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个清晨，云南德钦县明永村的山路上还带着夜里的潮气。村里一位上山采药的中年人顺着熟悉的小径往冰川方向走去，他走这条路已经几十年，哪一块石头下长什么草，几乎闭着眼都知道。偏偏那天，他在明永冰川边看见了一抹格外刺眼的鲜艳颜色——像是谁故意丢在雪地里的布条，又像是躺着的什么东西。
他心里咯噔一下，走近一看，整个人僵在原地。雪面上是一具已经干瘪的遗体，蜷缩在色彩鲜明的睡袋里，衣物还算整齐，靴子也在。明永村的村民们很快围拢过来，谁都没说话，只是你看我，我看你，空气沉得厉害。过了许久，村长低声说了一句：“怕是七年前，那拨外地人里的。”
一切记忆，被拉回到1990年末。
那一年，村里也算热闹。大雪来临之前，明永村迎来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帐篷、绳索、无线电、氧气瓶，摆得到处都是。村民们平日见惯的是背篓、木犁，对这些稀罕物自然好奇。队员们说笑打闹，掏出白酒、罐头同村民交换，气氛一度颇为融洽。有人问他们来做什么，一位年轻的翻译笑着比了比远处的雪山，说是要登顶那座“卡瓦格博峰”。
当时在场的老村民事后回忆，说那一刻，围观的人群像被什么风吹过一样，笑声一下子小了。有人劝他们：“那是神山，不能上去。”队员们听不懂方言，只觉得这是善意的提醒，说些“没关系”“我们准备很充分”之类的客套话，依旧热血沸腾，忙着查看器材、研究路线。
他们很难想象，在明永村人心里，梅里雪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世代敬奉的神山。
一、神山与“处女峰”
梅里雪山群属于喜马拉雅山东段，最高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放在世界名山表上，这个高度远不及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那样的八千米巨峰，看上去并不“耀眼”。可有意思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末，这里依旧是人类无法站上顶端的“处女峰”，一座连山顶雪线都守得极其严密的山。
对于明永村等藏区村寨的村民来说，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都有对应的神灵和传说。卡瓦格博被视为守护一方众生的战神，还是朝圣者转山绕行的中心。很多当地人说起这座山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用一种近乎敬畏的语气，只简单说一句“那是神山”。
时间往前推一点，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登山圈风气大变。喜马拉雅各个高峰成了国际登山圈的竞技场，人们开始追求更险的路线、更难的条件，讲究用技术去挑战极限。其中，在地图上被标注为“尚无人类登顶”的卡瓦格博峰，自然成了很多队伍暗暗盯上的目标。
1989年，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向云南省方面正式提出申请，希望组织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峰。几经磋商之后，申请获得批准。同年十月，中日联合攀登队成立，进行了试登。他们从明永冰川方向出发，最大高度抵达5200米左右，算是摸清了一部分路线。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登山队也来过明永冰川，只是爬到约4200米便折返，没再往上走。
从资料看，那几年围绕梅里雪山的登山、科考行动明显增多，山脚下的村民也渐渐习惯外地人背着巨大背包来来去去。只是，不论来了多少队伍，当地人对“登顶神山”这四个字始终心存抵触。村里老人说得更直白：“朝圣可以，打扰神山，就要出事。”
1990年冬天，这股暗流终于推向了一个临界点。
二、1990年的那次出发
1990年12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再度集结，比一年前的试登规模大了许多。队伍里既有登顶过八千米级高峰的老资格登山家，也有受过系统训练的年轻队员，还有专业气象人员负责观测天气。他们携带了当时能买到的几乎所有先进装备，卫星电话还不普及，无线电成了他们与山下联系的唯一纽带。
