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八舍（作者供图）
复旦八舍，是复旦大学第八教工宿舍的简称，位于国年路上。它原由三幢四层楼房组成，平顶、红砖，其貌不扬。后来，一号楼被改为校招待所，三幢楼就只剩下了两幢。从八舍大门进去，右手一幢是二号楼，左手便是三号楼。
几十年前，我第一次福利分房，就分在八舍。那时，我对教工宿舍无感。只是觉得，与其他宿舍相比，八舍有点不一样。例如，从一舍到七舍，1949年前就有过好听的舍名，悠悠数来，有“三村四庄”，如“庐山村”“徐汇村”“德庄”“嘉陵村”“筑庄”“淞庄”“渝庄”等。这些舍名，取自复旦校址变迁的地名，既高雅又人文，朗朗上口，很有历史感。记得读书时，听班主任说他住在“筑庄”（五舍）时，我眼睛一亮：这宿舍名字，好高级呀！
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三村四庄”忽然被阿拉伯数字替代，分别名之为“第×宿舍”——仿佛一个富贵人家，一夜之间将子女的绅士淑女名字改为阿大、阿二、阿三一样。在教工宿舍中，八舍虽排行第八，却因建于1960年，自然没有“高级”舍名。
复旦七舍
本来，八舍是为单身教师建造的集体宿舍。按原设计方案，每间房住一到二人，三幢楼可供几百名单身教师住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教职工人数剧增，八舍已成为青年人结婚分房的热门选项。1988年底，我“论资排辈”了好几年，才在八舍分到一间房，满心欢喜。它位于二号楼底楼，朝北，门牌号是116室。记得我去办户口登记时，一位女户籍警对“复旦八舍”羡慕不已，问：这116室，是十一层楼吧？我连连摆手：不不，是底楼！
从二号楼北门进去，右拐，沿着黑黢黢的走廊，走过公用厕所、厨房，一条道走到黑，就是116室。这间房，冬天阴冷、夏季潮湿，昏暗、压抑，终年不见阳光。加上厨房、厕所为五六户人家合用，洗漱、如厕颇不方便……因此，我在这里，住得并不算舒畅。
不过，八舍的烟火气和邻里情，倒是令我难忘。每当饭点，厨房间里油锅起、饭菜香，几户人家一起烧饭、聊天，热闹非凡。当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学校里的信息和八卦，诸如涨工资、分房子、考职称外语，乃至某商场在工会推销便宜货、某神秘的中年人在国年路摆摊卖畅销书等，第一时间就会在厨房间里传开。有一次，一位邻居一边洗菜一边说，下午路过国年路马路菜场，看到一位名教授提着竹篮，正在与小贩讨价还价：侬便宜点好吧？他学着教授的腔调，惟妙惟肖，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复旦八舍（作者供图）
在八舍，门房也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人来人往。清晨，送奶工送来一箱箱牛奶，奶瓶碰撞，哐当哐当；上午和傍晚，邮递员送来一摞摞报刊，油墨清香、四处散漫。据我观察，一年四季，总有人在门房聊天、谈家常。当年我不坐班，看书、备课累了，也会去门房坐坐。经常见到的，是一个退休老头，姓杨。据说他原是法律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在八舍独居。老杨常戴一顶鸭舌帽，敞着衣襟，看上去根本不像教授，倒像是门房师傅。他喜欢高谈阔论，口无遮拦。一讲起当年的奇闻轶事，欢笑声就会在门房荡漾。
其实，真正的门房师傅，是一位山东老汉，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嗓门大、记性好。对于住户名字，他能过目不忘。除了发牛奶、发报纸信件，他还掌管着八舍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电话铃一响，他会突然站起，拿起听筒，仿佛对方是一位首长。放下电话，他就大步流星地走出门房，扯着嗓门，开始喊住户听电话。他喊电话，节奏感很强，比如，他喊我家：二号楼，116，×××，电话！
时间一长，我从山东老汉的喊电话声中，可以分辨出哪家电话最多、哪位老师最忙。例如，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女教师，一天总要被喊两三次电话。原来，她是某律所的兼职律师，工作很忙。不过，大多数接电话者，我只是久闻其名，从未谋面。前些日子，读到校园里一则某教授去世的讣告，觉得名字很熟。猛然想起，他当年就住在三号楼，是被喊电话最多的青年教师之一。
我在八舍住的时间不长，两年不到，就搬到了凉城新村。那里是新落成的复旦教工宿舍，独门独户，洒满阳光。但我在凉城开头几年，住得很不习惯：因为没了公用厨房，信息不灵；因为不见了老杨，少了灵感；因为听不见山东老汉喊电话，心中怅然……唉，人就是这样，不想回到过去，却常常怀念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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