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个清晨,云南德钦县明永村的山路上还带着夜里的潮气。村里一位上山采药的中年人顺着熟悉的小径往冰川方向走去,他走这条路已经几十年,哪一块石头下长什么草,几乎闭着眼都知道。偏偏那天,他在明永冰川边看见了一抹格外刺眼的鲜艳颜色——像是谁故意丢在雪地里的布条,又像是躺着的什么东西。
他心里咯噔一下,走近一看,整个人僵在原地。雪面上是一具已经干瘪的遗体,蜷缩在色彩鲜明的睡袋里,衣物还算整齐,靴子也在。明永村的村民们很快围拢过来,谁都没说话,只是你看我,我看你,空气沉得厉害。过了许久,村长低声说了一句:“怕是七年前,那拨外地人里的。”
一切记忆,被拉回到1990年末。
那一年,村里也算热闹。大雪来临之前,明永村迎来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帐篷、绳索、无线电、氧气瓶,摆得到处都是。村民们平日见惯的是背篓、木犁,对这些稀罕物自然好奇。队员们说笑打闹,掏出白酒、罐头同村民交换,气氛一度颇为融洽。有人问他们来做什么,一位年轻的翻译笑着比了比远处的雪山,说是要登顶那座“卡瓦格博峰”。
当时在场的老村民事后回忆,说那一刻,围观的人群像被什么风吹过一样,笑声一下子小了。有人劝他们:“那是神山,不能上去。”队员们听不懂方言,只觉得这是善意的提醒,说些“没关系”“我们准备很充分”之类的客套话,依旧热血沸腾,忙着查看器材、研究路线。
他们很难想象,在明永村人心里,梅里雪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世代敬奉的神山。
一、神山与“处女峰”
梅里雪山群属于喜马拉雅山东段,最高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放在世界名山表上,这个高度远不及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那样的八千米巨峰,看上去并不“耀眼”。可有意思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末,这里依旧是人类无法站上顶端的“处女峰”,一座连山顶雪线都守得极其严密的山。
对于明永村等藏区村寨的村民来说,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都有对应的神灵和传说。卡瓦格博被视为守护一方众生的战神,还是朝圣者转山绕行的中心。很多当地人说起这座山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用一种近乎敬畏的语气,只简单说一句“那是神山”。
时间往前推一点,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登山圈风气大变。喜马拉雅各个高峰成了国际登山圈的竞技场,人们开始追求更险的路线、更难的条件,讲究用技术去挑战极限。其中,在地图上被标注为“尚无人类登顶”的卡瓦格博峰,自然成了很多队伍暗暗盯上的目标。
1989年,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向云南省方面正式提出申请,希望组织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峰。几经磋商之后,申请获得批准。同年十月,中日联合攀登队成立,进行了试登。他们从明永冰川方向出发,最大高度抵达5200米左右,算是摸清了一部分路线。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登山队也来过明永冰川,只是爬到约4200米便折返,没再往上走。
从资料看,那几年围绕梅里雪山的登山、科考行动明显增多,山脚下的村民也渐渐习惯外地人背着巨大背包来来去去。只是,不论来了多少队伍,当地人对“登顶神山”这四个字始终心存抵触。村里老人说得更直白:“朝圣可以,打扰神山,就要出事。”
1990年冬天,这股暗流终于推向了一个临界点。
二、1990年的那次出发
1990年12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再度集结,比一年前的试登规模大了许多。队伍里既有登顶过八千米级高峰的老资格登山家,也有受过系统训练的年轻队员,还有专业气象人员负责观测天气。他们携带了当时能买到的几乎所有先进装备,卫星电话还不普及,无线电成了他们与山下联系的唯一纽带。
