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扛着水平仪走进戈壁的人，他们在塔里木写下了什么?

时光如塔里木的风，拂过胡杨嶙峋的枝干，将往昔岁月雕刻成记忆深处不朽的琥珀。纵然一元难复始，那些被风沙淬炼、被汗水浸润的年华，却在灵魂的版图上，勾勒出永不褪色的绿洲。

展开新疆阿拉尔市八团斑驳的史册，浩渺的戈壁在纸页间无尽延伸。南望，多浪河如一位沉睡的处子，身姿蜿蜒婀娜。河水是最灵的镜，将沙丘的起伏、梧桐的孤影、红柳的倔强、芦苇的萧疏与香蒲的柔韧，一一收纳，任碧波这双巧手日夜梳洗、摆弄。

晨光初启，一缕金辉刺破边陲的寂寥，精准地洒在河心一片芦苇荡上，芦尖悬垂的冰珠刹那间迸射出钻石般的星芒。涓流淙淙，仿佛低吟着亘古的诗篇。

北顾，多浪河故道袒露着干涸的河床，如同大地一道深刻的泪痕。往昔惊涛骇浪的魂魄早已消散，只余两岸赭红的肌理，历经风刀霜剑、洪水剥蚀，形成纵横捭阖、层叠有序的深邃沟槽，宛若造化以天地为砧板、以光阴为刻刀完成的磅礴杰作，令人望之肃然，心生对洪荒伟力的无限慨叹。

1958年2月末，寒威未减，朔风砭骨。偶有旋风拔地而起，卷起一股苍黄的沙柱，在旷野中孤寂地升腾、盘旋。一支轻骑——组建胜利十九场的先遣队——在八路军老战士、独臂勇士、原水工一团参谋长蔺明库的率领下，自北疆风尘辗转而至阿克苏。成员郝振荣、陈士华、李文德等十一人，多由经验丰富的测绘骨干与历经沧桑的“九·二五”起义官兵构成，正当壮年，恰是农场基建伟业的基石与元光。

他们转乘五辆木质马车，“嘎吱——嘎吱——”，那富有节奏的呻吟压过荒原的寂静。车上满载测绘仪器、粮秣马料，马蹄扬起漫漫浮尘，在车队后方拖出一条橙黄色的薄霭，仿佛天地间拉起了一道朦胧的时光帷幕。一路颠簸，终至老阿塔公路北侧八十公里处的大苇湖畔。当营帐在暮色中支起，星火在寒夜里初燃，这片亘古荒原，第一次迎来了为她丈量身躯、规划血脉的探路者。

兵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至六十年代，我们基建股已汇聚了甘肃的坚韧、广东的灵秀、河南的朴拙、上海的精明、山西的沉稳与河北的豪爽，口音交错，性情各异，却奇妙地熔铸成一种共性：那就是对脚下土地近乎虔诚的专注，与对肩上使命毫无保留的担当。

2007年，我退休返沪前夕，特至赵明晋坟前奠纸。青烟袅袅中，时空仿佛倒流。四十三年前，我十七岁，初入基建股，赵副股长便是我职业生命的启蒙者。他正值不惑，身躯高大如塔，骨骼里蕴藏着西北特有的粗犷力量。古铜色的面庞被风沙刻上细纹，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他是甘肃甘谷人，1949年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学问深厚，却毫无架子，反透着泥土般的质朴。他最常训诫我们：“干工作，要认认真真！我最恨‘胡日鬼’！”此言成了他的标志，镌刻在每个股员的心里。他待部下，谆谆善诱，如师如父。即便面对那位山西平遥籍、战功在身、脾气耿直的“老革命”配水员刘志远的顶撞，他也只是脸色微红，手指轻颤，连说几个“这……这……”，终未以权压人。事后，老刘摸着后脑——那是战争留给他的伤痛印记——讪讪道：“犯病了，脑瓜子疼……”其情其景，至今想来，严厉中包裹着温暖，原则下流淌着人情。

股长嗜好《三字经》，常“咬文嚼字”，却将书卷气全然化作了劳动的热情。退休后，他在林带垦地，竟惹邻人侧目，其爱劳之深，可见一斑。

1965年，机关号召垦荒，他率领我们奔赴北干渠红校大坝上游的戈壁。渠堤上，他推着旧“永久”加重车，肩扛铮亮坎土曼，一对红柳大筐，军用水壶斜挎，洗白的旧军装“后叶叶”地鲜明。他动作迅捷如风，开出的地块最大最平，从远野挑来的红柳叶肥，筐筐实诚，对比我们“虚澎澎”的筐子，高下立判。

秋收时，他田里的稻穗“憋憋虎虎”，沉甸甸地垂首，而我田中的却略显“秕塌”，那一刻，羞愧与敬佩交织，是对身教最深刻的领悟。

他骨子里有一丝清高，非巧言令色之徒，故在有些领导前未必得意。曾闻他因工作纰漏，被伍场长斥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并未沉沦。1965年全场开荒，他力主修复利用一段废弃旧渠，那或许就是一种沉默的、百折不挠的自我正名。正如鲁迅所言：“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

晚年，他白发稀疏，容颜苍老，时有孤寂。几次踱至我家，喜欢“磨碾碎米子”——用甘谷话说，已是“顺懂失三”，前言不搭后语。我静静倾听，备上饭菜，他胃口依然颇佳。那是岁月冲刷后，生命最本真、也最令人唏嘘的模样。

股中另一位甘肃籍元老，通渭人老孔令礼，小股长六岁，同期进疆。他背微驼，终日默默，如老黄牛般奉献于内勤。后调任连队、水管所，直至退休。其余同仁，如黄锡、“老秀才”田智忠、河南李成杰、河北张宝山……每一位配水员，都是一座流动的丰碑，将生命最后的汗水，毫无保留地浇灌给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走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悔长路。

我们这些青年，怀着憧憬，跟随师傅学习测量之术。我的师傅陈绍湖（基建股参谋），24岁广东兴宁人，个儿不高，犀利的眼神，油亮发，脸庞消瘦和高起的颧骨，显得精明干练。水准仪操平起来特麻利。在股里他比股长资格都老，1958年已在十九场基本建设办公室工作。师傅严谨如仪：架开三脚，螺旋紧固；手扶塔尺，目测花杆；调平仪器，对焦读数。那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蔡司经纬仪、水准仪，是我们最珍贵的“眼睛”。我们，是农场的眼睛，更是农场的神经。打杆、背仪、观测、记录……在杳无人迹的戈壁，寒暑交替，风沙扑面，用双足丈量大地，用数据编织未来。

1964至1967，四年弹指，硕果凝于汗青：开荒千亩，改土沃壤，完成土方十五万余立方，筑造水工建筑三十一座，勘定干渠与南北通衢……每一个数字，都是基建股人用青春、甚至生命兑换的结晶。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然精神可聚为星河。陈绍湖南下广东，吴双明西归西安，周化林、冯缙绪奔赴他团，樊英忠、徐长生跻身团职，陈仁执掌国土分局……我也最终转入教育战线。聚散依依，各赴前程。

历经风雨，方见彩虹。冰心先生有诗云：“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我们这小小的基建股，何尝不是一座隐秘的人才熔炉？其间走出了副团职干部两名，副高以上职称者两名（其中一位职级相叠），中级职称六名。虽非人人皆成明艳之花，但我们都曾是那滋养萌芽的泪泉与血雨，共同汇聚成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绿洲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