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长龙,人不能太优越
胡军
车轮在身下碾过铁轨,轧轧的,一声又一声,像是将时间也拉成了无限长的、单调的线。软卧的包厢里,窗帘拉着,隔不断邻铺荧荧的屏幕光,隔不断时高时低的絮语,也隔不断走廊里那偶尔亮起的、雪洞似的灯光。它们琐琐碎碎地侵扰进来,反叫我在这理应安稳的优越里,浮着,醒着,竟有些失眠了。这“优越”原是好的,可身体却无福消受似的,在过于平整的铺上,竟怀念起旧日那硌人的硬,与真实的倦了。
也好。这一醒,倒给记忆腾出了宽敞的舞台。灯光暗影里,旧日的车厢便轰隆隆地开了回来。那是八九十年代的风,吹着咣当咣当的绿皮长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三天两夜;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四天四夜。能买着一张硬座票,便是天大的幸运。那座位是直的,硬的,人挤着人,汗气、烟气、方便面的热气,浑浊地拧成一股绳,将人牢牢拴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夜里倦极了,头便东倒西歪地寻着依靠,有时靠上冰冷的玻璃窗,有时靠上陌生旅人同样疲惫的肩膀。腿是僵的,心却因着一个确凿的目的地,是满的,甚至漾着些微的甜。那时,筋骨是年轻的,能吃得下一切坚硬的苦;而苦的底下,垫着一层厚厚的盼望,便也不觉得是苦了。
至于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那更是连这咣当咣当的福分也没有的。只有老旧的长途班车,在无边的戈壁与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像汪洋里一片渺小的叶子。夏天,车厢是移动的蒸笼,阳光直喇喇地劈进来,皮革的座位烫得坐不住,人像一块快要融化的饴糖。冬天,则成了冰窖,呵气成霜,双脚冻得麻木,只得互相轻轻踩着,藉着那一点微痛的知觉,知道自己还活着。路上要住两夜,住的是大车店里一摇就响的木板床,被褥是潮的,泛着一股复杂的味道。为了省下几个钱,啃干馕,喝白水,心里却盘算着下一站要拜访的病人,要切磋的手法,那清苦里,便凭空生出一股豪气来。那时,目的的实现,像远天一颗清晰的星子,照耀着眼前所有的黯淡;而抵达时的快乐,是结结实实的,是从筋骨里透出来的酣畅,能洗去一路所有的风尘。
忽然,车外“呜——”地一声长鸣,将这回忆的幕布撕开了一道口子。我猛地回到当下,回到这柔软、静默(相对而言)而孤独的软卧里。身上是轻暖的,胃里是温饱的,行程是缩短了的。一切都“优越”得无可指摘。可为何,那曾支撑着我走过漫长苦旅的、饱满的精神,却似乎在这优越里,变得有些轻飘,有些涣散了呢?那从脏污车窗望出去的、灼热的日出,那在拥挤车厢里分享一个苹果的陌生人的微笑,那抵达时踩在坚实土地上几乎要流泪的冲动——这些过于强烈的生命的印记,是不是也一同被这优越,轻轻抹淡了呢?
不,或许不是年龄。我不过才六十而已。是这“优越”本身,像一层过于光滑的薄膜,将我与世界那种粗糙而真实的摩擦隔开了。人,或许真不能太优越。苦行是盐,给精神的汤以底味;风尘是砂,将心磨出温润的光。 太安逸了,生命的弦便容易松,那曾喷薄的热情,也怕会不知不觉地,凉下去那么一两分。
夜更深了。车仍在不急不缓地前行,向着乌鲁木齐,向着那将聚满同道与恩师的盛会。我该兴奋的,我也的确兴奋。只是在这兴奋底下,忽然多了一层明悟的、清凉的底色。我想,明日见到郑老,他那双能摸出骨骼每一丝错位、也能摸出人心每一缕疲乏的手,或许一眼便能看出我这份“优越”的症候。到时,我该向他讨一剂方子,不治腰腿,专治这过于安逸的、精神的“富贵病”。或许方子很简单,不过是:
永远记得,如何在一无所有中,做自己唯一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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