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长龙，人不能太优越

灯火长龙，人不能太优越

胡军

车轮在身下碾过铁轨，轧轧的，一声又一声，像是将时间也拉成了无限长的、单调的线。软卧的包厢里，窗帘拉着，隔不断邻铺荧荧的屏幕光，隔不断时高时低的絮语，也隔不断走廊里那偶尔亮起的、雪洞似的灯光。它们琐琐碎碎地侵扰进来，反叫我在这理应安稳的优越里，浮着，醒着，竟有些失眠了。这“优越”原是好的，可身体却无福消受似的，在过于平整的铺上，竟怀念起旧日那硌人的硬，与真实的倦了。

也好。这一醒，倒给记忆腾出了宽敞的舞台。灯光暗影里，旧日的车厢便轰隆隆地开了回来。那是八九十年代的风，吹着咣当咣当的绿皮长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三天两夜；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四天四夜。能买着一张硬座票，便是天大的幸运。那座位是直的，硬的，人挤着人，汗气、烟气、方便面的热气，浑浊地拧成一股绳，将人牢牢拴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夜里倦极了，头便东倒西歪地寻着依靠，有时靠上冰冷的玻璃窗，有时靠上陌生旅人同样疲惫的肩膀。腿是僵的，心却因着一个确凿的目的地，是满的，甚至漾着些微的甜。那时，筋骨是年轻的，能吃得下一切坚硬的苦；而苦的底下，垫着一层厚厚的盼望，便也不觉得是苦了。

至于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那更是连这咣当咣当的福分也没有的。只有老旧的长途班车，在无边的戈壁与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像汪洋里一片渺小的叶子。夏天，车厢是移动的蒸笼，阳光直喇喇地劈进来，皮革的座位烫得坐不住，人像一块快要融化的饴糖。冬天，则成了冰窖，呵气成霜，双脚冻得麻木，只得互相轻轻踩着，藉着那一点微痛的知觉，知道自己还活着。路上要住两夜，住的是大车店里一摇就响的木板床，被褥是潮的，泛着一股复杂的味道。为了省下几个钱，啃干馕，喝白水，心里却盘算着下一站要拜访的病人，要切磋的手法，那清苦里，便凭空生出一股豪气来。那时，目的的实现，像远天一颗清晰的星子，照耀着眼前所有的黯淡；而抵达时的快乐，是结结实实的，是从筋骨里透出来的酣畅，能洗去一路所有的风尘。

忽然，车外“呜——”地一声长鸣，将这回忆的幕布撕开了一道口子。我猛地回到当下，回到这柔软、静默（相对而言）而孤独的软卧里。身上是轻暖的，胃里是温饱的，行程是缩短了的。一切都“优越”得无可指摘。可为何，那曾支撑着我走过漫长苦旅的、饱满的精神，却似乎在这优越里，变得有些轻飘，有些涣散了呢？那从脏污车窗望出去的、灼热的日出，那在拥挤车厢里分享一个苹果的陌生人的微笑，那抵达时踩在坚实土地上几乎要流泪的冲动——这些过于强烈的生命的印记，是不是也一同被这优越，轻轻抹淡了呢？

不，或许不是年龄。我不过才六十而已。是这“优越”本身，像一层过于光滑的薄膜，将我与世界那种粗糙而真实的摩擦隔开了。人，或许真不能太优越。苦行是盐，给精神的汤以底味；风尘是砂，将心磨出温润的光。 太安逸了，生命的弦便容易松，那曾喷薄的热情，也怕会不知不觉地，凉下去那么一两分。

夜更深了。车仍在不急不缓地前行，向着乌鲁木齐，向着那将聚满同道与恩师的盛会。我该兴奋的，我也的确兴奋。只是在这兴奋底下，忽然多了一层明悟的、清凉的底色。我想，明日见到郑老，他那双能摸出骨骼每一丝错位、也能摸出人心每一缕疲乏的手，或许一眼便能看出我这份“优越”的症候。到时，我该向他讨一剂方子，不治腰腿，专治这过于安逸的、精神的“富贵病”。或许方子很简单，不过是：

永远记得，如何在一无所有中，做自己唯一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