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一瞥
周天增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平展展
……
我们的车刚在大寨村口停下,这熟悉的歌声便从大喇叭里灌到我的耳中,带着太行山脉特有的厚重与清亮。我不由地跟着哼唱起来:“一朵红花开,百里光闪闪,陈永贵是大寨的好领班……”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黑白画面,竟顺着旋律渐渐清晰起来。
大寨本不在我们这次秦岭观枫的自驾游计划之中。返京途中,高速路牌上“昔阳县”三个字突然撞入眼帘,脑袋立刻作出反应——大寨不就在昔阳县吗?这可是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国家级典型啊!那些课本里的梯田图景、报纸上的英雄事迹,瞬间变得鲜活。我立刻与同行的同学老孙、同事庆喜提议绕道前往,三人一拍即合,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既知名又神秘,更沉寂了多年的地方。
虽已过立冬节气,大寨却还沉浸在深秋的余韵里。脚下的沥青路上铺着片片落叶,一阵风吹来沙沙作响。道旁的老槐树褪去了葱茏,枝桠遒劲地伸向天空,偶有几片迟落的叶子在风中打着旋儿。整个村庄安静得很,除了我们一行三人,难得见到其他游客,只有村口的老碾盘静静卧在那里,碾轮上的沟壑里还嵌着未褪尽的泥土,见证着岁月流转。
我们先走进大寨党群活动中心,门厅内外窗明几净,墙角的绿植生机勃勃。墙上的党建文化墙内容丰富,既有当年战天斗地的黑白老照片,也有如今村里发展的彩色图文。洁净的地面几乎不见尘埃,走廊里的公示栏字迹清晰。这景象完全推翻了我此前的猜想——这个老典型并未在时代浪潮中褪色,反而在规范的机制中稳健运转,毫无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典型“回首山河已是秋”的迹象。
出了党群中心,走到村口的大牌坊下,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姐笑着迎了上来,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三位从哪儿来呀?快到饭点了,要不要到家里歇歇脚、吃口饭?”看看表,此时已近十一点了。
“刚到,先四处看看。”我笑着回应,顺势问道:“我们刚从党群中心出来,你们现在的书记还是郭凤莲吗?”
“是啊,还是她,都快八十岁了,身子骨还硬朗着呢!”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噢,她可是陈永贵时代的铁姑娘队队长啊!”我忍不住感叹。年少时在电影《新闻简报》里见过的画面瞬间浮现:二十出头的郭凤莲梳着短辫,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用一口浓重的大寨话,介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经验,眼神里满是风华正茂的坚定。六十年代初洪灾后,正是她带领二十多个姑娘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抢修堤坝,和男人们一样抡大锤、抬石料,肩膀磨出血就垫块破布继续干,用行动践行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誓言。
“您当年也是铁姑娘队的队员吧?”我满怀期待地问,想从她口中多挖些往事。
她爽朗地笑了:“哈哈,我那时还小呢,正上小学,哪够格当铁姑娘呀!不过那时候村里的娃都得帮着干活,拾粪、除草、搬石头都干过。”可不呗,看那部《新闻简报》时我刚上初中,算来她的年纪确实对不上,岁月的刻度在不经意间便露出了痕迹。
“陈永贵的老宅还在吗?他的子女还有在村里的吗?”我接着问。
她往牌坊里指了指:“老宅还在,就在村中间,保存得好好的。他的孩子们早都去外地发展啦,很少回村里来。”
“那咱们大寨现在都有哪些景点?平时游客多不多?”老孙走过来问道。
“顺着这条主路往上走,先到虎头山,山上有陈书记的雕像和展馆;下来再去狼窝掌,那儿有纪念碑和梯田;最后回来看看陈永贵故居,一圈下来正好。”大姐耐心地指引着,并补充道:“来的游客大多是你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都是冲着当年的记忆来的。”
“抓紧看吧,老周,咱们还得赶路呢。”老孙看了看表催促道。
“好嘞!我们看完就去你家吃饭!”我连忙补了一句,她连声应着,又忙着招呼远处零星走来的游客。
我们开车沿着主路向虎头山驶去,路渐渐变陡,两旁的梯田也愈发清晰。越往上走,歌声似乎听得更真切了,那熟悉的旋律在山谷间回荡,与风声交织在一起。行至山腰,一座大型石雕赫然矗立,正是陈永贵的半身像。他头围白巾,额头上的皱纹深如刀刻,眼神坚定地望着山下的梯田,仿佛仍在凝视着他用一生守护的土地。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宣传报道的场景:穿着破棉袄的陈永贵站在没膝的积雪中,指着被山洪冲垮的石坝对社员大喊:“洪水冲一次,咱修一次!它冲垮两回,咱就干第三回!怕甚?”说着便扛起大石块走向废墟,身后的村民纷纷跟上,石头砸在冻土上的闷响在山谷间回荡。这位从逃荒娃成长起来的村支书,自五十年代初就带领社员与穷山恶水较劲,仅一个冬天就把白驼沟改造成了高产田,此后年年组织治山治水,硬生生让“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焕发了生机。
雕像旁便是大寨精神展馆,推开门,一股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展区按时间线依次陈列,从1945年陈永贵参加民兵开始,到1953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1963年洪灾后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抗灾口号,每一件实物、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墙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概括的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字字铿锵,穿越半个多世纪仍振聋发聩。
展柜里,陈永贵用过的镢头刃口还带着几痕泥土,铁姑娘队抬石头用的扁担布满裂痕;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农业八字宪法》,扉页上写着“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字样。看着这些展品,仿佛能触摸到当年大寨人劳作的温度——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开山凿石,用棉袄裹着石灰桶保温,跳进冰碴水里砌坝,石缝间的石灰浆在寒风中腾起白雾,那是不屈的生命在抗争。1965年周恩来总理来访时,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啃着玉米窝头、喝着小米粥,感慨“人不多办大事,这是改天换地啊!”
