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吴家良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最近，我到云南昆明西山吸氧，这里矗立的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抗日战争期间。那名字，是刻在石头上的，一笔一划，深深浅浅，仿佛不是用凿子，而是用他们那个年纪特有的、混合着海风与热望的眼神，镂刻上去的。

我一个个地读过去：陈邦兴，福建泉州人；李月女，广东新会人；林谋盛，新加坡侨生……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枚被潮水推上海滩的贝壳，在昆明的阳光下，静静地闪着光，内里却封存着一整个南洋的海。

我的思绪，便不由得跟着这名字里的海风，飘荡到南洋周边。我想象着，当时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想必是在南洋那片终年炎热的土地上，经营着一点小小的生计，或是橡胶园里的帮手，或是街市间的司机，日子虽不阔绰，却也安稳。椰风蕉雨，陪伴着他们平静的岁月。

然而，北京芦沟桥的日本炮声，终究是隔着浩渺的南海，隐隐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那声音，想来是微弱的，却像一根极细极韧的丝线，勒进了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处故乡。

于是，南洋华侨机工便来了。三千余人，总共回来了三千余人。这数字，如今读来，是史书里一行冷静的铅字；可当时，却是三千多个滚烫的人生，三千多场义无反顾的诀别。

南洋华侨机工告别了南洋湿润的、带着咸腥气的季风，踏上了这红土高原。高原的天，是那种澄澈的、近乎残酷的蓝，云朵像刚浆洗过的白布，硬挺地悬着。昆明的风，是干燥的，凛冽的，带着红土的颗粒，打在脸上，有些微微的刺痛。他们可曾习惯？在无数个辗转的夜里，他们是否会想起故乡那黏稠的、包裹着周身的热带空气？

南洋华侨机工脚下、车轮下的这条路，便是滇缅公路，又是怎样的一条路呢？我亲自走过，那是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就的第二座万里长城。那简直不是路，是大山的筋骨，是江河的怒意，是这片古老土地被生生撕开的一道伤口。它盘旋，扭曲，像一条的巨蟒，缠绕在悬崖与激流之间。晴日里，尘土漫天，将人与车都罩在一个昏黄的罩子里；雨夜里，便成了泥潭，车轮陷进去，发出怒吼般的呜咽。

南洋华侨机工们便驾驭着他们的钢铁坐骑，在这条“生命的绞索”上，日复一日地，与颠簸搏斗，与疲乏搏斗，与头顶那些盘旋着的、涂着猩红日徽的死神搏斗。

生与死，在这里被简化成了方向盘上一次不经意的打滑，或是天际传来的一阵引擎的轰鸣。我仿佛能看见，一个年轻的机工，在某个急转弯处，刚刚与一辆倾覆的、烧得只剩骨架的同胞的卡车擦身而过。他或许会猛地踩一脚刹车，探出头去，望一眼那深渊下的残骸，沉默片刻。他没有太多时间悲伤，只是狠狠地抹一把脸，将油污与泪水混在一起，然后换挡，继续前行。因为他的车厢里，载着弹药，载着药品，载着那个在烽火中挣扎的民族的每一丝微弱的希望。他承载得太重了，重得没有余地留给个人的恐惧。

这哪里是运输呢？这分明是一场沉默的、流动的献祭。他们将生命里最鲜亮的一段年华，像燃油一样，一滴一滴，注入了这庞大而破旧的机器里，直到它耗尽，无声无息地熄灭在某个不知名的山谷。他们的牺牲，不像战场上的冲锋，没有震天的呐喊与辉煌的旗帜；他们的牺牲，是“耗散”式的，是慢慢地、具体地磨损在每一段坎坷的路程上，最终与这条滇缅公路、与这片红土高原融为一体了。

昆明西山的风更紧了些，吹得四周的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这声音，恍惚间，竟与我想象中南洋的潮音重叠了起来。我忽然明白了，那三千多个名字，他们带来的，又何尝不是一片“海”呢？那是一片由热血、勇气与乡愁汇成的、内陆的海洋。他们本是南洋的儿女，身体里流淌着热带海洋的节律；他们最终长眠于云南的红土高原，魂魄化作了红土高原上沉默的山峦。这碑，便成了海与山的分界，又成了海与山的契约。

离开的时候，我最后望了一眼那高耸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所纪念的是一场归来。肉体或许湮灭了，名字或许会风化，但那一腔由南洋吹向昆明的浩然之气，却如同这西山之巅永不止息的风，早已灌满了历史的峡谷，至今，还在我们的耳边猎猎作响，时时刻刻警醒我们：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祖国宝岛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洋华侨机工们的牺牲负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