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心脏”：明清传统政治中枢如何成为人民广场？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88年新年第一天，天还没亮，75岁的东四人民商场退休会计高锡武就来到天安门城楼登楼售票处前，不一会儿，他的身后便排起长长的队伍。9时整，高锡武用10元买到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在天安门城楼开放前，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布置，筹备部门在游客行经的所有地方都铺上红色地毯，使游客迈出的每一步都走在红毯上，就像走向一场盛大的仪式。高锡武兴奋地走遍城楼每个角落，还惊喜地收到北京市旅游局赠送的“登城楼证书”和景泰蓝花瓶。这一天登楼队伍中，还有不少从国外来的友人，来自法国的卡特夫妇同样也获得北京市旅游局赠送的精美礼品。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生动地将天安门以符号化方式长驻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屹立在中轴线和长安街交汇点上的天安门，不仅是首都北京的中心，也是共和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俯瞰图（摄影/马文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只有在重大庆典和重要节日时，国家领导人和接受邀请的尊贵客人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198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开放天安门城楼并获得批准。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广大人民开放。开放第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达2000多人。第一年，登楼人次达60多万。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面向普通大众开放。一位外国客人在参观天安门城楼后感叹：“参观天安门城楼是中国开放的标志，这里不再神秘，但依然美丽动人。”

天安门造型典雅，是我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其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原名承天门，含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如今的天安门广场当时是承天门外“T”字形的封闭宫廷广场，名曰“天街”，外建宫墙。天街东西两端各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广场南端建大明门。清顺治八年（1651），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既包含皇帝“受命于天”，又寓有“外安内和，长治久安”的含义。乾隆十九年（1754），在东西长安门外增加了围墙，各设三座门，规模更加宏大严整。

天安门作为皇宫正门，在明清时期有“国门”之称，是帝王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每逢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孟春祈谷、仲春亲耕以及皇帝大婚、出兵等隆重典礼，皇帝及随从人员都要从天安门出入。另外，每逢新皇帝登极或选定皇后等重大庆典，皇帝都要向全国颁布诏书。文武百官被召集到天安门前，按官阶大小排队肃立。礼部尚书在太和殿接受诏书后，恭恭敬敬地把诏书捧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宣诏台。宣诏官宣读后，把诏书卷起放在一个金色木制的凤凰嘴里，然后从天安门城楼正中间用黄绒绳把“金凤凰”慢慢放下去。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木头雕的云朵形盘子在下面跪接，“金凤凰”嘴里的诏书正好落在“云盘”里，这叫“朵云接诏”。然后把诏书放进“龙亭”送到礼部，再用黄纸印刷，分送全国各地，颁告天下。这套仪式就叫“金凤颁诏”。

明清时期的开科取士，殿试后要“金榜”题名，“金榜”便是从天安门送出长安左门，然后公之于众。只要“金榜”有名，十年寒窗的士子，从此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因此，长安左门又叫“龙门”。而朝廷每年会把重犯由长安右门押入判明“正法”，这又好似一入虎口，再无生还。因此，长安右门又叫“虎门”。

广场外东西两侧，分布着明清时期的主要统治机构。这些机构遵循文东武西的排列规则，如明代，广场之东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和翰林院；西边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的五都督府和锦衣卫等。天安门广场作为统治机构的中枢，处处体现着帝王唯我独尊的气质，时人步入这个广场，走在由高高的宫墙合围的狭长空间里，通过空间压迫的暗示，也会油然而生对帝王的敬畏之情。

天安门广场北部、天安门城楼前是外金水桥。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正门外常常设有御沟，名“金水河”，河上架的桥就称为“金水桥”。这种桥是区分内外庭的界线，同时也有彰显皇家气势的作用。金水桥分外金水桥和内金水桥。内外金水桥都以精美的汉白玉石筑就，造型舒展秀美，变化多姿，如“蹑玉桥之长虹”，造型别致，雕刻精美，将宏伟壮观的天安门与紫禁城连接起来。

天安门建金水桥的历史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金水桥及端门、承天门各五间”。朱棣称帝后，于永乐四年（1406）“诏命明年始建”北京宫殿，“悉如南京之制而弘敞过之”。这也包括作为皇城重要设施的外金水桥，所以明宫城图中明确无误地画出了外金水桥五座，连桥前后石狮与华表的布置数量、位置也与今存实际相符。

在古代皇权社会，金水桥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外金水桥一共有7座，中间5座石桥分别与天安门城楼下5个门洞正对。桥面走向营造一定坡度，中间略显拱形呈双向敞开状。正中那座石桥称主桥，桥面宽阔气势宏大，古代为皇帝独享专用，故称“御路桥”。在其左右两侧的石桥稍窄，称“王公桥”，用于皇子、亲王们通行。王公桥外侧的两座石桥又窄一些，称“品级桥”，用于三品以上的文武百官通行。原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及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门前的那两座桥，比品级桥还要窄一些，称“公生桥”，时为四品以下官员、卫兵、夫役往来使用。如今人们所见到的这两座桥，已不是那座最低级“公生桥”，而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规划建造的新桥。

天安门城楼前的外金水桥

天安门城楼前后各有一对华表，与天安门同建于明永乐年间，均为汉白玉雕制。华表屹立于1米高的须弥座上，通高约8米，柱身周长2米有余，每根石柱重约20吨。挺拔笔直的石柱上雕有蟠龙流云纹饰，上部横插一块石片，石片上有浮雕的祥云，仿佛高大的柱身直插云间。柱顶承露盘中，蹲坐着一只名为“朝天犼”的神兽。天安门前那对华表上的石犼，面向宫外，天安门后面的那对华表上的石犼，面向宫内。传说中，人们把面向宫外的石犼称“望君归”，意为盼望皇帝外出游玩不要久久不归，应快回宫料理国事；面向宫内的石犼叫“望君出”，劝谏皇帝应常到宫外了解百姓疾苦。

