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罗卜藏丹津

到西宁，在西宁工作的朋友见我对佛寺有所偏爱，就陪我去了塔尔寺、瞿昙寺，随后，朋友又介绍说，在西宁北面的互助县，有个佑宁寺，也挺有名的。当初，岳钟琪的大军在那里杀死了六千个参与叛乱的喇嘛，直杀得青海喇嘛“闻岳丧胆”。

我对岳钟琪，略知一点。出生于四川金堂县的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作为清朝中期名将，岳钟琪在参与平定西藏、青海、准噶尔和大小金川之战中屡建大功，被乾隆皇帝誉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个令我颇为敬佩之人。他在佑宁寺杀僧侣，必定有其原因。如此，更应去佑宁寺一探究竟！

于是，朋友就调转车头，向北驶去

不到一个小时，汽车就到了互助县的寺滩村。再前行不远，便是佑宁寺。佑宁寺背靠苍茫祁连山，面对滔滔互助河。寺前的白塔、巍峨的大殿，甚是壮观。

佑宁寺

佑宁寺，原名藏语全称“郭隆弥勒洲”，简称郭隆寺，位于西宁市北五十公里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寺滩村龙王山南麓。郭隆寺建于明代万历年间，鼎盛时期，寺院有佛殿、经堂、僧舍等2000多间，僧侣近万人，寺内还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是青海湟水北岸四大名寺（夏琼寺、郭隆寺、广惠寺、却藏寺）之一。后被焚毁。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拨款重建，赐名“佑宁寺”。重建后的佑宁寺，下有属寺49座，分布在今青海省多地，故而有“湟北诸寺之母”之称。

佑宁寺是藏传佛教寺院，但寺里都是土族喇嘛。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佑宁寺都要举行为期十五天的祈愿法会。对于笃信藏传佛教的土族民众来说，到寺院听经诵法是头等大事。届时，香客信众络绎不绝，香火缭绕，热闹非凡。

在佑宁寺里闲转的同时，也在思索，罗卜藏丹津究竟是何等人，为何要举兵叛乱？

原来，罗卜藏丹津是青海和硕特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承袭亲王爵位。不过，因为他父亲达什巴图尔是固始汗的庶子，因此，他在固始汗执政时期，并不受重视。

固始汗统治时期，位于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处于“世俗加宗教”的联合统治格局中。清军入关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均向清王朝“示好”。

和硕特汗地域图

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清王朝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亦喇坦达赖喇嘛”。至此，和硕特汗国正式确立了和清朝名义上的藩属关系。

1654年，固始汗去世，和硕特汗国内部出现分裂，其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也日趋削弱。与此同时，作为宗教势力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迅猛发展，身为黄教领袖的五世达赖，权力达到了顶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为了夺回往日的权力，继承和硕特汗位的拉藏汗，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作风不轨为由，向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动了进攻。

1705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拉藏汗囚禁。拉藏汗以武力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民心尽失。在送往北京的途中，仓央嘉措去世。同年，拉藏汗被清廷敕封为“翊法恭顺汗”，并立益希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以“护教”为名，派军进攻拉萨。拉藏汗战败被杀，拉萨城和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队洗劫一空，和硕特汗国的统治被推翻。

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暴行，令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额伦特和色楞率兵从青海入藏弹压，却被准噶尔军队击败。

次年，康熙再次派军进藏。一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统领，从西宁向黑河进发，并令青海和硕特各部带兵从征，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另一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指挥，从打箭炉经昌都进藏。这一次，清军大获全胜，赶走了准噶尔军队，结束了西藏近二十年的动乱。

在清军收复西藏的进程中，罗卜藏丹津从四川理塘迎请七世达赖，并护送其入藏。在西藏局势稳定后，他又向抚远大将军胤禵（康熙第十四子）提出“恢复和硕特汗庭”的请求，被胤禵所拒绝。

实际上，清王朝一直对和硕特汗庭十分忌惮。因此，清廷采取了“将西藏的行政权力交给西藏人管理”的办法，设立了噶伦制度，和硕特汗王庭被废除。清廷还敕封蒙古王公策旺诺尔布（达延汗后裔）为定西将军，驻防西藏，完全杜绝了和硕特汗庭统治西藏的企望。

在平定西藏之战后，清廷还分别敕封固始汗的多名孙子为亲王和郡王，而战功卓著的罗卜藏丹津，得到的赏赐只有二百两俸银和五匹缎子。

罗卜藏丹津觊觎“和硕特汗”的美梦破灭，恼怒之下，顿生反叛之心。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去世，雍正即位。由于补给困难，雍正没有遵循康熙“西藏虽已平定，驻防尤属紧要”的遗训，而是依照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奏请，从西藏全面撤军，并将镇守西宁的抚远大将军胤禵也召回。

随着驻藏清军的撤回之机，罗卜藏丹津召集青海和硕特汗各部会盟，发起反叛。在这场叛乱中，宗教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罗卜藏丹津蛊惑民众出家为僧，借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其中，青海地区最大的郭隆寺（佑宁寺），成为罗卜藏丹津叛军的大本营。寺内上万名喇嘛，皆舞刀弄抢，参与叛乱。

