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汾城文庙出来,拐进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小巷,青砖墙面爬着斑驳的绿苔,头顶的电线在灰蓝色天空下织成细密的网。走没几步,巷口突然冒出一截朱红墙檐,檐角翘得老高,像被挤得探出了头——这便是城隍庙的山门了。
站在山门前,才懂“仰拍”的意思。山门高三丈有余,朱红门板上钉着黄铜铆钉,门楣上“城隍庙”三个金字透着威严,可前后余地不足两步,往后退就抵着巷墙,往前凑又近得看不清整体。仰头时,脖子酸了才勉强见着屋脊上的吻兽,正对着对面墙根下的三座影壁。影壁是青砖砌的,中间那座刻着“福”字,左右两座雕着缠枝莲,三座挤在不足十米宽的墙面上,连砖缝里的灰都像是精心填过的,半点不浪费空间。
正对着影壁琢磨,身后传来“吱呀”一声,山门被推开了。守庙的大爷端着个搪瓷缸子出来,看见我笑:“第一次来吧?咱这庙,进门就得侧着身子。”果然,山门内侧与过街戏台的距离近得惊人,两步宽的过道,戏台的木柱几乎贴着门框,伸手就能摸到戏台的雕花栏杆。“这戏台是‘过街式’的,”大爷指着戏台底板,“平时是空的,赶上演戏了,就架上木板,底下还能过人。你看这木柱上的刻痕,都是当年架板磨出来的。”我凑过去看,木柱上有深浅不一的凹槽,像老人手上的皱纹,藏着经年累月的烟火气。
踩着戏台底下的阴影往里走,突然撞见一片光亮——戏台后竟是个宽敞的广场。十几棵古柏立在广场上,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枝叶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缝隙洒在青石板上,拼成细碎的金斑。风穿过柏叶,“沙沙”声里裹着凉意,刚从拥挤的山门过来,倒像是突然从窄巷闯进了旷野。几个孩子围着柏树干跑,笑声撞在戏台的木构上,又弹回来,混着远处不知谁家传来的晋剧调子,热闹得很。
广场尽头,献殿与大殿紧紧挨着,像两个贴肩站着的老人。献殿的屋檐低些,大殿的屋檐高些,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孔雀蓝,瓦当边缘的卷草纹清晰可见,可两座殿的屋脊几乎要叠在一起,连檐角的铜铃都像是能碰着。“为了留着这广场给人祭祀、看戏,只能把殿往紧了挤,”大爷说,“你看献殿的斗拱,一层压一层,看着密,其实每块木件都算得准准的,多一分就碰着大殿的檐了。”我走到两殿中间,仰头看,献殿的斗拱像展开的羽翼,大殿的琉璃瓦垂着,近得能看见瓦面上的细小纹路,呼吸间都像能触到古建的温度。
顺着中轴线往大殿走,路边立着两座石牌坊,一座刻“德配天地”,一座刻“道贯古今”,石料是本地的青石,被风雨浸得泛着青灰。牌坊窄得很,柱子间距不足三米,人走过去时,得稍微侧身。“这牌坊原本在城外,后来城扩建,就挪到庙里了,”大爷摸着牌坊上的浮雕,“你看这龙纹,鳞片刻得多细,当年匠人凿的时候,怕是连喘气都得小心,生怕碰坏了。”我盯着龙纹看,鳞片层层叠叠,连龙爪上的指甲都清晰可见,在阳光下像要从石面上跳出来。
大殿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个画素描的年轻人,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正对着殿门的斗拱写生。“我跑了好多古建,就属这儿的斗拱有意思,”年轻人抬头说,“又密又巧,看着挤,却没一处乱的,像把一整个大庙的精致,都浓缩在这小块地方了。”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大殿的斗拱比献殿更繁复,一层叠一层,像搭起来的积木,却透着股子稳当劲儿,几百年了都没松过。殿门两侧的石狮子,耳朵被游人摸得发亮,眼睛却依旧有神,盯着来来往往的人,像在守护着这座拥挤却精致的小庙。
从大殿出来,绕到钟楼底下。钟楼不大,却建得精巧,木质结构上的彩绘虽褪了色,却还能辨出红、黄、蓝三色,檐角挂着的铜铃,风一吹就“叮铃”响,声音清得能盖过广场上的嘈杂。“这钟楼的木构,是清代修的,”大爷说,“当年修的时候,为了不占太多地方,把楼梯都藏在柱子后面了,你上去看看就知道。”我顺着窄窄的楼梯往上爬,楼梯仅容一人通过,扶手上的木纹被摸得光滑,爬到顶层时,刚好能看见广场上的古柏和远处的屋檐,风从窗棂钻进来,带着柏叶的清香。
下山时,夕阳已经西斜,把城隍庙的影子拉得很长。山门、戏台、献殿、大殿挤在夕阳里,却透着股子说不出的和谐。我站在巷口回头看,朱红的山门、青灰的影壁、孔雀蓝的琉璃瓦,在暮色里渐渐融成一幅画,明明是挤得不能再挤的布局,却让人觉得,每一块砖、每一根木、每一片瓦,都恰好长在该长的地方。
走在回客栈的路上,脑子里还想着那座城隍庙。它没有大庙的开阔,却把所有的精致都揉进了有限的空间里,像一颗被精心打磨的珠子,小却亮。或许,古建的魅力就在于此——不管是宽敞的宫殿,还是拥挤的小庙,只要匠人心细,只要后人珍惜,就能把岁月的故事,藏在每一处斗拱、每一块砖瓦里,等着来人慢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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