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端午异景，洮州赛神会的六百年盛景

#上头条 聊热点#甘南的山川如黛，洮河似一条碧色丝带蜿蜒其间，滋养着临潭这片汉、藏、回风情交融的秘境。每逢端午，当江南龙舟伴着鼓点劈波斩浪时，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截然不同的千年盛景——不赛龙舟，赛龙神。

震天锣鼓划破晨雾，十八位“龙神”的轿舆沿街有序巡游，威严与欢腾在街巷间交织。这既是庄重的祭祀，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深情怀念。队伍中，一乘红色八抬大轿格外瞩目：宽大的轿身布满缠枝牡丹、祥云、金龙等华贵纹饰与彩缎花，需八人才能抬动；轿内神像身披红袍，目光如炬，既是《明史》中“谋勇绝伦”的开国第一功臣，亦是洮州百姓口中护佑风调雨顺的“敕封驼龙宝山都大龙王”。

城背后徐达佛爷的八抬大轿

他，便是供奉于新城镇城背后村的佛爷“徐达”。

当正史的墨迹邂逅民间的香火，当金戈铁马的嘶鸣化作祈福的梵音，循着洮河的涛声回溯，我们终将读懂：这位铁血将军何以从金陵功臣庙，走进西北百姓的心坎，化作跨越六百年的信仰共鸣。

（以下内容参考《元史·顺帝本纪》《明太祖实录》《明史·徐达传》《明英烈传》《洮州厅志》《临潭县志》等文献整理编纂，若有谬误遗漏，敬请评论区留言斧正。）

参考文献之一临潭县志

第一章 英雄崛起：从淮西布衣到开国元勋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这句镌刻于临潭县新城镇城背后村徐公祠的楹联，既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元勋的顶级赞誉，更是历史对其一生最精准的概括。

徐达，字天德，元至顺三年（1332年）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户农家。祖父曾为里正（类似村长），粗通文墨，家中藏有《孙子兵法》《武经总要》等残卷兵书。少年时的徐达，一边躬身农耕，一边在祖父教导下习文练武。虽身处元末乱世，却如璞玉藏辉，《明史》称其“少有大志，长身高颧，刚毅武勇”。他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奈何元代科举废止，入仕无门，只得与朱元璋、汤和等伙伴在农耕之余研习兵书，静待时变。

元至正四年（1344年），一场灭顶之灾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这年夏天，黄河决口，豫鲁大地沦为泽国，饿殍遍野；江淮流域又瘟疫横行，《元史》载“死者过半”。雪上加霜的是，元顺帝及统治阶层依旧沉溺奢靡，为填补财政亏空，竟滥发“正交钞”，强行规定银钞兑换比例，直接引爆全国性通胀。最终纸币贬值如废纸，“斗米价逾十贯”，而朝廷法度废弛、贪官横行，百姓即便卖儿鬻女也难求生路，绝望之中，起义的烽火渐成燎原之势。

城背后佛爷徐达神像

徐达的祖父亦在这场天灾人祸中饿死，12岁的他骤然扛起家庭重担。幸得自幼习武识字，“生而魁伟，沉毅多智”，才未被乱世吞噬。他放过羊、打过铁，屡遭地主豪强欺凌，伙伴们纷纷外出谋生，唯有他因年岁尚小，在故土蹉跎等待。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已投身郭子兴义军的朱元璋回乡募兵，21岁的徐达“仗剑往从”。因其“身高八尺，勇力过人，沉稳有谋”，即刻被朱元璋委以校尉之职，在招募新兵、整训队伍中初露锋芒，成为朱元璋最早的嫡系心腹。

彼时的朱元璋虽在郭子兴麾下崭露头角，却目睹濠州派系纷争，深知“子兴弱，度无足与共事”，决心独立发展。同年正月，他请求率军攻打定远（今安徽定远县），出发前精选了徐达、汤和、吴良、花云等二十四位心腹将领同行，这便是奠定大明基业的“淮西二十四将”。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跻身功臣庙，半数更成为洮州十八龙神的核心成员。

