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旧船票，从基隆到厦门，载着半个世纪沉甸甸的乡愁

母亲的樟木箱底，压着一张泛黄的船票。

票面上“基隆—厦门”的字样已模糊不清，边角被摩挲得发毛起絮，像极了她每次说起台湾阿嬷时，不自觉揉红的眼角。这张船票，在她生命里压了整整五十年。

1953年的冬天，基隆港的海风格外湿冷。七岁的母亲被阿嬷紧紧牵着手挤在码头上，浪潮一遍遍拍打着船身，也拍碎了阿嬷哽咽的嘱咐：“囡囡乖，等阿公的船修好了，我们就回福建吃线面。”

船笛突然鸣响，撕裂了离别的空气。在最后的瞬间，阿嬷把这张船票塞进母亲的小手里，那指尖的温度，成了母亲关于台湾最后的、最清晰的记忆。

这张永远等不来航班的船票，就这样在樟木箱底躺了半个世纪。母亲总说，阿嬷煮的线面要加两勺虾油才够味；说台北巷口的蚵仔煎比厦门的甜；说阿公修船时哼的闽南语歌，和老家庙口戏班唱的一模一样。她说这些话时，眼睛总是望着海的方向，仿佛能穿透时光，看见阿嬷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可是啊，阿公的船一直没能修好。直到阿嬷在台湾安详离世，那张船票依然只是船票，没能变成归途。

去年春天，海峡上空的风终于温柔了些。台湾的表哥带着阿嬷的遗像回来了。当他从随身的包里郑重地掏出一包用红绳系着的线面，说“阿嬷临终前交代，这是给囡囡留的虾油线面”时，母亲突然就哭了——不是这些年来隐忍的啜泣，而是像个七岁孩子那样放声大哭。

我们围着老灶台煮线面，水汽氤氲中，表哥说阿嬷教他煮面时要等水滚三滚，就像在等一场跨海峡的团圆；我说妈妈这些年来煮面，总要多放一副碗筷，说万一阿嬷突然回来了呢。

线面在滚水里舒展，虾油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血浓于水，从来不是地图上那道蓝色的海峡能够隔断的——它是阿嬷临终前还惦记的虾油线面，是母亲珍藏半生的旧船票，是表哥嘴里和我们一模一样的闽南乡音，是哪怕隔了五十年的光阴，一见面就忍不住红了的眼眶。

表哥临走时，带走了一包地道的福州鱼丸，也带走了母亲新写的地址。母亲送他到路口，轻声说：“下次不用带线面了，我们一起去台北，吃阿嬷说的那家蚵仔煎。”

是啊，海峡再宽，宽不过一顿饭的距离；岁月再长，长不过一句“我们回家”。我们的根，早就在同一片泥土里紧紧缠绕——你的乡愁是我的牵挂，我的团圆里，也藏着你的期盼。

毕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