雍正皇帝因刚即位，不希望在边疆大动干戈，便派钦差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的驻地予以调解，说服他罢兵休战。

1723年十月，常寿抵达巴颜布拉克，要求罗卜藏丹津罢兵。罗卜藏丹津表面上请求双方于十五日在察罕托罗海（今青海省哈拉图西）举行会谈。不料，罗卜藏丹津却将常寿扣押。

十月十九日，罗卜藏丹津率兵五千，大举进犯西宁。同时，西宁附近的寺院僧众也配合罗卜藏丹津的叛军，皆“披甲持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抢掳焚烧，无所不至”。由于西宁是清军在青海最重要的据点，一旦陷落，清军将被全部驱逐出青海。

得知西宁被围，雍正皇帝当即命令大将军年羹尧率十万清军从甘陕突进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年羹尧抵达西宁后，先命令四川提督岳钟琪、西宁总兵黄喜林统领精兵负责进剿；命令察木多总兵官周瑛出兵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截断罗卜藏丹津进藏之路；派重兵驻守永昌和布隆吉尔河，防止罗卜藏丹津进入甘肃；还下令靖逆将军富宁安驻防吐鲁番，隔绝罗卜藏丹津与西域的准噶尔汗国的联系。

1724年正月，岳钟琪率部抵达西宁东北的郭隆寺。郭隆寺是当时青海地区最大的寺庙，有僧舍两千余间，寺内暗堡纵横，屯有大量物资。寺内近万名喇嘛与罗卜藏丹津沆瀣一气，多次袭击清军，岳钟琪早就想拔掉这颗“毒瘤”。

正月十二日，岳钟琪开始发起对郭隆寺的攻击。岳钟琪派出一千名精锐先锋从正面强攻，并将其余兵马埋伏于山脚设伏。由于郭隆寺地处险峻，山下有五堡环伺，易守难攻。见到正面进攻受阻，岳钟琪便命令部队后撤。见到清军撤退，数千名叛军倾巢出动，全力追杀。不料，却落入清军的伏击圈。很快，叛军追击部队便被全歼。岳钟琪当即命令对郭隆寺发起攻击。经过一场血战，清军攻入郭隆寺内。随即，岳钟琪下令将郭隆寺的达克玛活佛以下六千余名喇嘛全部诛杀，并放火焚毁了寺庙。

岳钟琪如此决绝，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郭隆寺名义上是佛教寺院，实际上却是反叛者藏身的巢穴，也是藏污纳垢之地，不彻底焚毁必留后患；二是当时岳钟琪的部队战死过半，仅剩三千余人，一边要看管这六千参与反叛的喇嘛兵，一边又要追击逃跑的叛军，人手不够，因此只能如此处理。此举，既是对叛乱者的惩治，也是对参与叛乱的宗教势力的警告。

郭隆寺之战是清军进兵青海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岳钟琪所率领的六千川西绿营兵只剩下不到三千人，以至年羹尧也动情地说：“自三藩平定以来从未有如此大战者。”

看到大势已去，罗卜藏丹津带着残兵西逃至青海湖畔，并向清廷呈递罢兵的奏章。

雍正皇帝愤恨罗卜藏丹津的反叛，命令年羹尧“不许（与）叛逆者请和”，坚持武力平叛。随即，但凡参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诸多藏族部落和寺院，都遭到了清军的清剿。

在清军的大举进剿下，反叛者们有的仓惶逃亡，有的就地投降。对于投降者，清廷均采取怀柔政策，不予追究。

唯独，塔尔寺住持堪布诺门汗是个例外。接到堪布诺门汗的降书，年羹尧以“唆令罗卜藏丹津叛逆，又令伊等喇嘛与我兵交战，虽势穷来投，情难姑恕”为由，将其“正法示众”。

1724年初，岳钟琪率军兵分三路，追杀到青海湖北岸的伊克哈尔济。并于二月夜袭击罗卜藏丹津大营。罗卜藏丹津改穿女装，趁乱逃跑，他的母亲及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人被俘。

罗卜藏丹津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逃至准噶尔汗国。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随着清军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罗卜藏丹津出降，随即被押送北京。乾隆皇帝免其死罪，将其软禁在北京。至此，青海叛乱彻底成为历史。

罗卜藏丹津的反叛，使青藏及甘肃西部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力发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的人口从17世纪中叶的20多万锐减至10多万人，几乎减少了一半。

不久，清廷恢复了西宁府的建制，确立了中央对青海地区的直接统治。并按照蒙古制度，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各部“改编”为二十九个旗，“编制佐领，以扎萨克领之”。各旗划定游牧界限，“不得强占牧地，不得互相统属，不得互相往来”。

历史上的郭隆寺，早已化为一片瓦砾。眼前的佑宁寺，是后来重建的。清雍正十年（1732年），为遂民愿，清王朝拨款重建郭隆寺，并赐名“佑宁寺”。到了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春，甘肃河州（今临夏）人马占鳌（后世马家军的创始人）聚众叛乱，佑宁寺又被焚毁。光绪年间再建后，又于1966年再度关闭。直到1980年，佑宁寺才重新开放。

无论何种理由，胆敢分裂祖国者，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