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桥河滩的日子

高亚夫

小学毕业的那个夏天，蝉鸣还没褪尽燥热，满街的大字报就像突如其来的暴雨，砸得整个石桥镇晕头转向。我家被十几个红袖套翻得底朝天时，我攥着那张边角卷得像枯叶的毕业证书，躲在河街子的皂角树下。树影斑驳落在证书上，油墨印的“毕业”二字模糊不清，就像我往后的日子，一片混沌。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命运的重击，只知道要先把肚子填饱—— 这是沉入生活底层后，最朴素也最坚硬的信念。

石桥沱江边的河滩，是这片土地给挣扎者的馈赠。三四平方公里的“光尔石”滩，鹅卵石嵌在沙里，青灰如旧瓷，黑褐似老墨，麻黄像褪了色的粗布，有的光滑得能照见人影，有的还带着江水啃咬过的棱角。这里是孩子们捉螃蟹、藏猫猫的乐园，更是石桥人讨生活的战场。深秋的风里，我第一次扛着铁锤、拎着小板凳走进河滩时，密密麻麻的人影早已在石滩上铺开，铁锤敲石头的“叮当”声，混着沱江的流水声，成了那时最常听的“歌谣”。

河滩上的营生分三派，刨坑筛沙是“硬核活”，要体力要本钱要搭档，像我这样的毛头小子只能望而却步；挑整块鹅卵石要走长途，我单薄的肩膀还扛不动；最后只剩砸碎石这条路—— 把鹅卵石锤成三到五厘米见方的铁路道渣，不用搭伙，老少都能做，却也是最磨人的活。

“吃屎都要拜师”，余大哥的话糙理不糙。他壮得像头老黄牛，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当砂纸，指着满滩的石头给我上课：“光尔石是欺生的，得看皮识骨。溜光水滑、掂着压手的，是硬骨头，锤到天黑也砸不开；要挑那些癞疤癞磕的‘糠心石’，内里松，好下锤。也别贪大，超过手指一卡长的，橡胶条箍不住，白费力气。”他说话时，嘴里的叶子烟味混着河滩的沙土味，成了我对“生存智慧”最初的认知。

我找了块稳当的大青石当砧板，把糠心石搁上去，草墩垫在凳上防硬。左手攥着旧轮胎剪的橡胶条圈住石头，右手抡起三四斤的铁锤，第一锤就偏了，石头蹦起来擦着脚面飞过，惊出我一身冷汗。第二锤砸在实处，石头纹丝不动，旁边的二丫“噗嗤”笑出声：“亚夫哥，你这是给石头挠痒痒呢？”她扎着羊角辫，袖子挽到胳膊肘，拿起锤子从下往上划了道弧线，“咔嚓”一声，石头裂成两半，像被刀切开的豆腐。她锤得利落，锤子借着力弹起来，再落下，石块就成了大小均匀的碎渣。

“握锤不能太松，没劲儿；也不能握死，震得手心疼。别图快，也别使蛮劲，顺着势来，落点才准。”二丫的声音脆生生的，余大哥在旁边补了句：“慢慢来，手上的血泡磨成茧，就会了。”那天傍晚，我的左手背青了好几块，右手心磨出了三个血泡，却终于能把石头砸成合格的道渣。河滩上没人戴手套，也没人撑遮阳伞，不是不知道，是买不起。日头晒得人头晕，几天下来，我的脸和胳膊黑得发亮，汗水淌在皮肤上，能搓出盐粒。那时“白富美”是天边的云，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体面。

二丫住半边街，比我小两岁，脸上总挂着笑，好像再苦的日子也压不垮她。我们的“工位”隔了几米，铁锤起落的声音此起彼伏，像在唱二重唱。夕阳西下时，金红的光洒在河滩上，我们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投在鹅卵石上，跟着锤声轻轻晃。偶尔能看见河对岸的沙地，老牛甩着尾巴慢悠悠走，影子落在水里，被浪揉碎，又聚起来，像极了我们捉摸不定的日子。

“我哥去成都当学徒了，工钱只够他自己花，我得替他锤石头。”二丫抹汗时，把泥沙蹭到脸上，活像只小花猫，“我娘说，攒够钱就能给我爹买‘齁巴儿’（气管炎）药。”她眼里闪着光，“等我攒够了，也去成都找我哥，省城的工厂里，没有太阳一天到晚盯着晒。”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觉得，那些砸开的石头里，藏着我们的希望—— 小是小，却亮得很。

有天收工，夕阳把沱江染成了暖橙色，水底的鹅卵石折射着光，像撒了一河的碎金子。二丫突然说：“你看这些石头，光溜溜的，得被河水冲多少年啊？”我弯腰捡起一块，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猛地一颤：我们，不也像这些石头吗？被这望不到头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冲刷、打磨，最终棱角尽失，只把那些磨砺的疼痛，深深藏进心里。