出发前,在德钦县城举行了一场颇为正式的壮行仪式。现场挂着横幅,摄影机、照相机对准每一张满是期待的脸。队员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及“首登”“人类新纪录”等字眼,站在台下的很多人被这种气氛感染,很少有人去想,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会意味着什么。
临近年底,17名主要登山成员抵达梅里雪山脚下。他们先在大本营进行适应训练,随后分批向上架设营地。按计划,3号营地设在海拔5100米附近的相对平缓雪坡,4号营地约在5900米位置,原本还打算再设一个5号营地,用于冲顶前的最后休整。
在山脚,明永村村民依旧尝试做最后的劝阻。有村民反复说起前几年几次登山队“被风雪逼退”的情况,语气中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可从登山技术角度看,那几年国际高海拔登山技术的提升非常明显,在很多队员看来,只要路线合适、气象条件配合,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相当高”。
12月中下旬,队伍陆续上山。帐篷一座座扎在雪面上,旗帜插在营地周围,登山线路一点点被攀登绳牵连起来。直到12月29日,队员们终于迎来了他们认定的“冲顶窗口期”。
根据后来找到的日记和记录,那天上午,天气出奇晴朗。日记中写到,蓝天如洗,云层很高,阳光照在雪坡上反射出刺眼的亮光,卡瓦格博主峰的轮廓清晰到让人觉得伸手可及。正是这种“好天气”,让队伍临时改变了原计划——决定不再设5号营地,而是由其中的5名队员组成突击小队,从5900米的4号营地直接向峰顶发起攻击。
不得不说,这种判断在当时并不算反常。很多高山攀登都会在出现短暂好天气时“抓紧时间,快速突进”,希望在天气转坏之前站上山顶,再安全退回营地。中日队伍当时也采取了类似思路。
那天午后,突击小队已经攀登到海拔6470米附近。按照测量数据,他们距离顶峰大约还剩270米的高度差。体力消耗虽然巨大,但只要天气保持稳定,再往前推进似乎并非没有机会。
偏偏就在这时,情况急转直下。
三、风雪、幻象与那本日记
日记记录,天气变化得极快。几乎是一阵冷风扑面而来,天色开始变暗,云雾从山体一侧翻卷上来,短时间内便遮住了原本明亮的天空。突击小队很快发现,风力在急剧增强,雪粒密集打在护目镜与衣物上,视线从数百米骤降到十几米,脚下的雪坡变得模糊而危险。
在高海拔地区,天气突变并非新鲜事,只是这一次来得格外猛烈。突击队员试图继续向上寻找支点,很快被迫承认,已经无法判断正确方向。为了避免在暴风雪中迷失,他们只能在邻近位置搭起简易帐篷,准备等待天气好转。
日记中用不太工整的文字写着:“气温很低,风声像刀子刮在帐篷上。我们被迫停下。”这几句话背后,是几名队员在狭小帐篷内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和有限的食物等待漫长黑夜的画面。高海拔缺氧带来的头痛、恶心,再加上对前路的不确定,足以让人精神高度紧绷。
到了当天晚上十点左右,风雪仍未完全停息。突击小队咬牙做出了下撤决定,沿着来时路线摸索着往4号营地退去。途中,他们不断使用冰镐确认落脚点,用头灯扫视前方,哪怕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也不敢大意。好在,他们最终在恶劣天气中找到4号营地,和队友会合。
从结果看,这次“失败的突击”并没有直接带来人员伤亡,但心理上的震荡非常明显。日记里有一段后来常被人提及的记录:“夜里睡不着,帐篷外仿佛有人影晃动,像有人从雪地那头慢慢走来,耳边好像有婴儿哭声,又像有女人在笑。”这些句子,在七年后被遇难者家属读到时,令人背脊发凉。
关于这段“怪异现象”,有两种解释在事后被频繁提及。一种来自当地村民,他们说这是神山显灵,是对“不敬者”的警示。另一种则出自医学与登山界——长期处于高海拔缺氧、极度疲劳、心理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人很容易出现幻听、幻视,尤其在夜间环境单调的雪地上,这种神经性反应并不少见。
不论哪种解释,1990年12月30日,登山队在4号营地决定整体下撤到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先进行一段时间休整,再寻找新的登顶机会。
3号营地所在地是一片相对平缓的雪坡,有足够地方扎营,也便于集体行动。17名队员撤回之后,在这里停留了数日。日记显示,这几天里天气状况极不稳定,暴风雪一阵一阵地袭来,帐篷外积雪不断加厚,队员们不得不轮流清理,以免帐篷被压垮。
