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我住在苏州河畔的一栋高楼上。32楼的高度，刚好能把整条河的走势收在眼里。我习惯傍晚时分，搬一把靠椅，在阳台坐下。不为什么，就是看。看这河，看河两岸，看天光如何一点点从河面上撤走，看灯火如何一星星地亮起来。
这河，上海人叫“母亲河”。名字是亲的，样子看起来也亲。它不像黄浦江那般张扬。它窄，曲折，水流也缓。河水比前些年清澈多了，依稀还带一点黄绿泛灰的调子，仿佛调色盘上所有颜色用剩的底子，兑了水，搅在一起。流得也慢，几乎看不出流动，只有风吹过，才皱起一些懒洋洋的波纹。夕阳斜照时，水面会泛起细碎的金光。这景象，看久了，会让人觉得，时间在这里也是黏稠的，流不动。
我的老家湖北随州，属曾侯乙编钟最出名。一套青铜器埋在地下2400多年，挖出来，敲一下，声音还能沉甸甸地传老远。那是时间的另一种样子，是封存起来的，厚重的，一击之下，嗡然作响，让人生出几分心慌。不像眼前这条河，时间仿佛是散漫的，稀释在水里，日日夜夜地淌，好像什么也留不住，又好像什么都留了一点痕迹。
几座桥，硬生生横在河面上，把南北两岸连了起来。桥修得都算朴实，目的明确，就是让人和车快点过去，不怎么讲究姿态。河还是这条河，来往货船早换成了观光的游船，在桥下钻来钻去，船身漆得鲜亮，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客。偶尔能听见隐约的笑语声，声音传到32楼，已经疲沓了，像隔了几层布听到的。船过后，拖开长长的波纹，慢慢漾开，碰到两边的水泥堤岸，碎了。
岸边的变化，无声却剧烈。南岸簇新的住宅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线条干净利落。傍晚，家家户户的灯陆续亮了，方格子的，一片一片，透着一股子井然有序的温暖。
河的北岸，崭新的公园修得很是精致，蜿蜒的步道，整齐的草坪，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散步。更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在夕阳下闪着金光。传说中敦实厚重的老仓库大多不见了，零星被完整保留下来的，也成了艺术餐厅或画廊，像是特意留下的标本，供人凭吊过去的时光。这是一种“修旧如旧”的改造，但“旧”的只是皮囊，“新”才是灵魂。这样的生活和往昔那些仓库里曾有过的汗味、号子声、扛大包的岁月，怕是没什么相干了。
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看着。忽然有一天，觉得这窗框框住的，不像是一幅画，倒像是一张巨大的、露天的城市剖面图。“沪渎”小渔村的淤泥，“十里洋场”的建筑，工业化的砖石，眼下全球化的、光洁的玻璃与钢结构，全都叠放在河两岸。时间在这里，不是一条线，往前流；而是一口井，往下打，打出不同年代沉淀下来的泥沙。
这感觉，和在北京时是不同的。在北京，我也爱登高。景山上，看紫禁城那片金瓦的顶子，在夕阳下泛起沉郁的光。那是一片无比庄重、秩序井然的辉煌。一条中轴线，像一根坚硬的脊梁骨，把整个城市撑得四平八稳。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荣光，都朝向一个中心聚集。而在上海，在这苏州河畔的高处，视野是发散的。目光扫过去，是无数个并置的、杂乱的甚至相互撕扯的“现在”。旧的还未消逝，新的已经勃发，两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而是犬牙交错地生长在一起。这样看久了，会让你对寻找“纯粹”或“本源”的念头，产生根本的怀疑。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混合物。
所以，上海的文化认同，从来不是一种已完成的“结晶体”。它始终处于一种“溶液”的状态，各种成分在里面碰撞、反应、沉淀，偶尔形成一些暂时的、不稳定的结晶，旋即又被新的潮流溶解。它不执着于追问“你是什么”的本质，而更关心“你能带来什么”以及“我们能一起变成什么”的功能和可能。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客居个体的“安顿”问题，似乎也找到了答案。
有个傍晚，我在河边散步，看见一个老人对着河画画。画的是对岸的老仓库，却把新盖的玻璃楼也画进去了。我问他不嫌突兀？他头也不抬，说：“都在河里映着，分什么新旧？”这话实在。河不分新旧，它只管流。映着老仓库的砖，也映着新楼的玻璃；载过货船，也载游船。时间在它身上，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不是新的换旧的。
两三年看下来，我明白了些。这地方要紧的是学会在层层叠叠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像河上的桥，连着南北，也担着古今。人在城里，也是座桥——连着故乡与他乡、过去与未来。
夜更深了，河面上的灯光拉得老长。我又坐在窗前。河水似乎成了青灰色，流得依然那么缓。我知道，它其实一直在变，就像我知道，我也一直悄悄在变。这大概就是安顿——不是找到什么永恒不变的“结晶”，而是学会在流淌中认出自己的倒影。
我关上窗，河在窗外静静地流。
《 人民日报 》（ 2025年12月0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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