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一瞥

大寨一瞥

周天增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平展展

……

我们的车刚在大寨村口停下，这熟悉的歌声便从大喇叭里灌到我的耳中，带着太行山脉特有的厚重与清亮。我不由地跟着哼唱起来：“一朵红花开，百里光闪闪，陈永贵是大寨的好领班……”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黑白画面，竟顺着旋律渐渐清晰起来。

大寨本不在我们这次秦岭观枫的自驾游计划之中。返京途中，高速路牌上“昔阳县”三个字突然撞入眼帘，脑袋立刻作出反应——大寨不就在昔阳县吗？这可是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国家级典型啊！那些课本里的梯田图景、报纸上的英雄事迹，瞬间变得鲜活。我立刻与同行的同学老孙、同事庆喜提议绕道前往，三人一拍即合，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既知名又神秘，更沉寂了多年的地方。

虽已过立冬节气，大寨却还沉浸在深秋的余韵里。脚下的沥青路上铺着片片落叶，一阵风吹来沙沙作响。道旁的老槐树褪去了葱茏，枝桠遒劲地伸向天空，偶有几片迟落的叶子在风中打着旋儿。整个村庄安静得很，除了我们一行三人，难得见到其他游客，只有村口的老碾盘静静卧在那里，碾轮上的沟壑里还嵌着未褪尽的泥土，见证着岁月流转。

我们先走进大寨党群活动中心，门厅内外窗明几净，墙角的绿植生机勃勃。墙上的党建文化墙内容丰富，既有当年战天斗地的黑白老照片，也有如今村里发展的彩色图文。洁净的地面几乎不见尘埃，走廊里的公示栏字迹清晰。这景象完全推翻了我此前的猜想——这个老典型并未在时代浪潮中褪色，反而在规范的机制中稳健运转，毫无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典型“回首山河已是秋”的迹象。

出了党群中心，走到村口的大牌坊下，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姐笑着迎了上来，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三位从哪儿来呀？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到家里歇歇脚、吃口饭？”看看表，此时已近十一点了。

“刚到，先四处看看。”我笑着回应，顺势问道：“我们刚从党群中心出来，你们现在的书记还是郭凤莲吗？”

“是啊，还是她，都快八十岁了，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噢，她可是陈永贵时代的铁姑娘队队长啊！”我忍不住感叹。年少时在电影《新闻简报》里见过的画面瞬间浮现：二十出头的郭凤莲梳着短辫，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用一口浓重的大寨话，介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经验，眼神里满是风华正茂的坚定。六十年代初洪灾后，正是她带领二十多个姑娘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抢修堤坝，和男人们一样抡大锤、抬石料，肩膀磨出血就垫块破布继续干，用行动践行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誓言。

“您当年也是铁姑娘队的队员吧？”我满怀期待地问，想从她口中多挖些往事。

她爽朗地笑了：“哈哈，我那时还小呢，正上小学，哪够格当铁姑娘呀！不过那时候村里的娃都得帮着干活，拾粪、除草、搬石头都干过。”可不呗，看那部《新闻简报》时我刚上初中，算来她的年纪确实对不上，岁月的刻度在不经意间便露出了痕迹。

“陈永贵的老宅还在吗？他的子女还有在村里的吗？”我接着问。

她往牌坊里指了指：“老宅还在，就在村中间，保存得好好的。他的孩子们早都去外地发展啦，很少回村里来。”

“那咱们大寨现在都有哪些景点？平时游客多不多？”老孙走过来问道。

“顺着这条主路往上走，先到虎头山，山上有陈书记的雕像和展馆；下来再去狼窝掌，那儿有纪念碑和梯田；最后回来看看陈永贵故居，一圈下来正好。”大姐耐心地指引着，并补充道：“来的游客大多是你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都是冲着当年的记忆来的。”

“抓紧看吧，老周，咱们还得赶路呢。”老孙看了看表催促道。

“好嘞！我们看完就去你家吃饭！”我连忙补了一句，她连声应着，又忙着招呼远处零星走来的游客。

我们开车沿着主路向虎头山驶去，路渐渐变陡，两旁的梯田也愈发清晰。越往上走，歌声似乎听得更真切了，那熟悉的旋律在山谷间回荡，与风声交织在一起。行至山腰，一座大型石雕赫然矗立，正是陈永贵的半身像。他头围白巾，额头上的皱纹深如刀刻，眼神坚定地望着山下的梯田，仿佛仍在凝视着他用一生守护的土地。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宣传报道的场景：穿着破棉袄的陈永贵站在没膝的积雪中，指着被山洪冲垮的石坝对社员大喊：“洪水冲一次，咱修一次！它冲垮两回，咱就干第三回！怕甚？”说着便扛起大石块走向废墟，身后的村民纷纷跟上，石头砸在冻土上的闷响在山谷间回荡。这位从逃荒娃成长起来的村支书，自五十年代初就带领社员与穷山恶水较劲，仅一个冬天就把白驼沟改造成了高产田，此后年年组织治山治水，硬生生让“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焕发了生机。

雕像旁便是大寨精神展馆，推开门，一股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展区按时间线依次陈列，从1945年陈永贵参加民兵开始，到1953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1963年洪灾后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抗灾口号，每一件实物、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墙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概括的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字字铿锵，穿越半个多世纪仍振聋发聩。