淮西二十四将之首的徐达画像

此后一年多，无论是攻滁州、克和州，徐达“常为先锋，冲锋陷阵，未尝败绩”，更亲手斩杀元军主将，获封“百户”。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智取采石矶”一役，面对元将蛮子海牙严防死守的长江渡口，徐达献“夜袭+火攻”之计，亲率敢死队乘小船偷渡，烧毁元军战船数十艘，为朱元璋大军南渡长江打开通道，战后升任“镇抚”。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夺取集庆（今南京）时，徐达再献良策：“先破周边据点，孤立主城，再集中兵力强攻”。最终明军全歼元军数万，取得起义以来对元作战的最大胜利，徐达因功擢升“枢密院同佥”，成为朱元璋麾下最核心的军事统帅之一。

明代的南京城墙

第二章 鄱阳湖决战：定鼎江南的关键一役

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府，此时义军虽表面隶属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实则已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为在江南强手环伺中站稳脚跟，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其中“高筑墙”的重任便交由徐达实施。他主持修建的应天城墙周长35公里（今南京明城墙前身），创造性采用“砖缝灌糯米汁”工艺，让城墙坚不可摧，为朱元璋筑牢了稳固的根据地。

经七八年征战，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西吴政权，掌控苏皖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至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南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友谅建“陈汉”政权，以武昌为中心，占据鄂全境、湘北及赣西、闽皖部分地区，麾下六十万水军坐拥数百艘巨型战舰，横行长江。

张士诚在平江（今苏州）自称吴王，占据江浙富庶之地，势力“北至徐州，南至绍兴，西至豫南汝南、皖北凤阳”，拥兵数十万，与陈友谅形成夹击朱元璋之势。只是张士诚“器小无远图’，早年投靠元朝只求偏安享乐，对朱元璋威胁有限。

元末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等起义军势力对比图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小明王韩林儿在安丰（今安徽寿县）被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朱元璋率军驰援。陈友谅趁机率六十万大军猛攻洪都（今南昌），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邓愈、赵德胜等将领坚守85天后，朱元璋与徐达率二十万大军回援，陈友谅被迫退兵鄱阳湖，决定西吴命运的鄱阳湖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回援途中，徐达被任命为前锋主将，肩负破敌开路之责。彼时双方实力悬殊：陈友谅大军六十万，巨舰“高数丈，上下三层，可容千人，舟中置走马棚，进退如履平地”，宛如移动的堡垒；而西吴军仅二十万，战船多为中小型，火力与吨位均处劣势。

危急关头，徐达沉着运筹，率先发起猛攻。他利用小舰船灵活的优势，亲率舰队迂回穿插，一举击溃陈友谅前锋部队，俘获巨舰十余艘，极大提振了明军士气；而汉军长久作战，将士疲惫却无寸功，此次被徐达击溃，士气逐渐趋于崩溃。

连环画中鄱阳湖大战中的徐达

决战当日，东北风骤起，徐达敏锐捕捉战机，率敢死队驾驶满载火药、芦苇的小船，借风势冲入陈友谅舰队连环阵。火借风势，烈焰冲天，陈友谅舰队“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激战中，徐达的战船虽被焚毁，他却毫无惧色，换乘战船继续拼杀，死死稳住明军阵脚。

历时三十六日的鄱阳湖大战，最终以陈友谅中箭身亡、主力尽溃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摧毁了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更让朱元璋牢牢掌控江南核心区域，为明王朝积累了充足的人力物力，从此“江南定而天下可图”，为后续北伐灭元、一统全国筑牢根基。战后朱元璋欲重赏徐达，他却推辞道：“此乃将士用命之功，臣不敢独受”，并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史书盛赞其“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臣无以过之”。

鄱阳湖之战路线

第三章 北伐灭元：终结异族统治的伟业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用三年时间肃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残余势力，统一江南全境。推翻元朝中原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的时机，已然成熟。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正式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并颁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明王朝的统一战争开启。

徐达深知，北伐绝非单纯的军事征伐，更是民心向背的较量。他制定了“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的稳健策略，最终步步为营收复了中原大地。在北伐中，他严令军纪：“所过之处，不掳掠民财，不焚烧民宅，不妄杀一人”，这一举措让北伐军赢得中原百姓的广泛拥戴。许多人加入明军，北伐军兵力滚雪球般壮大。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徐达率军兵临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见大势已去，率后妃、太子仓皇北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终结。进入大都后，徐达封存府库，严禁士兵劫掠扰民，实现“吏民安居，市不易肆”的平稳接管。然而仍有北元残余势力盘踞西北、山西等地，若不彻底肃清，刚统一的中原将面临复辟威胁。因此，徐达未作停歇，即刻率军西进追击，连克太原、大同、西安等地，将北元势力驱逐至漠北草原，为中原稳定扫清障碍，也为后续经略西北、巩固边疆铺平了道路。