出发前，在德钦县城举行了一场颇为正式的壮行仪式。现场挂着横幅，摄影机、照相机对准每一张满是期待的脸。队员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及“首登”“人类新纪录”等字眼，站在台下的很多人被这种气氛感染，很少有人去想，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会意味着什么。
临近年底，17名主要登山成员抵达梅里雪山脚下。他们先在大本营进行适应训练，随后分批向上架设营地。按计划，3号营地设在海拔5100米附近的相对平缓雪坡，4号营地约在5900米位置，原本还打算再设一个5号营地，用于冲顶前的最后休整。
在山脚，明永村村民依旧尝试做最后的劝阻。有村民反复说起前几年几次登山队“被风雪逼退”的情况，语气中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可从登山技术角度看，那几年国际高海拔登山技术的提升非常明显，在很多队员看来，只要路线合适、气象条件配合，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相当高”。
12月中下旬，队伍陆续上山。帐篷一座座扎在雪面上，旗帜插在营地周围，登山线路一点点被攀登绳牵连起来。直到12月29日，队员们终于迎来了他们认定的“冲顶窗口期”。
根据后来找到的日记和记录，那天上午，天气出奇晴朗。日记中写到，蓝天如洗，云层很高，阳光照在雪坡上反射出刺眼的亮光，卡瓦格博主峰的轮廓清晰到让人觉得伸手可及。正是这种“好天气”，让队伍临时改变了原计划——决定不再设5号营地，而是由其中的5名队员组成突击小队，从5900米的4号营地直接向峰顶发起攻击。
不得不说，这种判断在当时并不算反常。很多高山攀登都会在出现短暂好天气时“抓紧时间，快速突进”，希望在天气转坏之前站上山顶，再安全退回营地。中日队伍当时也采取了类似思路。
那天午后，突击小队已经攀登到海拔6470米附近。按照测量数据，他们距离顶峰大约还剩270米的高度差。体力消耗虽然巨大，但只要天气保持稳定，再往前推进似乎并非没有机会。
偏偏就在这时，情况急转直下。
三、风雪、幻象与那本日记
日记记录，天气变化得极快。几乎是一阵冷风扑面而来，天色开始变暗，云雾从山体一侧翻卷上来，短时间内便遮住了原本明亮的天空。突击小队很快发现，风力在急剧增强，雪粒密集打在护目镜与衣物上，视线从数百米骤降到十几米，脚下的雪坡变得模糊而危险。
在高海拔地区，天气突变并非新鲜事，只是这一次来得格外猛烈。突击队员试图继续向上寻找支点，很快被迫承认，已经无法判断正确方向。为了避免在暴风雪中迷失，他们只能在邻近位置搭起简易帐篷，准备等待天气好转。
日记中用不太工整的文字写着：“气温很低，风声像刀子刮在帐篷上。我们被迫停下。”这几句话背后，是几名队员在狭小帐篷内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和有限的食物等待漫长黑夜的画面。高海拔缺氧带来的头痛、恶心，再加上对前路的不确定，足以让人精神高度紧绷。
到了当天晚上十点左右，风雪仍未完全停息。突击小队咬牙做出了下撤决定，沿着来时路线摸索着往4号营地退去。途中，他们不断使用冰镐确认落脚点，用头灯扫视前方，哪怕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也不敢大意。好在，他们最终在恶劣天气中找到4号营地，和队友会合。
从结果看，这次“失败的突击”并没有直接带来人员伤亡，但心理上的震荡非常明显。日记里有一段后来常被人提及的记录：“夜里睡不着，帐篷外仿佛有人影晃动，像有人从雪地那头慢慢走来，耳边好像有婴儿哭声，又像有女人在笑。”这些句子，在七年后被遇难者家属读到时，令人背脊发凉。
关于这段“怪异现象”，有两种解释在事后被频繁提及。一种来自当地村民，他们说这是神山显灵，是对“不敬者”的警示。另一种则出自医学与登山界——长期处于高海拔缺氧、极度疲劳、心理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人很容易出现幻听、幻视，尤其在夜间环境单调的雪地上，这种神经性反应并不少见。
不论哪种解释，1990年12月30日，登山队在4号营地决定整体下撤到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先进行一段时间休整，再寻找新的登顶机会。
3号营地所在地是一片相对平缓的雪坡，有足够地方扎营，也便于集体行动。17名队员撤回之后，在这里停留了数日。日记显示，这几天里天气状况极不稳定，暴风雪一阵一阵地袭来，帐篷外积雪不断加厚，队员们不得不轮流清理，以免帐篷被压垮。