展柜里，陈永贵用过的镢头刃口还带着几痕泥土，铁姑娘队抬石头用的扁担布满裂痕；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农业八字宪法》，扉页上写着“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字样。看着这些展品，仿佛能触摸到当年大寨人劳作的温度——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开山凿石，用棉袄裹着石灰桶保温，跳进冰碴水里砌坝，石缝间的石灰浆在寒风中腾起白雾，那是不屈的生命在抗争。1965年周恩来总理来访时，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啃着玉米窝头、喝着小米粥，感慨“人不多办大事，这是改天换地啊！”

从展馆出来便到了狼窝掌。这条全长不足两公里的山沟，曾因山洪频发、乱石嶙峋被当地人选为“狼窝掌里三大害，山洪、恶狼、石头块”，地势陡峭到“上坡碰鼻子，下坡蹲沟子”。但就是在这里，大寨人书写了“三战狼窝掌”的传奇。1955年冬，陈永贵带着乡亲们筑起三十多条石坝，刚造出第一片田就被次年的山洪冲毁；1956年重整旗鼓，成果又被洪水吞噬。当村民们蹲在废墟边抽闷烟时，陈永贵抹掉脸上的雨水喊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石灰浆！给坝基灌石灰浆！”第三次战役中，全村老少齐上阵，终于用十六道铜墙铁壁般的石坝，将150亩乱石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海绵田”。

如今的狼窝掌，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梯田旁，碑身上的“三战狼窝掌”五个大字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层层梯田从沟底一直铺到山腰，田埂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缝隙间还能看到当年灌注的石灰痕迹。老孙不停地按下快门，庆喜则俯身摸着田埂上的石头，我轻声说：“这每一块石头里，都藏着大寨人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啊。”我们三人站在纪念碑前合影，身后的梯田如阶梯般延伸向远方。

下山后我们如约来到那位大姐的民宿，她和老伴忙着生火做饭，土灶台的青烟袅袅升起，混着饭菜的香气弥漫在院子里。趁着做饭的间隙，我独自前往陈永贵故居。

故居就在村中心的街边上，推开斑驳的木门，院子里的碾子、水井保存完好，墙角还放着两把旧锄头。正窑里陈列着陈永贵当年用过的桌椅、被褥，墙上挂着他与村民们在田间劳动的合影。看着这些简朴的陈设，眼前不由浮现出他带领村民治山治水的场景：六十年代初特大洪涝灾害后，他提出“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的口号，带领群众重建家园，最终不仅恢复了生产，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这位从田间走出的国务院副总理，始终坚守着“干部要先摸摸手上老茧厚不厚”的规矩，把“身教重于言传”刻进了大寨的骨子里。直到身为副总理后，还坚持搬出钓鱼台的寓所，践行自已的"三个三分一"，受到了毛主席"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赞许。

故居隔壁是间门头房，挂着“宋立英土特产店”的招牌。店主是位老年男性，正低头整理货架上的核桃、花椒。我走进去问道：“请问宋立英是不是陈永贵时代的党支部女成员？她还在世吗？”

“是，九十六了，我是她小儿子。”他抬起头，语气平淡，没有一般商家的活络，回答得像电报稿一样简洁。

“啊，她可是健在的大寨创业唯一亲历者啊！请转达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敬意与问候。”我由衷地感叹。他点了点头，继续低头整理货物，或许在他看来，这些往事早已融入日常，无需过多言说。

在店里转了转，我选了一套标有“妇女能顶半边天”字样的六件套瓷杯，又拿了两瓶“咱村大寨酒”。瓷杯釉色温润，字迹刚劲；酒瓶上印着虎头山与梯田的图案，质朴大方。结账时价格都不贵，感到都很值——这份值，不仅是物质上的实惠，更是精神上的收获，像是把一段鲜活的历史揣进了行囊。

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我们要启程返京了。大姐站在村口仍在迎客，身影渐渐缩成远处的一个小点。回望大寨，虎头山静默矗立，清河水缓缓流淌，层层梯田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三个多小时的匆匆一瞥，心中满是复杂的滋味：既有亲眼见到传奇之地的满足，也有目睹昔日辉煌归于平淡的怅然。那些艰辛创业的岁月、红极一时的荣耀，终究成了历史书页上的字迹；如今的大寨，更多的是寂寥、沉静与平凡。

但转念一想，这份平凡中其实藏着更持久的力量。郭凤莲回村重掌党支部后，带着党员南下取经，把“大寨”注册成三十多种商品的商标，让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0亿元，用“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续写了大寨传奇。狼窝掌的梯田里，如今有农科院的专家培育的抗旱谷种；虎头山的山脚下，大寨小学的校舍成为全村最好的建筑群，读书声与远处的鸟鸣声，声声入耳。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大寨的精神从未远去。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气概，“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风格，不仅是大寨的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它或许不再是聚光灯下的典型，却化作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力量，融入了大寨人的日常，也滋养着每一个前来寻访的人。

车已驶上高速，大喇叭里的歌声也已淡去，但那“层层梯田平展展，社员梦里笑声甜”的旋律，却始终萦绕在耳边。

2025.11.30于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