徐达进入北京城受到百姓热烈欢迎的场景

第四章 沈儿峪大捷：经略西北，拓土甘南

北伐虽终结了元朝中原统治，但北元名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仍手握十万重兵盘踞西北，成为明王朝统一全国的最后障碍。洪武三年（1370年），扩廓帖木儿率军围攻兰州，西北各州告急。朱元璋急命徐达再度挂帅，率十万大军西征驰援。

这场战役的核心目标，是彻底击溃北元在西北的主力，将统一版图延伸至甘肃、青海全境。徐达率军抵达定西后，与扩廓帖木儿在沈儿峪（今定西西北六十五里车道岘南）对峙。此地地势险要，两侧高山对峙，中间沟谷狭窄，双方沿沟谷扎营，激战数日未分胜负。

徐达亲自勘察地形后，发现北元军营水源单一、后方防御薄弱，当即调整战术：白天以主力正面佯攻牵制，夜间派精兵悄悄绕至敌军后方，伺机发动总攻。决战之夜，徐达一声令下，鼓声震地，喊杀连天，明军前后夹击，北元军队猝不及防，瞬间溃不成军。此役明军大获全胜，俘获北元郯王、济王等将吏千余人，士兵八万余人，缴获战马万余匹，扩廓帖木儿仅率数名亲信突围逃往漠北。徐达因功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

甘肃定西沈儿峪之战遗址

这场大捷彻底摧毁了北元在西北的军事力量，被围四月的兰州得以解围。此后，徐达奉命全面经略甘肃，率军相继攻克秦州（今甘肃天水）、伏羌（今甘肃甘谷）、宁远（今甘肃武山）、巩昌（今甘肃陇西）、庆阳等地，一举歼灭元军在西北的最后机动兵力，将明王朝的统一版图正式拓展至甘南地区。每到一处，徐达均推行“安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策略——减免赋税、鼓励农耕、修筑边防，对当地番族部落“晓以大义，约定互不侵犯”，用治理而非单纯的军事压制巩固西北统一成果，让战乱已久的西北逐步走向安定。

第五章 经略余泽：统一红利福泽洮州

随着西北全境纳入明王朝版图，边疆的稳定与治理成为重中之重。洪武十二年（1379年），洮州十八族番酋因北元残余势力操控发动叛乱。此时徐达虽因常年征战积劳成疾（患有背疽），已驻守北平（北京）统筹全国军事，未直接参与平叛，但洮州的平定与安定，正是他为明王朝统一西北制定的战略的延伸。

中山武宁王徐达画像

徐达的西北经略，为洮州安定提供了三大核心支撑：

其一，沈儿峪大捷等战役彻底击溃北元主力，让叛乱番酋失去外部支援，只能孤军作战，为沐英、李文忠迅速平叛创造了有利军事环境。

其二，徐达制定的“招抚诸番、屯田戍边”策略，成为沐英治理洮州的核心遵循——平叛后，沐英、金朝兴“于东笼山南川度地筑城置戍”，在北魏洪和城基础上筑城（今新城），设立洮州卫，推行屯田制。这正是对徐达边疆治理的延续，让洮州从战乱之地转型为戍边重镇，摆脱长期战乱与异族侵扰的历史。正是徐达制定的治理策略，让洮州实现军民安居的稳定局面。

洮州百姓在有了安定的生存环境后，开始发展经济，甘南及洮州的地理优势开始突显，成为中原与藏区经济交往的“中转站”。《洮州厅志》记载，洮州卫下设“茶马司”，定期举办“茶马会”，藏区部落以马匹、皮毛、畜产品换取中原的茶叶、粮食、布匹等物资，年交易量达“马千匹，茶万斤”。“茶马会”每十天举行一场，后来成为洮州卫城固定的赶集日。由于最初参加的群众是军营将士，因此赶集被称为“跟营”。这一特殊的贸易模式至今仍在洮州古城进行。

临潭新城镇延续六百年的“跟营”

