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者斯瓦潘·查克拉瓦蒂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家,而是实打实从基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1973年,那会儿他27岁,刚毕业没多久,作为印度大学教师代表团一员,跟着队伍第一次来中国。那年中印关系刚有点松动,1962年边境那事儿过去十来年,两国开始试着通过文化交流拉近距离。中国这边邀请他们来,看看教育和基层情况。
代表团先在北京待了几天,听简报,逛了逛街头,然后转战河南农村考察。因为那儿是农业大省,能直观看到生产队的运作。斯瓦潘后来在各种场合提起这趟,说是小时候的经历,回想起来总带点童年般的惊奇。代表团坐火车从北京到郑州,换吉普车进村,路不平,晃荡半天。到生产大队后,他们直奔田间和食堂。
农民们在那儿收割、晒粮,集体食堂管饭,每人分量更准,馒头菜汤热乎乎的,没人多拿少拿。晚上晒场放电影,全村人围着看,笑声一片。斯瓦潘观察到,这些农民穿得朴素,补丁衣裳常见,但干活有条理,互相配合默契。村里还有自建水库,灌溉渠通千亩地,显示出基层组织的力量。
他对比印度乡村,那边土地分散,农民常为口粮争抢,这里却不一样,集体方式让基本吃喝稳当了。回程火车上,他跟团员聊起这些,觉得这不光是吃饭问题,更是人活得有底气的体现。那次访问两周,他记了厚厚一摞笔记,回来后就跟同事分享,说中国农村的平等感,是印度值得学的地方。
这事儿成了他学术路上的拐点,以前他研究泰戈尔多,现在开始多琢磨中印发展路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启动,他就隔几年跑一趟,见证联产承包从试点到铺开,小岗村那些农民按手印分田的细节,他后来写进书里。80年代,他出版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强调两国农村经验互补。
90年代,他去武汉大学讲课,比较泰戈尔和鲁迅的文学观,顺带聊乡村变迁。进入2000年代,他把目光转到“一带一路”上,写《亚洲的两种现代化道路》,分析中国基础设施怎么进村,印度又该怎么接轨。
2010年代,他课堂上总对学生说,1973年河南见到的那种尊严,不是钱砸出来的,而是制度让老百姓站直了腰。2021年,他最后来中国,到武汉大学做泰戈尔与鲁迅讲座,那趟他身体已不太好,但还是挤时间走访了当地农村,看看高铁怎么串起田野。斯瓦潘的书不晦涩,帮很多人理解亚洲为什么能有不同路子往前走。
而且这位学者1973年的那趟访华,正好赶上两国从冷淡期往好转走。中国邀请印度学者来,看的就是基层实况,斯瓦潘看到的集体食堂和生产队,不是完美无缺,但确实解决了印度农村常见的那种饥荒隐患。
印度那边,种姓和土地问题纠缠几十年,农民常陷债台高筑,中国这边通过组织形式,让人先吃饱再说。斯瓦潘没把中国当天堂,也没贬低印度,他总说两国都起步晚,都得从农村抓起。他的后续访问,赶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市场,农村电灯通了,路修了,手机进村了。
他在书里点出,这些变化靠的是政策连贯,不是一蹴而就。印度学着点,或许能在扶贫上多借鉴。而且他这些年推动的学术对话,也帮中印避开不少误会。像2013年中印边境那点小摩擦,他公开站出来说,多交流才能少猜忌。他的学生现在散布全球,好些人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干活,继续他那份桥梁作用。
斯瓦潘从个人经历到大格局,都没脱离实际。1973年那震撼,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让他一辈子在琢磨发展。中国农村的集体劲头,让他看到亚洲国家不非得抄西方作业。印度农村的多样性,也给他灵感,说不定结合两边,能出新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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