天安门城楼后的华表，其上的石犼面向宫内，叫“望君出”，意在劝谏皇帝应常到宫外了解百姓疾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天安门前西侧华表靠近顶端处被炮火击伤。侵略军撤走后，京西房山县（今房山区）一位老石匠在伤残处嵌入另一块石料，并依原样雕刻了纹饰。但后嵌的石料，色泽明显偏白，而且镶拼之处留有明显的接缝，这也是列强侵略中国留下的罪证。

明清时期的天安门及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实际利用，都是为皇权统治服务的。随着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土崩瓦解，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随之结束。1913年，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他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千步廊的拆除使得原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成可自由穿行和逗留的开放空间。广场南端的大清门改称中华门。这使得天安门广场作为城市中心的位置初步显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主义运动都在这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庄严的入城式，古都北平迎来新生。入城几天后，沈勃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到任第3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那时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把垃圾倒在这儿。沈勃他们用3个月时间才清理完。

不过，需要提及的是，直到近代，天安门都特指天安门城楼，城楼前面的空旷场地并没有“广场”的专称。“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当代概念。目前能见到最早使用“天安门广场”一词的文献是刊登于1949年7月《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北平市二十万余人热烈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在七日下午八时于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天安门广场”最早的官方权威表述。至少，在主流话语表述中，天安门广场是在此之后才开始使用的专用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为此，有关部门开始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整修。主要工作是清除广场内的地面障碍物，开辟出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修补沥青石渣路面，进行绿化，植树、种草、种花等等。一时间，天安门城楼内外及整个广场变成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负责天安门城楼布置工作的是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他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采纳，这个经典布置一直沿用至今。

如何让两侧不同字数的标语看起来既对称又美观，成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钟灵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使标语呈现出最好的效果，钟灵根据实地丈量的尺寸，在图纸上反复尝试，最终将标语尺寸确定为长30米、高2.2米，每个字的大小约为两米见方，采用庄严的宋体美术字。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炮兵方队经天安门前接受检阅

举办开国大典，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根国旗旗杆，因为毛泽东主席要亲手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最后决定用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水管，选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焊完后，长度为22.5米。杆下有4平方米的方形基座，围以汉白玉石雕栏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即从此升起，此后这根旗杆一直使用42年之久。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纪念碑的建筑造型如何达到周总理指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如何才能体现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当时有一种见解认为贯穿天安门的北京中轴线最好不要被遮断，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已经不是过去帝王的“御道”，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更显出其重要性。在造型上经过多方案比较，大家一致认为以采取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功勋更为得体。

在纪念碑的风格和主题思想上，经过一番探讨，认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的发展渊源很久，这种带有碑文题字，讲求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不同于西方纪念性建筑的鲜明民族特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将毛泽东的题字和为政协撰写的碑文作为碑的主题。碑身以最主要、最醒目的地位，镶刻毛主席的镏金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碑文，从根本上体现了设计的主题，继承和发扬了民族风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3时许，毛泽东用高亢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接着，盛大阅兵式开始举行。受阅部队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分列式在行进中举行，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一阅兵路线延续至今。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在天安门前共举行了开国大典阅兵、14次国庆阅兵和1次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大阅兵。16次大阅兵见证了我国民族解放伟业的实现、人民军队的日益壮大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办重大活动的场所。开国大典前夕，只是对天安门进行较为简单的修整。当时天安门广场处在3面红墙包围之中，面积狭小，视野局促，参加庆典活动的游行队伍规模浩大，不能直接进入隆重的庆典现场，于是对天安门及广场的改造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系列扩建，将原来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天安门城楼东侧标语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后来，为推广简化字，标语又被重新书写一遍。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9月30日，国徽被庄严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此外，天安门前一对石狮子和两根对称的华表向天安门城楼方向移位6米。1952年，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1955年，拆除广场中部的东西两侧红墙，地面铺砌了混凝土方砖，使广场向南扩展，面积达12万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天安门城楼的维护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对其进行修缮。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主要对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进行更换，还取出城楼西木梁上3颗未爆炸的八国联军留下的炮弹；1966年，对城楼东北翼角及劈裂、脱样的角梁进行了翻修。1957年8月至9月，有关部门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防雷工程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在顶部四周安装了避雷设施。1966年邢台地震后，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脚木、草架柱进行加固，将部分倾斜的梁柱等构件进行了拉结，并增加了铁箍。为彻底解决天安门城楼几百年来积存下的种种问题和安全隐患，1969年，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决定将旧城楼拆除，按原规模和建筑形制重建。

为保持天安门原貌，工作人员把拆下的每一个构件按照原样绘制成图并拍照，按照顺序编号，然后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技术人员画成标准图纸，按照图纸进行加工。重建后的城楼按照9级抗震能力设计。经过112天的紧张施工，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于1970年4月7日竣工。据参与天安门重建工作的人员回忆，当时天安门从结构、建筑及水暖、消防、电气、电讯和室外工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造。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实际通高34.7米，比以前高了83厘米。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吸取了明朝的建筑手法，增大了斗栱部分尺寸，又调整了屋顶的举架增加了屋面坡度使之上翘的缘故。

天安门的加固重修，使其具备向公众开放的条件。最终在1988年1月1日，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从天安门广场西南角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可见位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自南向北依次排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位于传统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在文化精神上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里不仅是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也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人民的打卡胜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重要门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翩翩起舞的北京雨燕，更是当代中国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