随着贸易的强化，中原对藏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影响力也日渐深远，最终洮州卫下辖的乌斯藏（今藏族前身）部落首领（如卓尼杨土司先祖）主动接受了朝廷册封，获“昭信校尉”“武德将军”等官职，形成以卓尼土司为核心，周边小部落首领为辅助的自治格局。他们只需定期向洮州卫述职纳贡，就可以享有辖区内的司法裁决权、户籍与赋税权、土地分配权等权力。这种“以土官治土民”的模式，是徐达经略西北“招抚诸番”策略的延续，既尊重了藏区传统，又将其纳入中原行政体系。

最终经过十多年的磨合，甘南各族百姓和睦相处，结束了自北宋以来的纷乱局面，走向了长久的和平。而汉族江淮移民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也在洮河沿岸大规模传播，使“昔日荒滩变为膏腴”。这份跨越数千里的守护与福祉，最终成为洮州各族百姓将徐达奉若神明的根本缘由。

新城镇东门外田地里盛开的油菜花

第六章 从人到神：洮州信仰的建构根基

6.1 官方政令铺垫：功臣封神的制度基础

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便在南京鸡笼山兴建功臣庙。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全国统一后，又封徐达等开国功臣为神，命全国立庙祭祀，“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这些政令，成为洮州民间将徐达等人奉为龙神的官方话语基础。而徐达的龙神化，是植根于他对西北边疆的卓越贡献与"忠勇仁厚"的历史形象，是军民感恩之情与地方信仰传统的自然融合。

6.2 民间感恩具象：龙神信仰的自然形成

对洮州百姓而言，虽未直接受徐达治理，却亲历战乱之苦、深知和平可贵——正是徐达击溃北元主力，让洮州免受异族侵扰；正是徐达制定的戍边策略，让驻守军队得以安稳屯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并通过茶马互市获得一定的财富。这份“虽未谋面，却受其恩”的感念，通过世代相传，逐渐沉淀为对徐达的深切敬仰。

城背后村的徐公祠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病逝的消息传到洮州，驻守当地的江淮旧部与百姓无不痛哭流涕。朱元璋也为失去这位忠勇的部下伤心不已，称其失去了“万里长城”，并追封徐达为“中山王”，配享太庙。

彼时洮州刚经历叛乱平定，军民对守护和平的英雄有着天然的崇敬；而洮州自古便有龙神崇拜传统——在百姓心中，龙神是掌管风雨、护佑一方的守护神。将功绩卓著、爱民如子的徐达尊为龙神，既是对英雄的缅怀，更是对和平生活的祈愿。

于是，百姓将徐达尊为"敕封驼龙宝山都大龙王"，纳入"十八位龙神"体系，供奉于新城镇城背后村。"驼龙宝山"象征他如山岳般稳固的边疆守护之功，暗合洮州山峦起伏的地理特征；"都大龙王"则彰显其在龙神体系中的崇高地位。这份封号虽非官方正式敕封，却是民间用最隆重的信仰仪式，对徐达历史功绩的最高认可。

城背后村的古老城门

6.3 传说赋能：英雄形象的生活化演绎

洮州民间流传着许多徐达“显灵”传说，它们虽带神话色彩，却无不植根于他的历史形象与功绩：“祈雨抗旱”的传说，源于他经略西北时兴修水利、鼓励农耕的举措，百姓将风调雨顺的期盼寄托于这位“安定民生”的英雄；“护佑商旅”的传说，与他稳固西北边疆、保障茶马古道畅通的历史功绩相关，往来茶马古道的商户将旅途平安的祈愿与徐达的“守护之功”相连；“神轿传奇”中“城背后佛爷的轿独享八抬规格”，更直接呼应了徐达在开国功臣中“功冠诸将”的地位。这些传说，本质上是百姓对其历史功绩的艺术化表达，让英雄形象更贴近日常生活。

当然除了临潭，岷县“十八湫神”中，也将徐达、沐英等英雄功臣作为神灵祭祀。每年五月十七二郎山庙会的湫神巡域时，岷县东路村落会抬出“徐达牌位”，与其他龙神共同接受“官祭”。洮岷两地的花儿（民歌）歌词中也有“中山王降雨救万民”的祈祷内容，这些文化现象与洮州龙神信仰如出一辙，反映了徐达作为西北地区的保护神，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信仰继承。