远处的火车汽笛声穿过暮色，二丫拍了拍裤腿上的沙：“我哥来信了，他们厂招临时工，我娘让我去试试。”她的声音里满是期待，我却突然有些空落落的。

几个月后，我学会了一种新法子：花十块钱买了双轮胎凉鞋，贵得让我心疼，却出奇地耐磨。我学着用脚踩住石头，双手握起一斤重的小铁锤——锤头连着三根软竹片，挥起来不费劲，落下去力道却足，效率翻了一倍。

寒冬来时，河滩上的风裹着沱江的水汽，像刀子一样刮脸。我和二丫裹着打补丁的夹袄，指关节冻得开裂，握锤前得先哈口热气暖一暖。二丫还是笑：“干起活来就不冷了。”余大哥筛沙石时，叶子烟的烟雾在冷风中散得快，他说：“攒劲干！等洋槐花开，大河涨水，跳板撤了，就没活路了。现在嫌苦，等没得挣了，才知道这苦是甜的。”我们听了，起得更早，回得更晚，锤声在寒风里响得更密。

有次石渣溅到我的小腿，鲜血滴在鹅卵石上，红得刺眼。二丫慌忙掏出脏手帕给我裹上，手都在抖：“我哥说，出门在外，得对自己狠点。”我看见她的手背上，又多了几个紫红的冻疮，心里酸酸的。

锤好的碎石攒到上千斤，就挑到火车站过秤，一斤一分五厘钱。掐指算算，从早锤到晚，一天大约能挣四角钱。

二丫很久没来了，我心头空落落的。她真去成都做临时工了吗？好友三娃又来邀我跟他一起挑鹅卵石。我说；“你忘了上次你从跳板掉进河里的狼狈相，虽说水不深，但冷得你浑身筛糠，你只好回家换衣裤。”“挑石头虽恼火，总比锤石头划得来，一天能挣五六角。”三娃劝说我。

没了二丫的陪伴，我答应了三娃。挑鹅卵石比砸碎石累多了。两个箩篼用铁丝缠了底，扁担是舅舅留下的竹扁担，宽宽的能分散重量。找石头要去深沙里刨，就近符合标准的石头早就被捡光了，要么得走更远的路。最难的是过河，支流上搭着几块木跳板，每块长七八米，宽才四十厘米，下面是汩汩的河水。空手走都晃，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更是心惊肉跳。跳板只能单向走，可挑石头的人多，只能在“木马”处交会，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三娃说他第一次过跳板时，腿抖得像筛糠，箩篼差点把二狗撞下河，被骂得狗血淋头。

过了河还要爬陡坡，扁担勒进肩膀，像要嵌进骨头里。腿肚子打颤，每走一步，担子就沉一分。从河滩到站台不过两三里路，我中途要歇四五次。到了站台，张大爷眯着眼看秤：“一百四十斤！”他是镇办服务站的司秤员，我妈给他治过风湿。他劝我：“娃娃，你身子骨还没长硬，别挑这么重。”我应着，用袖子擦汗，盐分进了眼睛，疼得慌，可这疼，早就习惯了—— 就像习惯了再也听不见教室里的读书声。

那天下午，我在站台上等着过秤，突然有人喊：“余大哥没了！”我手里的扁担“哐当”掉在地上。余大哥是刨坑筛沙的，那天他挖到了成堆的粗砂和豆子石—— 这比鹅卵石值钱多了。他越刨越高兴，坑挖得越来越深，忘了上面的石头没了支撑。数万斤石头突然塌下来，等同伴把他挖出来时，他面色青紫，早就没了气息。我想起他教我认“糠心石”的样子，想起他嘴里的叶子烟味，心里像被石头砸了，疼得厉害。

可日子还得继续。第二天清晨，挑石头的人依旧踩着露水出门，扁担在肩头“吱呀”响；河滩上的人影还是密密麻麻，像沱江水一样，无声地流；傍晚，大家拖着灌了铅的腿回家，屋顶的炊烟在河风里飘，裹着整个石桥镇，也裹着我们的苦与盼。

后来我成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六年，再后来考上简阳师范，毕业后去了贾家中学教书，终于离开了石桥。可我总想起那片河滩—— 鹅卵石的冰凉，铁锤的“叮当”声，二丫的“花猫脸”，余大哥的叶子烟味。它们没在记忆里褪色，反而像被沱江水磨过的石头，越来越清晰。

我知道，那段日子是苦的，苦得让人想流泪；可也是亮的，亮得让人忘不了。那些砸开的石头，磨出的茧子，藏着的希望，都是岁月给我的礼物—— 它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只要肯扛，就能过去；再平凡的人，只要心里有光，就能把苦日子过出滋味。而石桥的河滩，就是我心里的光，无论走多远，都能照亮我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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