1991年1月3日,被他们选定为新的“计划冲顶日前一天”。然而那天夜里,风雪不但没有消停,反而有加重趋势。一段出现在日记中的内容,此后被无数次引用:“某位女性队员高烧不退,意识不清,嘴里一直念叨‘他们要来了,趁还有时间,我们快回家……黑暗要下来了,我们错了,已经来不及下山了……’”
在场的人当然无法再去核对原话,只能根据文字体会当时的紧张气氛。对于高海拔登山者而言,体温升高、意识模糊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意味着身体已出现严重反应,随时可能出现脑水肿、肺水肿等并发症。队伍需要尽快做出决定,是继续在原地等待,还是抓紧时间往更低海拔撤离。
与此同时,报话机里也传出了当晚的通讯内容。3号营地向山下大本营报告:“雪很大,有一米多厚,视线很差……我们得每隔两到三小时清一次帐篷上的雪,如果一直这样,积雪可能会超过两米。”这些话听上去还算平静,但语间已透出某种隐约的不安。
最后一句,是简单的“终止通信,再见”。这句带有告别意味的话,后来被证实是3号营地留给外界的最后声音。大本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绝笔”,只是按惯例结束当天的通讯流程,准备第二天一早再联络。
到了1月3日夜里约十点半左右,卡瓦格博峰所在区域发生了大规模雪崩。巨大的雪流以极快速度从高处倾泻而下,将海拔5100米一带的积雪和地表覆盖物卷入其中。面积不算大的3号营地,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余地,连帐篷和旗帜都未来得及留下明显痕迹,就被瞬间掩埋。
1月4日清晨,大本营照常打开报话机,等待3号营地的例行通话。往日这个时间,机器里很快会传来呼号和回应,但那一天,电流噪声之外,再没有任何声音。工作人员不断换频、呼叫,试图联系17名队员,回应始终是寂静。
大约上午十点左右,大本营确认情况异常,向上级报告“登山队失联”,紧急发出求救电报。1月6日前后,登山队遭遇重大事故的消息陆续对外公布,国内外媒体连续多天进行报道。很多人一开始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队伍中至少有一两人找到雪洞,或者躲过主雪崩,再被救援队挖出。
遗憾的是,从后来的救援进展看,这种期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四、七年后的发现与最后的遗憾
自1991年初雪崩发生后,中日双方组织了规模不小的搜寻队伍,在梅里雪山一带持续搜寻了约五个月。直升机、雪地搜索队、当地熟悉地形的向导,都参与其中。可广阔的雪坡和不断变化的冰川形态,使得搜寻工作极其艰难。最终,救援队在没有任何重要发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停止行动。
这段空白,足足持续了七年。
直到1998年夏天,那位明永村村民在明永冰川上发现第一具遗体,才算是为这场山难再次翻开了一个章节。消息很快上报至当地政府,随后传至相关部门与日本方面。中日双方迅速组织联合队伍赶到现场,对遗体与遗物进行回收与鉴定。
在海拔约4000米的冰川区域,搜寻人员陆续发现了总计11具遗骸以及大量遗物,包括部分衣物、攀登用具、照相机、报话机、海拔表等。这些物品在冰雪中被封存多年,有的已经出现明显损坏,但仍保留了足够多的信息。最关键的,是其中一本保存相对完整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用日文书写,中间夹杂着少量地名、数字等标记。遇难者家属在翻阅时心情复杂,一边是对亲人最后时刻的关切,一边又害怕看到过于残酷的细节。翻到记录12月29日、30日和翌年1月3日内容时,关于“帐篷外人影”“婴儿啼哭”“女人笑声”的描述,以及那段高烧队员的喃喃自语,不得不说,确实让人毛骨悚然。
对比当年山下大本营保存的通讯记录,可以确认的是:日记里关于天气恶化、暴风雪持续、积雪加厚的情况,与通讯内容高度一致,时间线也吻合。至于那些偏向“灵异”的部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加以验证,只能保留在文字里,由后人各自解读。
当地村民中有不少人把这视为“神山发怒”的证据。村里老人说得直白:“他们那天晚上看见的,不见得是人,是神山在提醒他们赶紧回去。”这种说法听起来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却也与日记中队员写下的“黑暗要来了,我们错了”起了某种呼应。