从展馆出来便到了狼窝掌。这条全长不足两公里的山沟,曾因山洪频发、乱石嶙峋被当地人选为“狼窝掌里三大害,山洪、恶狼、石头块”,地势陡峭到“上坡碰鼻子,下坡蹲沟子”。但就是在这里,大寨人书写了“三战狼窝掌”的传奇。1955年冬,陈永贵带着乡亲们筑起三十多条石坝,刚造出第一片田就被次年的山洪冲毁;1956年重整旗鼓,成果又被洪水吞噬。当村民们蹲在废墟边抽闷烟时,陈永贵抹掉脸上的雨水喊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石灰浆!给坝基灌石灰浆!”第三次战役中,全村老少齐上阵,终于用十六道铜墙铁壁般的石坝,将150亩乱石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海绵田”。
如今的狼窝掌,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梯田旁,碑身上的“三战狼窝掌”五个大字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层层梯田从沟底一直铺到山腰,田埂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缝隙间还能看到当年灌注的石灰痕迹。老孙不停地按下快门,庆喜则俯身摸着田埂上的石头,我轻声说:“这每一块石头里,都藏着大寨人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啊。”我们三人站在纪念碑前合影,身后的梯田如阶梯般延伸向远方。
下山后我们如约来到那位大姐的民宿,她和老伴忙着生火做饭,土灶台的青烟袅袅升起,混着饭菜的香气弥漫在院子里。趁着做饭的间隙,我独自前往陈永贵故居。
故居就在村中心的街边上,推开斑驳的木门,院子里的碾子、水井保存完好,墙角还放着两把旧锄头。正窑里陈列着陈永贵当年用过的桌椅、被褥,墙上挂着他与村民们在田间劳动的合影。看着这些简朴的陈设,眼前不由浮现出他带领村民治山治水的场景:六十年代初特大洪涝灾害后,他提出“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的口号,带领群众重建家园,最终不仅恢复了生产,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这位从田间走出的国务院副总理,始终坚守着“干部要先摸摸手上老茧厚不厚”的规矩,把“身教重于言传”刻进了大寨的骨子里。直到身为副总理后,还坚持搬出钓鱼台的寓所,践行自已的"三个三分一",受到了毛主席"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赞许。
故居隔壁是间门头房,挂着“宋立英土特产店”的招牌。店主是位老年男性,正低头整理货架上的核桃、花椒。我走进去问道:“请问宋立英是不是陈永贵时代的党支部女成员?她还在世吗?”
“是,九十六了,我是她小儿子。”他抬起头,语气平淡,没有一般商家的活络,回答得像电报稿一样简洁。
“啊,她可是健在的大寨创业唯一亲历者啊!请转达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敬意与问候。”我由衷地感叹。他点了点头,继续低头整理货物,或许在他看来,这些往事早已融入日常,无需过多言说。
在店里转了转,我选了一套标有“妇女能顶半边天”字样的六件套瓷杯,又拿了两瓶“咱村大寨酒”。瓷杯釉色温润,字迹刚劲;酒瓶上印着虎头山与梯田的图案,质朴大方。结账时价格都不贵,感到都很值——这份值,不仅是物质上的实惠,更是精神上的收获,像是把一段鲜活的历史揣进了行囊。
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我们要启程返京了。大姐站在村口仍在迎客,身影渐渐缩成远处的一个小点。回望大寨,虎头山静默矗立,清河水缓缓流淌,层层梯田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三个多小时的匆匆一瞥,心中满是复杂的滋味:既有亲眼见到传奇之地的满足,也有目睹昔日辉煌归于平淡的怅然。那些艰辛创业的岁月、红极一时的荣耀,终究成了历史书页上的字迹;如今的大寨,更多的是寂寥、沉静与平凡。
但转念一想,这份平凡中其实藏着更持久的力量。郭凤莲回村重掌党支部后,带着党员南下取经,把“大寨”注册成三十多种商品的商标,让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0亿元,用“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续写了大寨传奇。狼窝掌的梯田里,如今有农科院的专家培育的抗旱谷种;虎头山的山脚下,大寨小学的校舍成为全村最好的建筑群,读书声与远处的鸟鸣声,声声入耳。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大寨的精神从未远去。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气概,“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风格,不仅是大寨的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它或许不再是聚光灯下的典型,却化作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力量,融入了大寨人的日常,也滋养着每一个前来寻访的人。
车已驶上高速,大喇叭里的歌声也已淡去,但那“层层梯田平展展,社员梦里笑声甜”的旋律,却始终萦绕在耳边。
2025.11.30于北京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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