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偏爱在老时光里寻故事的旅行者，我总爱踩着旧砖古巷的纹路，去打捞那些被岁月压在尘埃里的人与事。可是在广州与台山之间，却让我撞上了历史矛盾的模样——在广州越秀山的苍松翠柏间，我读到的是“虎贲将军”王兴抗清殉国的忠烈；驱车二百多公里到台山汶村，抚摸着古墙的裂痕，听到的却是老人口中“贼寇王兴”屠村留血债的骂名。同一个名字，在两座相距不远的城，成了英雄碑与血泪祭的双面镜子，让我忍不住想拨开三百年的风烟，看看这位南明将领的身上，到底藏着怎样被撕裂的历史?
在广州越秀公园南秀湖畔，南明抗清殉节王兴将军暨妻妾墓被苍松翠柏环绕（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翻阅前面的文章《广州越秀山上有座“1男16女”合葬古墓，藏着悲壮抗清历史故事》），1963年便跻身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上，“虎贲将军”的封号与“忠贞殉国”的记载，定格了这位明末将领在正史中的英雄形象。王兴字电辉，本姓黄，因避仇改姓，少年时勇武过人且心思缜密，得“绣花针”绰号，13岁流落恩平后，于明末清军南下时起兵抗清，先后拥护唐王、永历帝，被封为左军大都督，挂虎贲将军印，其单骑擒敌、热酒未凉而破敌的战绩，成为岭南抗清史上的传奇。
然而，当历史视角转向二百公里外的台山汶村，这位“民族英雄”却成了村民口中十恶不赦的“贼寇”。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村落，背山面海、地势险要，明末时举人陈王道率族人筑起千米城墙与三丈护城河，使其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堡垒。1654年前后，亟需稳固抗清根据地的王兴看中汶村战略价值，数次遣使提议联合抗清，却遭陈王道拒绝——这位乡绅不仅撕毁书信、斥逐使者，更屠戮当地抗清义民，彻底堵死合作之路。
同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夜，王兴趁乡勇疲惫，派士兵从南城坑渠潜入，猝然打开城门攻陷汶村，陈王道于城破当晚自尽。据汶村陈氏族谱记载，军师连城璧（一说海宴人赵陆）向王兴献计：“欲取汶村为老营，务须要陈姓尽诛”，以绝后患。被抗清大业执念裹挟的王兴采纳此计，贴出告示谎称“归乡者可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实则设下陷阱。淳朴村民纷纷返家，仅有百余人逃亡邻村，却仍遭士兵逐户搜查押回。
农历六月廿二日，悲剧终酿。王兴将抓获的所有汶村男丁押至莲冲口集体斩首，当日血流成河，这片土地从此被称作“红地”，成为族群记忆中的血色符号。台山市博物馆考证，此次杀戮虽未致“男丁尽绝”，但重创汶村陈氏，侥幸逃生者全靠海晏容氏、那陵颜氏冒死收留才得以存续。
三百余年过去，这场劫难化作汶村深刻的民俗印记。村民将每年农历六月廿二定为“斩头忌”，每逢此日必煮酒祭奠，相传天公亦会以风雨回应这份悲怆；而陈氏族人始终铭记救命之恩，形成春节互派舞狮队、八音队拜年的习俗，成为血色历史中温暖的羁绊。漫步汶村残存的古建下，老人们仍会说述“贼寇王兴”的故事，与越秀公园墓碑上的“殉节英雄”形象形成尖锐对峙。
王兴在汶村的经营，确为抗清大业奠定了根基。他在此熬海铸山、务农积粟，建仓库、铸刀枪、筑沟垒，还在城东“三圣堂”设立唐王朱聿鐥行宫，使汶村成为联结李定国与郑成功的抗清中继站。此后数年，他凭这座坚城屡退清军：尚可喜三万大军围攻时，他以毒矢火炮毙敌逾千；十万清军久困围城时，军民剥掘树皮、草根为食，十五个月无一人叛逃。1659年，见南明大势已去，王兴命妻妾十六人自缢，将其尸首置于火药堆上，自身穿朝衣,喝毒酒,捧敕书点火自焚，践行了“不做投降将军”的誓言。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王兴的抗清忠贞确凿无疑，自焚殉国的刚烈足以载入史册；但他为巩固根据地而实施的屠村之举，也真实给汶村带来灭顶之灾，成为当地无法释怀的伤痛。这并非“英雄”与“恶魔”的简单二元对立，而是乱世之中，家国大义与个体命运的残酷碰撞——王兴眼中是山河破碎的危局，汶村人心中是家破人亡的切肤之痛；正史书写的是抗清大业的波澜壮阔，族谱铭记的是寻常百姓的生死悲欢。
如今，越秀公园的墓碑与汶村的“红地”遥遥相望，共同拼凑出王兴的完整历史形象。英雄的光环与屠夫的骂名，忠诚的赞歌与血泪的控诉，都不该被历史尘埃掩埋。唯有正视这份矛盾与复杂，才能真正理解明末乱世的残酷，读懂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挣扎。当风吹过越秀山的碑石，又掠过汶村的古墙，那些未曾消散的忠魂与冤魂都在诉说：历史从来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叙事，而是无数生命轨迹交织而成的、有温度也有痛感的真实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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