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感悟良渚：重思文明的天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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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良渚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人、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300余名中外嘉宾围绕“文明重光：文化遗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深化文明对话。我校校长、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孙庆伟受邀参加，并在主论坛作主旨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很荣幸受邀参加良渚论坛，到“浙”里感受文明之光，感受文化的力量。我来自西北大学，地处陕西，与浙江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西北而东南，两地犹如是中华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的两个关键“太极点”。

百万年的人类史，陕西有蓝田人头骨化石，浙江有七里亭旧石器遗址；一万年的文化史，陕西老官台文化开启了秦岭粟作农业和定居生活；浙江上山文化的一粒“稻米”则代表了东亚稻作农业的起源；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陕北石峁遗址展现了早期国家的巍峨气势；而良渚遗址更将长江流域文明推向了新高度；两千多年的一统史，陕西历经了周秦汉唐的千年风华，浙江则拥有千年宋韵，关学与浙学交相辉映；党的百年奋斗史，浙江“红船精神”敢为人先开天辟地，陕西革命圣地延安激荡风云改天换地；而从梁家河岁月到之江新语，更是文化思想的萌发、形成和实践地。追寻文明之路，感悟奋斗足迹，更深刻体会到“两个结合”的思想伟力。

就在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十分精彩的浙江电视专题片《文化的力量》，其中第二集《文以载道》的开篇，讲述了考察浙江缙云黄帝祠的故事。“是信马克思主义还是黄帝文化”之问，可以说是“第二个结合”思想的生动前奏，“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要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炎黄子孙，中华五千年文明让我们不能忘根”，这一融贯古今中西的重要论断，让我深受触动，更觉豁然开朗。陕西黄帝陵和浙江黄帝祠“北陵南祠”相互呼应，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良渚遗址，则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圣地，精神标识与考古遗存相互印证，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鲜明脉络。

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关键的一条，就是要重塑关于文明的定义，建立起认定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在近百年前，曾写下《马克思进文庙》的史学大家郭沫若在其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豪迈发出了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的学术雄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考古学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系统提出文化区系类型学、文明发展三阶段、国家形成三部曲、文明类型三模式等理论体系，展现了前辈中国考古学大家探寻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理论抱负。

近年来，基于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早期文明“三要素”标准的桎梏，创新提出了以“城市、阶级、国家”作为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不仅将中国进入文明的阶段从3300年拓展至5000多年，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征。可以说，百年中国考古学一直走在以“写续篇”为至高理论目标、赓续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学术思想史延长线上。

“黄帝祠之问”为我们在“第二个结合”指导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出发，重思“文明标准”给予了深刻的启示。回顾五千年文明的璀璨长河，先哲对“何以文明”早有深邃的思考。中国古典思想中关于“文明标准”的构建，主要源于两大经典文献：

一是中华上古文明史的历史哲学构建：

即《史记·五帝本纪》的“司马迁-黄帝文明标准”

《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开篇，不仅划时代地确立了黄帝的中华人文始祖地位，也以黄帝之治为文明的“理想类型”，凸显了黄帝“法天则地”“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的文明标准，并将文明进程归为“明族统、明道统、明治统”的三个核心要素。

另一是中国哲学的文明史推演：

即《周易·系辞下》的“孔子-周易文明标准”

相传为孔子所作的《系辞》以伏羲为华夏初祖，将文明创制的总原则概括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文明要素包括制器观象的“八事”四类：于水陆交通，作舟楫车马；于攻防设施，制作兵器和修建城防；于生死居所，修宫室、重营葬；于生产应用，发明农具和书契，从而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商贸流通，加强社会治理，以实现圣王“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明理想。

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两个经典文本，就会感到，两者共同凝练了中华文明一个最鲜明的特质，即“天人之际”；共同蕴涵着人类文明一种最深刻的关怀，即“天人合一”。更启示我们的是，两者都是以天、地、人“三才之道”，来衡量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体现了“万物一体”中华文明观。

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文明观的三条标准。

第一条标准是“通天”：

即文明的“天之道”