岷县湫神中的徐达

第七章 史事辨正：“蒸鹅之祸”的传说与徐达为臣之道的智慧

关于徐达的死因，民间长期流传着一则悲情传说，其源头可追溯至明代王文禄的笔记小说《龙兴慈记》。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载：“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 按民间认知，背疽是因外伤或劳损引发的背部慢性感染，在古代医疗条件下致死率极高，而鹅肉被视为“发物”，会诱发或加重病情。这则记载将徐达之死与朱元璋的“赐食”绑定，勾勒出功臣遭君主猜忌加害的悲情场景。

但这一说法与正史记载存在显著出入。《明史·徐达传》明确载明：

“十七年，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明史·徐达传》

影视剧中徐达含泪吃蒸鹅场景

全文未提及“赐鹅”“谋杀”等任何异常情节，仅客观记录徐达因背疽病逝的始末。后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蒸鹅之祸”的传说，是民间对朱元璋清洗功臣（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的恐惧心理投射。彼时朝堂权力斗争的残酷，让百姓对功臣的命运心生忧虑，便以“一只蒸鹅”为具象载体，暗喻君主集权下的猜忌与无情。

这则传言经明清时期不满皇权专制的文人墨客艺术加工后，在市井间广泛流传，更被戏曲、评书等民间艺术形式不断演绎强化，逐渐脱离史实原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悲情化演绎”，在后续李文忠、武殿章等洮州龙神的民间叙事中也多有出现，成为民间解读功臣命运的一种典型范式。

事实上，徐达及其家族是明初少数得到朱元璋及后世帝王善待的功臣家族。这份善待在其子女后裔的境遇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徐达的三个女儿均嫁入皇室，长女徐妙云嫁与燕王朱棣，日后成为明成祖皇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为明仁宗，开创“仁宣之治”；另外两女则分别成为代王朱桂、安王朱楹的王妃。

影视剧中的徐妙云

徐达的两个儿子徐辉祖、徐增寿虽在“靖难之变”中因立场不同遭遇波折——徐辉祖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被夺权后的朱棣囚禁至死；徐增寿因暗中支持朱棣，被朱允炆诛杀——但两人的后代仍得以承袭爵位，分别延续了魏国公、定国公的封号，成就“一门双国公”的殊荣，且这份荣耀一直延续至明朝覆灭，堪称明初功臣家族中的特例。

徐达本人的行事风格，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君主的猜忌。他为人谦逊低调，既无蓝玉那般的嚣张跋扈，也无胡惟庸那般的权欲算计。朱元璋曾盛赞他：

“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明史·徐达传》

每次征战凯旋，徐达必第一时间上交帅印，绝不拥兵自重；明朝统一后，身为中书右丞相的他在应天府竟无专属宅邸，朱元璋欲将自己做吴王时的宫殿赏赐给他，徐达以“僭越礼制”为由坚决推辞。最终朱元璋只得为他另建府邸，并将府邸所在的坊市命名为“大功坊”，以彰显其盖世功勋。如此品德高尚、谨守本分的臣子，朱元璋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加以谋害呢？

城背后村徐公祠的徐达神像

第八章 信仰永续：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如今，甘肃临潭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开始的龙神赛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仍是当地最隆重的节日。徐达的神像供奉于新城镇城背后村，每逢赛会，八抬大轿载着神像穿街走巷，汉、藏、回、土等各族百姓身着盛装，手持香火追随朝拜、瞻仰，锣鼓声、祈福声回荡在古城内外，场面庄严而热烈。

这场延续近七百年的信仰盛会，早已超越单纯的英雄崇拜。徐达从明朝开国元勋到洮州龙神的转变，本质上是一段基于史实的信仰建构：军事功绩是信仰的根基，军民感恩是信仰的内核，民间传说则是信仰的生动载体。而这一信仰之所以能跨越民族、流传至今，在于它承载了各族百姓对和平生活的珍视、对英雄的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洮州赛神会中的“扭佛爷”

在临潭的青山绿水间，"敕封驼龙宝山都大龙王"的传说仍在延续。它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英雄，无需虚构事迹加持，其历史功绩与崇高品格自会融入民间记忆，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徐达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维系洮州各族群众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而"以忠勇守护家园，以仁厚造福百姓"的英雄精神，更将永远激励后人，成为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