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山水读历史：西域受中原管辖绵延二千多年，为何始终未被汉化？

去新疆旅游，尤其是在南疆，发现当地人中，即使是酒店、饭店等服务行业，也有很多年轻人的汉语不太流畅，年轻人如此，更别提年龄长者，恐怕大多数都是说不出，也听不太懂汉语。

这种现象让我不由自主地思考这样的问题，自西汉开始，西域受中原王朝管辖虽时有中断，但绵延二千多年，为何当地人始终没有被汉化？起码语言不通会影响中原王朝的管辖，影响相互间广泛的交流，也自然会影响到很多方面。

首先明确，我所说的“汉化” 并非简单的指 “受汉文化影响”，事实是西域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原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在语言、宗教、习俗、社会结构等核心层面上，西域各民族全面趋同于中原汉文化的现象一直未能在西域出现。

仔细思之，恐怕这是由地理环境、民族结构、文化差异、宗教信仰和管辖模式等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根源可从以下几方面解析：

▲ 地理隔阂

地理环境是一道天然屏障，使中原文化向西域辐射受到衰减。

西域与中原核心区（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距离与自然环境，决定了汉文化难以形成持续、高强度的渗透。

西域距中原核心区动辄数千公里，其间隔着河西走廊、大漠戈壁、天山山脉等地理屏障。尤其在交通极度不便的古代，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多依赖军事屯垦与驿站体系，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如人口迁徙、商贸往来等规模有限，而且也不稳定。例如，汉唐时期中原汉人赴西域多为官员、士兵、商人，极少有大规模平民迁徙，文化传播缺乏更为直接的 “人口载体”。

▲ 文化因素

体现在民族与文化多样性和巨大的差异性上。

首先，中原汉文化的核心是农耕文明，即，以定居农业为基础，衍生出儒家伦理、宗族制度、土地观念等。但西域多为绿洲农业、草原游牧或沙漠聚落，经济模式以游牧、灌溉农业、丝绸之路商贸为主，与中原农耕体系差异极大。例如，游牧民族的 “逐水草而居” 与汉人的 “安土重迁”、绿洲城邦的 “商贸导向” 与中原的 “重农抑商”，导致汉文化的核心制度如户籍、宗法等在西域难以落地，自然也难以成为主流文化。

其次，西域自古是多民族交汇的 “文明十字路口”，本土民族的文化认同极强，且长期受其他文明影响，形成了独立于汉文化的 “文化生态”。

西域历史上长期生活着突厥、回鹘、吐蕃、粟特、波斯、匈奴、蒙古等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如突厥语、回鹘语）、文字（如佉卢文、回鹘文）、习俗（如游牧礼仪、绿洲城邦制度）。这些民族世代居住于此，人口基数远超过中原派驻的汉人，文化传承具有 “人口优势”。例如，即使在汉唐都护府统治时期，西域基层治理仍多依赖本地贵族，如 “册封国王”、“世袭首领”等，本土文化通过家族、部落代代延续，难以被外来文化取代。

还有，西域并非仅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长期处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草原文明的辐射范围，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地。例如，佛教自印度传入后，在西域形成龟兹、于阗等佛教中心，石窟艺术、佛教经典甚至影响了中原。公元七世纪后，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势力东传，逐渐成为西域主流宗教，形成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如伊斯兰教法、清真寺文化等；粟特人带来的商贸文化、波斯的艺术风格，如织物纹样、建筑装饰等，均融入西域文化。

这些外来文明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 “非汉非单一” 的复合文化形态，进一步降低了 “汉化” 的可能性，因为汉文化只是西域多元文化中的 “一元”，而非 “唯一选项”。

▲ 政治因素

中原王朝的 “管辖逻辑”是政治军事优先，文化改造则相对薄弱。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多以 “维护边疆稳定”、“保障丝绸之路” 为核心目标，侧重政治控制与军事防御，而非主动推行 “文化同化”，甚至常以 “尊重本土文化” 换取统治稳定。具体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是“羁縻统治” 为主，直接治理有限。

羁、縻二字原义各自表示马络头和牛缰绳，分别引申为“牵制、约束”和“安抚、笼络”，所以，“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特殊治理制度，源于秦汉时期。

其核心原则为“因俗而治”、“以夷治夷”，具体模式即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除汉唐、元清等少数时期外，中原王朝对西域多采取 “羁縻政策”，册封当地首领，如 “西域都护府” 下设的 “侯、王、将” 多为本地贵族，允许保留原有制度与习俗，仅要求 “称臣纳贡”、“不反叛”。例如，唐朝对西域的 “安西四镇”，虽驻军屯垦，但不强制推行汉字、儒家教育，甚至允许当地使用自己的货币与法律。这种 “间接统治” 模式下，汉文化仅在官方层面如公文、驻军营地等有限传播，难以深入民间。

二是中原的管辖具有 “间歇性” 与 “脆弱性”等特征。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并不连续稳定，常因内乱、外敌入侵而中断，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中原地区本身处于分裂、战乱、影响力弱化等状态，西域多脱离中原控制，由吐蕃、西辽、蒙古等政权统治。每次中断后，中原文化的影响便会减弱，而本土文化或其他外来文化则趁机强化。例如，元朝将西域纳入 “察合台汗国”，推行蒙古制度与伊斯兰教，汉文化的影响被大幅稀释；清朝前期对西域的治理也以 “满汉共治”加上“尊重回部习俗” 为主，甚至有禁止汉人随意进入西域的封禁政策，直到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才放宽，但此时西域的文化格局已基本定型。

综上所述，西域未完全 “汉化”，是地理阻隔、民族多样性、多元文明辐射、中原管辖逻辑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始于公元十世纪直到十六世纪的西域全面伊斯兰化这个因素尤其重要和关键，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不管世界的哪个地区一旦被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所渗透，进而全面覆盖，其它的文化就很难将其取代。北非和中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虽然北非后来被西法等国殖民，中亚为苏联所兼并，但独立后依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反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中国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但他们汉化的程度皆远远高于新疆。

当然，上述因素的成立还得有一个更加决定性的前提，就是中原政权的治理自西汉之后始终以 “因俗而治”、“多元共生” 为核心原则，而非采用政治高压和军事强迫的手段推行单一的文化同化。尤其是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之后，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比任何年代都要强大，行政组织和政策执行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神经末梢，但还是依然坚定地执行“因俗而治”和“多元共生”为核心原则的民族政策，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时代还要宽松和优待。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在中原地区持续给予大力的经济助力和推动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如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是新疆官方语言之一），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些政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

总而言之，中国历来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不存在强制 “汉化” 的政策或实践，而伊斯兰化则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新疆民族自下而上的、自觉、自然的“汉化”过程。

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地理上的阻隔已几乎不再是问题；在大力发展新疆经济强劲动力的驱动下，人员的流动和迁徙也在不断地增强人口载体的作用，在文化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取长补短之上也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吸收更先进的文化；宗教文化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甚至像北非的突尼斯一样持续地世俗化，民间的宗教色彩不再那么浓烈，不再对人们吸收外来文化形成密不透风的禁锢和束缚作用。相信假以时日，各民族之间将会在多元共生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交流通畅、融合发展，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