1991年1月3日，被他们选定为新的“计划冲顶日前一天”。然而那天夜里，风雪不但没有消停，反而有加重趋势。一段出现在日记中的内容，此后被无数次引用：“某位女性队员高烧不退，意识不清，嘴里一直念叨‘他们要来了，趁还有时间，我们快回家……黑暗要下来了，我们错了，已经来不及下山了……’”
在场的人当然无法再去核对原话，只能根据文字体会当时的紧张气氛。对于高海拔登山者而言，体温升高、意识模糊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意味着身体已出现严重反应，随时可能出现脑水肿、肺水肿等并发症。队伍需要尽快做出决定，是继续在原地等待，还是抓紧时间往更低海拔撤离。
与此同时，报话机里也传出了当晚的通讯内容。3号营地向山下大本营报告：“雪很大，有一米多厚，视线很差……我们得每隔两到三小时清一次帐篷上的雪，如果一直这样，积雪可能会超过两米。”这些话听上去还算平静，但语间已透出某种隐约的不安。
最后一句，是简单的“终止通信，再见”。这句带有告别意味的话，后来被证实是3号营地留给外界的最后声音。大本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绝笔”，只是按惯例结束当天的通讯流程，准备第二天一早再联络。
到了1月3日夜里约十点半左右，卡瓦格博峰所在区域发生了大规模雪崩。巨大的雪流以极快速度从高处倾泻而下，将海拔5100米一带的积雪和地表覆盖物卷入其中。面积不算大的3号营地，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余地，连帐篷和旗帜都未来得及留下明显痕迹，就被瞬间掩埋。
1月4日清晨，大本营照常打开报话机，等待3号营地的例行通话。往日这个时间，机器里很快会传来呼号和回应，但那一天，电流噪声之外，再没有任何声音。工作人员不断换频、呼叫，试图联系17名队员，回应始终是寂静。
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大本营确认情况异常，向上级报告“登山队失联”，紧急发出求救电报。1月6日前后，登山队遭遇重大事故的消息陆续对外公布，国内外媒体连续多天进行报道。很多人一开始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队伍中至少有一两人找到雪洞，或者躲过主雪崩，再被救援队挖出。
遗憾的是，从后来的救援进展看，这种期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四、七年后的发现与最后的遗憾
自1991年初雪崩发生后，中日双方组织了规模不小的搜寻队伍，在梅里雪山一带持续搜寻了约五个月。直升机、雪地搜索队、当地熟悉地形的向导，都参与其中。可广阔的雪坡和不断变化的冰川形态，使得搜寻工作极其艰难。最终，救援队在没有任何重要发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停止行动。
这段空白，足足持续了七年。
直到1998年夏天，那位明永村村民在明永冰川上发现第一具遗体，才算是为这场山难再次翻开了一个章节。消息很快上报至当地政府，随后传至相关部门与日本方面。中日双方迅速组织联合队伍赶到现场，对遗体与遗物进行回收与鉴定。
在海拔约4000米的冰川区域，搜寻人员陆续发现了总计11具遗骸以及大量遗物，包括部分衣物、攀登用具、照相机、报话机、海拔表等。这些物品在冰雪中被封存多年，有的已经出现明显损坏，但仍保留了足够多的信息。最关键的，是其中一本保存相对完整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用日文书写，中间夹杂着少量地名、数字等标记。遇难者家属在翻阅时心情复杂，一边是对亲人最后时刻的关切，一边又害怕看到过于残酷的细节。翻到记录12月29日、30日和翌年1月3日内容时，关于“帐篷外人影”“婴儿啼哭”“女人笑声”的描述，以及那段高烧队员的喃喃自语，不得不说，确实让人毛骨悚然。
对比当年山下大本营保存的通讯记录，可以确认的是：日记里关于天气恶化、暴风雪持续、积雪加厚的情况，与通讯内容高度一致，时间线也吻合。至于那些偏向“灵异”的部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加以验证，只能保留在文字里，由后人各自解读。
当地村民中有不少人把这视为“神山发怒”的证据。村里老人说得直白：“他们那天晚上看见的，不见得是人，是神山在提醒他们赶紧回去。”这种说法听起来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却也与日记中队员写下的“黑暗要来了，我们错了”起了某种呼应。
