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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行｜资深媒体人
杭州官宣自2025年12月1日起，灵隐飞来峰景区（含灵隐寺、永福寺、韬光寺）实行免票，引发了新一轮舆论热议——从早已免费的西湖，到如今的灵隐，再到浙江一些古镇、古建陆续加入“零门票阵营”，不少网友感叹：“浙江是在和门票经济告别。”
但与此同时，拥有丰富自然景观和5A名片的中西部地区，除了阶段性的淡季免票、优惠活动外，并未出现成规模的“长期免门票”。
同样是文旅大省，为何浙江敢率先“放弃门票”，而中西部还“离不开门票吃饭”？背后折射的是区域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景区定位的深层差异。
浙江的“免门票逻辑”：用一小块收入撬动整座城市
灵隐飞来峰景区宣布免票时，官方同步给出了配套安排：实名预约、分时游览、每日限流，核心是既要“放开大门”，又要守住文物保护与安全底线。
这并不是杭州第一次在景区收费上“动大手术”——早在2003年，杭州就对西湖环湖景区实施免费开放，取消了大量零碎门票，把原本依靠“卖景点”的西湖，变成一座24小时开放的城市公园。
二十年的实践，给杭州乃至浙江文旅业打了一组清晰的样本数据：
门票收入减少了，但整体旅游收入、社会消费明显增长；
城市品牌价值提升，带动会展、文旅综合体、数字经济等多元产业；
西湖、灵隐从“收门票的景区”变成“城市IP和会客厅”。
换句话说，浙江这套操作的底层逻辑是——用放弃部分门票收入，换取全域旅游和城市经济的“乘数效应”。
对于杭州、西湖、灵隐这一类核心IP来说，门票只是整座城市文旅链条里的一环，而住宿、餐饮、交通、购物、展会、文创等，才是更粗壮的“现金流管道”。
当地方财政和产业结构足够强的时候，就有底气把景区从“盈利资产”升级为“公共产品＋流量入口”。
景区类型不同：城市公共空间 vs. 封闭山水景区
再看一眼浙江最近“免票”的几批景点，会发现明显共性：
大多处在大城市或成熟旅游城市腹地，与城市生活圈高度一体化；
以文化遗产、城市风景为主，比如西湖、灵隐、古镇古街、历史建筑，而不是高海拔、封闭型自然景观。
这样的景区有几个特点：
1、公共属性很强。
西湖早就被定义为市民游客共享的公共空间，免费开放被视为城市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一个企业或景区公司“是否愿意赚钱”的选择。
2、周边产业配套成熟。
一个灵隐寺或一个西湖，周边往往是成片的民宿、茶楼、咖啡馆、非遗体验店、书店、美术馆，游客即便不花门票钱，也会在吃住行购娱上“自觉买单”。
3、城市治理能力强。
预约制、分时段限流、智慧安防、在线投诉与反馈，这些都需要政务数字化和城市管理的支撑，才能撑起一个“高人流、低门槛”的免费景区体系。
因此，浙江推免门票，更像是在城市公园化、公共文化空间化的大框架下做文章，是一套围绕“城市是最大景区”的整体设计。
中西部的“门票依赖”：不是不想免，而是暂时免不起
与浙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大量头部景区仍然严重依赖门票，哪怕近年来也在响应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完善门票机制”的政策号召。
这里有几个现实约束：
1、财政和企业层面：门票就是“命根子”
中西部不少地方，旅游是为数不多的支柱产业之一，景区背后往往是地方国企或上市公司。
门票、索道、观光车这些收费项目，就是维持日常运维、偿还贷款、发工资、还债的主要来源。
一旦长期免票，就意味着： 财政要么拿出真金白银补贴运营，要么允许景区大幅提高其他项目价格； 若周边二次消费不足以支撑，景区很难像西湖那样“用城市整体吃红利”。
对于本身财力有限、产业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县市来说，这是一道很难解的算术题。
2、生态和安全约束：很多景区不适合“完全放开”
从资源禀赋上看，中西部的头部景区多是高山峡谷、喀斯特地貌、高原湖泊、脆弱生态区。
一方面，生态保护成本高，道路、栈道、水电、环卫等维护压力不小； 另一方面，环境承载力有限，一旦“免费＋不限流”，很容易重蹈超载旅游的覆辙。
因此，这些景区更常用的是“淡季免票、阶段性优惠、特定群体免票”的方式来刺激客流，而不是全年长期免费。
像西藏“冬游西藏”活动期间，全区A级景区（寺庙景区除外）免门票，就属于典型的淡季政策：既利用淡季腾出的生态容量，又用价格优势引导游客“反季节出行”。
3、城市配套不足：免票未必能换来“留得住”的消费
即便中西部部分景区愿意在门票上做减法，现实问题也摆在眼前： 不少景点是“一景独大”，游客“早上上山，晚上就走”，当地缺乏足够丰富的夜经济和文化体验来留人； 文创、演艺、轻奢民宿、城市漫游等消费业态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像杭州一样让游客“多住两晚、多刷几单”。
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哪怕象征性下调门票或短期免票，也难以形成足够的经济回报，中长期“常态免票”的动力自然不足。
结语
表面看，是“浙江景区免票、中西部不免”这一轮网络讨论；往深里看，其实是不同区域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产业组织方式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
浙江之所以敢在西湖之后，再次把灵隐这样顶流IP的门票“归零”，靠的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过去二十多年围绕城市化、数字化、全域旅游打下的底子；中西部暂时难以大范围跟进，也不是观念落后，而是现实约束尚未解除——门票仍然是兜底运维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可以预见，随着全国范围内基础设施和文旅产业的进步，“门票经济”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城市是最大景区”的理念会被更多地方采纳。
但在这个过程中，谁有能力更早完成从“卖门票”到“卖城市”“卖生活方式”的转身，谁就能在新一轮文旅竞争格局中占得先机。浙江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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