是在确保防洪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寻找一种“功能转化”的妥协。
这不是没有先例可循。近年来，黄委会的审批管理思路也在与时俱进。2024年以来，黄委会受理审批涉河项目时，遵循“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的原则。
对于滩地生态治理、生态廊道建设这类新型项目，也在研究明确标准。
这或许为“始祖园”指明了一线生机：彻底放弃最初“封闭式文化展示馆”的定位，向“开放式生态文化公园”转型。
比如，拆除部分可能严重影响行洪的硬质构筑物，恢复滩地植被，将其改造为黄河防洪科普教育基地、生态观测点，或是市民亲水休闲的公共空间。
让这个项目从一个“错误”，变成一个警示教育的“活教材” 和生态修复的“样板间”。
更深层次看，“始祖园”的十年困局，是一堂代价高昂的法治课。
它暴露了一些地方在推动重大项目时，“重建设、轻程序”，“重速度、轻合规”的惯性思维。
总以为生米煮成熟饭，就能倒逼审批；总以为地方发展需求，可以凌驾于国家层面的安全规制之上。
然而，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这种思维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黄河的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始祖园”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冲动的代价，也映出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它警示后来者：任何宏大的叙事，都必须构筑在法治的基石之上；任何美好的初衷，都不能成为绕过法定程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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