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我住在苏州河畔的一栋高楼上。32楼的高度,刚好能把整条河的走势收在眼里。我习惯傍晚时分,搬一把靠椅,在阳台坐下。不为什么,就是看。看这河,看河两岸,看天光如何一点点从河面上撤走,看灯火如何一星星地亮起来。
这河,上海人叫“母亲河”。名字是亲的,样子看起来也亲。它不像黄浦江那般张扬。它窄,曲折,水流也缓。河水比前些年清澈多了,依稀还带一点黄绿泛灰的调子,仿佛调色盘上所有颜色用剩的底子,兑了水,搅在一起。流得也慢,几乎看不出流动,只有风吹过,才皱起一些懒洋洋的波纹。夕阳斜照时,水面会泛起细碎的金光。这景象,看久了,会让人觉得,时间在这里也是黏稠的,流不动。
我的老家湖北随州,属曾侯乙编钟最出名。一套青铜器埋在地下2400多年,挖出来,敲一下,声音还能沉甸甸地传老远。那是时间的另一种样子,是封存起来的,厚重的,一击之下,嗡然作响,让人生出几分心慌。不像眼前这条河,时间仿佛是散漫的,稀释在水里,日日夜夜地淌,好像什么也留不住,又好像什么都留了一点痕迹。
几座桥,硬生生横在河面上,把南北两岸连了起来。桥修得都算朴实,目的明确,就是让人和车快点过去,不怎么讲究姿态。河还是这条河,来往货船早换成了观光的游船,在桥下钻来钻去,船身漆得鲜亮,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客。偶尔能听见隐约的笑语声,声音传到32楼,已经疲沓了,像隔了几层布听到的。船过后,拖开长长的波纹,慢慢漾开,碰到两边的水泥堤岸,碎了。
岸边的变化,无声却剧烈。南岸簇新的住宅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线条干净利落。傍晚,家家户户的灯陆续亮了,方格子的,一片一片,透着一股子井然有序的温暖。
河的北岸,崭新的公园修得很是精致,蜿蜒的步道,整齐的草坪,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散步。更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在夕阳下闪着金光。传说中敦实厚重的老仓库大多不见了,零星被完整保留下来的,也成了艺术餐厅或画廊,像是特意留下的标本,供人凭吊过去的时光。这是一种“修旧如旧”的改造,但“旧”的只是皮囊,“新”才是灵魂。这样的生活和往昔那些仓库里曾有过的汗味、号子声、扛大包的岁月,怕是没什么相干了。
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看着。忽然有一天,觉得这窗框框住的,不像是一幅画,倒像是一张巨大的、露天的城市剖面图。“沪渎”小渔村的淤泥,“十里洋场”的建筑,工业化的砖石,眼下全球化的、光洁的玻璃与钢结构,全都叠放在河两岸。时间在这里,不是一条线,往前流;而是一口井,往下打,打出不同年代沉淀下来的泥沙。
这感觉,和在北京时是不同的。在北京,我也爱登高。景山上,看紫禁城那片金瓦的顶子,在夕阳下泛起沉郁的光。那是一片无比庄重、秩序井然的辉煌。一条中轴线,像一根坚硬的脊梁骨,把整个城市撑得四平八稳。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荣光,都朝向一个中心聚集。而在上海,在这苏州河畔的高处,视野是发散的。目光扫过去,是无数个并置的、杂乱的甚至相互撕扯的“现在”。旧的还未消逝,新的已经勃发,两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而是犬牙交错地生长在一起。这样看久了,会让你对寻找“纯粹”或“本源”的念头,产生根本的怀疑。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混合物。
所以,上海的文化认同,从来不是一种已完成的“结晶体”。它始终处于一种“溶液”的状态,各种成分在里面碰撞、反应、沉淀,偶尔形成一些暂时的、不稳定的结晶,旋即又被新的潮流溶解。它不执着于追问“你是什么”的本质,而更关心“你能带来什么”以及“我们能一起变成什么”的功能和可能。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客居个体的“安顿”问题,似乎也找到了答案。
有个傍晚,我在河边散步,看见一个老人对着河画画。画的是对岸的老仓库,却把新盖的玻璃楼也画进去了。我问他不嫌突兀?他头也不抬,说:“都在河里映着,分什么新旧?”这话实在。河不分新旧,它只管流。映着老仓库的砖,也映着新楼的玻璃;载过货船,也载游船。时间在它身上,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不是新的换旧的。
两三年看下来,我明白了些。这地方要紧的是学会在层层叠叠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像河上的桥,连着南北,也担着古今。人在城里,也是座桥——连着故乡与他乡、过去与未来。
夜更深了,河面上的灯光拉得老长。我又坐在窗前。河水似乎成了青灰色,流得依然那么缓。我知道,它其实一直在变,就像我知道,我也一直悄悄在变。这大概就是安顿——不是找到什么永恒不变的“结晶”,而是学会在流淌中认出自己的倒影。
我关上窗,河在窗外静静地流。
《 人民日报 》( 2025年12月0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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