先民能够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将四时运行的规律转化为农耕社会节律，即为判定文明标准“天之道”。天文历法和规模农业作为步入文明的两大要素，衡量的是社会生产能力。

正如《周易》认为，文明的兴起，首先在于“仰则观象于天”“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五帝本纪》也专门记载了五帝时代天文历法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与文献相印证的考古学证据，如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遗址，不仅是祭祀活动的场所，更是观测天象之地，考古发现在夏至日和冬至日，日出日落的方向分别与祭坛四角所指的方位一致，而春、秋分日太阳则恰好从祭坛正东方向升起，由此可以准确把握一个回归年周期。作为稻作农业文明，水稻生长对时序高度依赖，根据观察星象察定时令、公布历法、指导黎民百姓根据农时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为稻作生产提供了精准的时间标尺，在天文-农业耦合体系下，加快了犁耕等农具的技术革命，多处大型稻田和炭化稻米谷仓遗址表明，良渚农业生产率极大提升，农产品剩余成为了文明社会产生的前提。

第二条标准是“顺地”：

即文明的“地之道”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是“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工业革命”文明演进三大革命承前启后的阶段。先民从散居小型聚落到营建大型都邑，是顺应改造自然的集中体现，从选址选材、原料运输到工程建设等环节，需要复杂的工程技术和高度的组织化的社会，故而成为了中西学界认定文明标准的共通之处。文明标准“地之道”，又可分为营建大型城址和大型公共工程两项要素指征，主要衡量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都邑宫室的营造，都归功于“圣王”的创制。《五帝本纪》载黄帝草创国家之后，在逐鹿选址营城，都于轩辕之丘，并建宫室于高台之上；而《周易》“俯则观法于地”涵盖城邑宫室选址、城防设施建设等，都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环节。结合探源工程发掘的都邑型遗址，无论是东南的良渚水城，还是中原的陶寺土城和西北的石峁石城，都是因地制宜建设的超大型都邑。

特别是良渚遗址，依托地形、水文、生态，因势利导构建起“山—水—城—田—湖”的大型复杂城市系统。从分区上看，初步形成了宫殿、仓储、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等功能分区，以及内城—外郭—畿辅的城市圈层格局。从公共设施上看，良渚古城遗址群周边用草裹泥技术堆筑的大型水坝群，使城内河道与外围水系相贯通，形成了农业灌溉、养殖、生态维育的“有机循环”，又成为高效密集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更具备了有效调节水量的洪涝“风控体系”，当之无愧成为古代文明“智慧营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第一城”。

第三条标准是“知人”：

即文明的“人之道”

在中国古代观念中，“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前者为人与天神关系的视角，即要具备沟通天地的能力；后者则是人与人关系的视角，治理社会要像太阳光一样普惠四方。因此，通过礼器实现沟通天人，又以礼制统御万民，形成参照天地和谐有序运行的社会规则秩序，正是文明标准的“人之道”，衡量的是社会精神凝聚力或者说文化软实力。

《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正是源于良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玉器礼制文化，是文明标准“人之道”的具体表达。作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与中原文化圈碰撞与熔合的文明结晶，一方面，以礼器沟通天人，玉琮以四维八方精致复杂的立体结构体现了“天圆地方”和“三才贯通”的宇宙观；而神人面兽作为良渚文化高等级玉器的核心图像，学者多解读为宗神、太阳神或者天极之神的形象，良渚的统治者正是借此“神徽”完成沟通天人的仪式，建立了系统的宗教信仰体系。

另一方面，又以礼制凝聚社会，以玉琮、玉璧、玉钺等核心礼器群系统为代表的“玉礼”，体现了集神权、王权、军权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也产生了社会等级制度，但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以“神道设教”凝聚大规模族群、维护社会和谐有序。正如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指出的，“良渚社会很和谐、很富裕”，这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社会组织体系。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在发言即将结束之际，我回想起了1977年深秋的一个小故事，当时苏秉琦先生途经良渚，指着还是一片果林的莫角山说“此乃古杭州也”，就已洞察此地气势不凡，实乃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关键一脉所在。苏公常说，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我们作为考古学人，对前贤最好的致敬、对人民最佳的答卷，就是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推进到新的高度，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