另一方面,医学与登山领域对高海拔心理、生理反应的研究给出了另一套解释。长期高负荷运动、睡眠不足、缺氧以及强烈心理压力交织在一起,人出现幻觉并不罕见。尤其在暴风雪中,风声、雪粒拍打帐篷的声音、队友翻身发出的细微动静,都可能被大脑“加工”,变形成婴儿哭声、低语甚至笑声。一些登山者在其他高峰的经历中,也曾记录过类似“听见有人叫自己名字”“感觉有人跟在身后”的幻觉。
两个解释,分别站在信仰与科学的角度,很难简单说哪一个就绝对正确。对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日记至少提供了一点线索,让他们知道亲人在暴风雪中是如何挣扎,又在怎样的心理状态下面对最后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发现遗骸之后,搜寻工作并没有立刻画上句号。2003年,人们又在梅里雪山一带找到了第16具遗骸,至此,17名登山者中仍有一位迟迟未被找到。日本登山爱好者小林尚礼此后多年持续前往梅里地区,希望找到最后一名遇难者的遗骨。
为了这件事,他辞去了企业的安稳工作,转而成为以自然为主题的摄影师和探险者,一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滇藏一带的山野里。每一次来到明永村,他都会走访当地村民,有时在火塘边坐到很晚,听他们讲起旧事——讲那年冬天突然出现的外地人,讲雪崩轰鸣声传到山下时村里人的惊惶,讲后来接连发生的几次雪崩。
慢慢地,他才真正理解当地人内心的那种排斥甚至带着情绪的“憎恨”:这些外来的登山者,在他们看来,不是单纯来走一条山路,而是要去“踩在神山头上”。哪怕很多人并不懂登山技术,也会坚信这种行为会招致灾祸。于是,每当有人提起“再组织登顶”,总会迎来一片摇头。
小林在一次次穿行冰川、雪坡、冷杉林的过程中,对这座曾经带给自己巨大伤痛的山,也逐渐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感受。他开始在镜头里记录梅里雪山一年四季的光影变化,记录朝圣者转山的脚步,记录明永冰川肉眼可见的消融,也记录山脚村庄的日常。多年下来,他从一个希望“征服神山”的登山者,悄然变成一个更愿意守在远处、静静观看的记录者。
直到2021年,距离1991年那场山难已经整整三十年。小林在反复权衡之后,公开表示考虑停止对最后一具遗骸的搜寻。理由很现实:冰川地貌变化太快,搜寻范围巨大,而他个人的体力、精力都已不复当年。再继续坚持,未必能有结果,却一定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对很多关注这件事的人来说,17名登山者中始终有一人未被找到的事实,多少留下了一点遗憾。但在高山冰雪的世界,这种“未完结”的状态也并不罕见。很多高海拔山难的遇难者,永远留在了雪线附近,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身体却再无归处。
有人说,梅里雪山这场山难的根源,在于登山队对自然威力的估计仍不够充分。在技术层面,最大的诱因是天气窗口判断失误、高原环境复杂多变、雪崩危险难以完全预测;在文化层面,外来者与当地“神山信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落差。登山者关注的是路线、坡度、气象数据,村民看重的是禁忌、仪式以及代代口耳相传的经验。
这两种视角并不必然对立,但在1990年的那场行动中,彼此的声音没有真正交汇。登山者不理解“为什么不能上去”,村民也很难用登山队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忧虑。结果就是,技术准备看似周全,心理与文化层面的风险却被忽略了。
多年过去,卡瓦格博峰仍然静静地矗立在雪线之上,风雪一茬接一茬。山脚的村庄继续着牧牛、种地、转山的生活。至于那17名来自远方的登山者,他们的名字、他们在日记中留下的零碎语句,以及那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早已成了梅里雪山故事的一部分,被人反复提起,又缓慢沉入时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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