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临山森林公园的石阶上，风穿过层层叠叠的松树叶，落下细碎的光斑。晨练的老人提着鸟笼走过，笼里的画眉唱得清亮；孩子们追着一只蝴蝶往林间跑，笑声撞在满是青苔的岩石上，又弹进远处的树冠里。很难让人相信，眼前这片能藏住千声万籁的苍翠，三十多年前，竟是一座连野草都懒得扎根的荒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临山，在临城人的记忆里，是“裸露的筋骨”。没有树，没有草，只有黄褐色的岩石从黄土里探出来，像老人手上皲裂的皮肤。风一吹，尘土裹着沙粒往山下跑，落在居民区的屋顶上、街道的墙角里，连春天都绕着它走——三月本该是抽芽的季节，这里却只有冷硬的风，把“荒”字刻得愈发清晰。那时区里的号召，像一声春雷炸在临城人的心里：“去临山植树！让荒山变绿！”
我至今记得老人们说起的那第一个植树季。天还没亮，临山下挤满了人：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扛着铁锹的工人、系着红领巾的学生，还有推着自行车的个体户——车后座上绑着水桶，桶沿晃荡着水珠。大家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往山上走，脚步把黄土踩出一串串深印。到了指定区域，没人喊累，男人们抡起铁锹挖树坑，铁锹头撞在岩石上，“叮”的一声脆响，震得手发麻也不停；女人们蹲在旁边扶树苗，把土一点点填进坑里，再用脚踩实，生怕风一吹就倒。有个老工人为了给树苗浇足水，往返山下三次，水桶把肩膀勒出了红印，他却笑着说：“这树跟娃似的，得喂饱了才能长。”
那之后的每年三月，临山都成了临城最热闹的地方。第一年种的杨树苗，瘦得像麻杆，大家怕它们冻着，冬天还会裹上草绳；第二年，树苗抽出了新枝，有人专门上山查看，发现有几棵被野兔啃了树皮，立刻找来塑料布缠上；第三年，成片的杨树开始冒绿，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是在跟山下的人打招呼。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人来种过树，只知道每年春天，临山的土路上，总有扛着工具的身影；山脚下的水井旁，总有排队打水的人。那些树苗，像是被临城人用汗水喂大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壮实。
更让人记挂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修建。九十年代中期，临山的绿刚铺到半山腰，区里就有了想法：要在山上立一座碑，纪念那些抗日的英雄。消息一传开，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们先动了起来。工厂里的老师傅把攒了半年的退休金捐了出来，说“英雄得有个念想地”；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捐零花钱，孩子们把硬币放在捐款箱里，叮当作响；就连街边的小卖部老板，也把当天的营业额全塞了进去。捐款的名单写了满满三大张纸，贴在区政府的墙上，路过的人都要停下来看一眼，找一找熟悉的名字。
纪念碑奠基那天，临山上挤满了人。大家看着工人把钢筋埋进土里，把混凝土浇进基座，眼神里满是期待。有位参加过铁道游击队的老战士，拄着拐杖站在旁边，摸着碑基的石头说：“以后俺们这些老骨头，就能在这儿看着家乡变绿了。”如今再看这座纪念碑，白色的碑身早已被绿树环绕，碑顶的英雄雕像迎着阳光，像是在守护着这片曾经的荒山，也守护着临城人亲手种出来的绿意。
三十年的时光，像一场慢镜头的雨，一点点把临山浇绿。当年种的小杨树，如今已长成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树；曾经只有黄土和岩石的山坡，现在铺满了松、柏、樟、桂，还有不知名的野花开在林下。春天，山桃和海棠先开，粉的、白的花缀在枝头，引得蜜蜂嗡嗡转；夏天，浓密的树叶遮住阳光，林间成了天然的空调，走进去能闻到草木的清香；秋天，银杏叶变黄，落在石阶上，踩上去“沙沙”响；冬天，松树依然翠绿，雪落在枝头上，像给树穿了件白棉袄。
现在的临山，早不是当年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了。每天清晨，天刚亮，就有人沿着石阶往上走，有的慢跑，有的打太极，还有人带着收音机，放着豫剧，声音在林间飘得很远；傍晚，下班的人会带着家人来散步，孩子们在草坪上放风筝，大人们坐在石凳上聊天，看着夕阳把树冠染成金色。有次我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正给孙子指着山上的树：“你看这棵松，是爷爷当年种的，那时你爸才这么高。”说着，他用手比了个半人高的样子，眼里满是笑意。
临山的变化，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代临城人用双手攒出来的。那些当年扛着铁锹上山的人，有的已经老去，有的离开了临城，但他们种下的树还在，还在一年年生长，还在给这座城市添绿。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上的名字，有的已经模糊，但那份捐款时的热忱，早已融进了临山的泥土里，滋养着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
风又吹来了，带着树叶的清香。我沿着石阶往下走，看到几个年轻人正拿着手机拍照，他们或许不知道，眼前这片随手可拍的绿意，是三十多年前，一群人用铁锹和汗水，一点点从荒山里“抢”来的。
时光会老，但临山的绿不会。那些曾经的荒山记忆，那些植树时的汗水，那些捐款时的真诚，都藏在每一片树叶里，每一阵风里，每一个来这里休闲锻炼的人的笑容里。临山不再是一座孤立的山，它成了临城人的记忆载体，成了这座城市的绿色心脏——它见证了时光的流逝，也见证了一群人，如何用坚持，把“荒”变成了“绿”，把“遥远”变成了“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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