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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早就想去看看，少年时代的印象太深了。

那个时候，收音机里经常播放一首歌，“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电影新闻简报里，也经常能够看到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参加国务活动的镜头。

1976年之后，学大寨运动继续持续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口号是“苦干三年，普及大寨县”。

再往后，小岗村十八条好汉异军突起，大寨就渐渐淡出视野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寨的名字虽然如雷贯耳，但大寨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如果一定要追问，能勉强说出来“艰苦奋斗，修筑梯田干”等等，也就算不错了。

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大寨道路，蓦然发现，大寨之路，体现了一种学界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既高效发展农业，又对抗资产阶级法权，避免贫富分化。

大寨的探索，解决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点击阅读】

难怪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大寨这个典型都极为重视——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周总理则三到大寨。

1964年，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了大寨精神，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对二十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当农村实现了土地公有制之后，如何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苏联采取的做法是责任制、承包制。【点击阅读】

这种办法在短时间内似乎解决了劳动积极性问题，但却是向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妥协，更是从思想上、文化上，鼓励为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劳动，而这恰恰又与通过建立公有制来实现人人平等的目标是相悖的，假以时日，必然导致公有制经济的解体。

而大寨则通过“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解决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即一方面强调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强调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我认同，成功实现了突围——从资产阶级法权的围困中突围。

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下，大寨粮食产量增长惊人。从1952年的亩产118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亩产387公斤，这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无疑是一个奇迹。

1963年秋，大寨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洪灾，庄稼损失惨重。陈永贵则提出自己动手解决洪灾造成的损失，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同时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

大寨成功做到了。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承认资产阶级法权。

既要“按劳分配”，又不能让这一制度内含的“等价交换”原则从内部蚀空社会主义制度，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就绝对必要了。

不如此，就会失去社会主义。

大寨是位于太行山腹地的一座小山村，自然条件很差。

从逻辑上说，大寨能够做到，其他地方则没有理由做不到，这是毛主席亲手树立大寨红旗的重要原因。

02

说起来，陈永贵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奇迹。

说他是奇迹，倒不是因为他以农民之身，跻身国家领导人，而是因为，他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始终保持高度自觉。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陆续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第一代领导人，通常都是职业革命家，如列宁、斯大林。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家逐渐老去，掌管国家的人就渐渐变成职业官僚。

在毛主席看来，这种状况潜藏着很大风险，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存在严重冲突。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毛主席的这一理念是革命性的，是要根本改变权力的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人民当中选拔优秀分子充实干部队伍，而是要让人民自己来行使对国家的管理权。

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陈永贵当选政治局委员，工作重心转到了北京。

周总理建议陈永贵把户口迁到北京来，按照新的职务领取工资。

陈永贵委婉地拒绝了，说是自己要带个头，给大家立一个榜样，仍然保持农民身份，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生活。

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为了防止自己蜕变为职业官僚，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和昔阳县蹲点，边劳动、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促进点上的经验更好地在面上推广；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学习和工作。”

陈永贵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外出视察工作时的饭费、粮票都要自己支付，就连在中央工作期间所需的生活用品(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怀仁堂开会时，吸的香烟、喝的茶水、所洗衣裤)都是从他月收入136元钱中支付的。

这136元不是他的工资，而由两个部分组成：山西省每月给本省的全国劳动模范补贴100元；国务院每月发给生活费36元。

简言之，陈永贵不是后来一些庸俗的说法是什么“农民宰相”，而是以农民的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新中国一步步走向名至实归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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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寨，当然和从前不同了。

大寨的村民，已经不住在原来的村子里了，而是搬到村外的公寓和别墅中去住了。

村子里原有的房子，包括1963大洪水后建成的“火车厢式排房”（陈永贵的设计，寓意“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基本都变成了民宿或小餐馆。

村子中央的广场上，有一颗大柳树，以前叫“苦人树”。

这是因为，在旧社会，大寨的穷苦人如果交不起地租，就会被地主吊在这棵大柳树上毒打，还有人交不起租子在树上上吊寻了短见。

“苦人树”也是大寨人忆苦思甜的地方。

走到这里，蓦然发现已经变成了“乐人树”。

来到著名的虎头山，这里如今是一个“景区”，陈永贵的墓也在这里。

很期待能够在某个醒目的位置，看到毛主席和陈永贵握手的塑像，但很遗憾，没有看到。

大寨似乎陷入了某种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大寨要利用过去的名气招徕游客，发展旅游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剧变，那段历史又成了某种“前科”，而不能理直气壮，轰轰烈烈地宣扬起来。

离开大寨前，来到“狼窝掌”，这里曾经以陈永贵带领社员“三战狼窝掌”而名扬天下，似乎成了一处带有传奇色彩的古战场。

把车停在路边，我要在这里静静地站一会。

夕阳下，万籁俱寂。

狼窝掌看上去如此平凡，甚至庄稼长得也很一般，很难相信这里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场景！

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三战”可谓多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抗日游击队“三进山城”……

为什么都要“三”？

恐怕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历史的进步，都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进步，才能实现质变。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寨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