另一方面，医学与登山领域对高海拔心理、生理反应的研究给出了另一套解释。长期高负荷运动、睡眠不足、缺氧以及强烈心理压力交织在一起，人出现幻觉并不罕见。尤其在暴风雪中，风声、雪粒拍打帐篷的声音、队友翻身发出的细微动静，都可能被大脑“加工”，变形成婴儿哭声、低语甚至笑声。一些登山者在其他高峰的经历中，也曾记录过类似“听见有人叫自己名字”“感觉有人跟在身后”的幻觉。
两个解释，分别站在信仰与科学的角度，很难简单说哪一个就绝对正确。对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日记至少提供了一点线索，让他们知道亲人在暴风雪中是如何挣扎，又在怎样的心理状态下面对最后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发现遗骸之后，搜寻工作并没有立刻画上句号。2003年，人们又在梅里雪山一带找到了第16具遗骸，至此，17名登山者中仍有一位迟迟未被找到。日本登山爱好者小林尚礼此后多年持续前往梅里地区，希望找到最后一名遇难者的遗骨。
为了这件事，他辞去了企业的安稳工作，转而成为以自然为主题的摄影师和探险者，一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滇藏一带的山野里。每一次来到明永村，他都会走访当地村民，有时在火塘边坐到很晚，听他们讲起旧事——讲那年冬天突然出现的外地人，讲雪崩轰鸣声传到山下时村里人的惊惶，讲后来接连发生的几次雪崩。
慢慢地，他才真正理解当地人内心的那种排斥甚至带着情绪的“憎恨”：这些外来的登山者，在他们看来，不是单纯来走一条山路，而是要去“踩在神山头上”。哪怕很多人并不懂登山技术，也会坚信这种行为会招致灾祸。于是，每当有人提起“再组织登顶”，总会迎来一片摇头。
小林在一次次穿行冰川、雪坡、冷杉林的过程中，对这座曾经带给自己巨大伤痛的山，也逐渐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感受。他开始在镜头里记录梅里雪山一年四季的光影变化，记录朝圣者转山的脚步，记录明永冰川肉眼可见的消融，也记录山脚村庄的日常。多年下来，他从一个希望“征服神山”的登山者，悄然变成一个更愿意守在远处、静静观看的记录者。
直到2021年，距离1991年那场山难已经整整三十年。小林在反复权衡之后，公开表示考虑停止对最后一具遗骸的搜寻。理由很现实：冰川地貌变化太快，搜寻范围巨大，而他个人的体力、精力都已不复当年。再继续坚持，未必能有结果，却一定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对很多关注这件事的人来说，17名登山者中始终有一人未被找到的事实，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但在高山冰雪的世界，这种“未完结”的状态也并不罕见。很多高海拔山难的遇难者，永远留在了雪线附近，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身体却再无归处。
有人说，梅里雪山这场山难的根源，在于登山队对自然威力的估计仍不够充分。在技术层面，最大的诱因是天气窗口判断失误、高原环境复杂多变、雪崩危险难以完全预测；在文化层面，外来者与当地“神山信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落差。登山者关注的是路线、坡度、气象数据，村民看重的是禁忌、仪式以及代代口耳相传的经验。
这两种视角并不必然对立，但在1990年的那场行动中，彼此的声音没有真正交汇。登山者不理解“为什么不能上去”，村民也很难用登山队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忧虑。结果就是，技术准备看似周全，心理与文化层面的风险却被忽略了。
多年过去，卡瓦格博峰仍然静静地矗立在雪线之上，风雪一茬接一茬。山脚的村庄继续着牧牛、种地、转山的生活。至于那17名来自远方的登山者，他们的名字、他们在日记中留下的零碎语句，以及那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早已成了梅里雪山故事的一部分，被人反复提起，又缓慢沉入时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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