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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西北部史前文化遗址分布

太湖西北部主要包括江苏常州及无锡，西接宁镇山脉，东临太湖平原。这一地区地貌以平圩为主，兼有低矮山丘，其中西部为茅山及宜溧山脉；西北长江岸边有宁镇山脉的尾部小黄山，古称吴尾山；中部点缀有舜过山、陈墩山、鸡笼山、芳茂山、城湾山等几处山丘。区域内有太湖、滆湖、长荡湖三个较大湖泊，湖泊与长江之间有数百个河塘沟渠，纵横勾连、水网密布。

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勤劳的吴地先民手里，转换成了丰厚的物产和灿烂的文化。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说：“予谓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又在《常州开河记》中说：“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明末邑人唐鹤征评价常州，“长江出其西北，太湖汇其东南，川原衍沃，风气平和。秀之所钟，有由然也”。因这一地区是宁镇山脉向太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又位于古长江下游航道的狭窄地段，与江淮地区隔江而望，自古以来是江南地区与西部、北部交往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区位环境催化出独特的人文历史。

曙光初现

太湖西北部的地理优越性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即已显现。位于溧阳上黄水母山的中华曙猿化石地点，在1993~1994年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了中始新世中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上万块，分属于12个目38个科的63个种，距今约4500万年，被称作“上黄动物群”。包括至少4种灵长类动物的化石，其中一种被命名为“中华曙猿”，意为“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所发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级灵长类动物的最古老始祖。

中华曙猿化石地点地貌

中华曙猿化石地点发掘现场

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距今50万~1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位于常州金坛区薛埠镇茅山东麓的和尚墩遗址，面积约50000平方米，经两次发掘，在522平方米内共登记石质标本10987件，其中石制品共391件。该遗址与茅山一带的曙光、东沟、东窑、丽东等旧石器地点成群分布，是江苏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这也表明茅山东南麓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苏南地区的主要活动区域。而从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比例来看，和尚墩遗址则是茅山旧石器地点群的中心遗址。

和尚墩遗址的石器制造场

文明孕育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时，马家浜文化骤然兴起，太湖西北部保存有十分丰富的马家浜文化遗址，记录了距今约7300~6000年间人类文化的演变，主要遗址有骆驼墩、西溪、神墩、秦堂山、北渚荡、圩墩、潘家塘、排姆村（丁堰）、新岗、箬帽顶、蒋家墩等。这一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骆驼墩和圩墩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方面。

骆驼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的宜溧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靠近西氿，是一处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延续至晚期的遗址，年代距今约7300~6000年。该遗址地层中包含大量的炭化稻米，表明稻作农业已非常发达，稻作农业的兴起对此后江南地区的人类体质产生了深远影响。遗址内面积达300平方米的大型贝类、螺壳堆积显示周围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渔猎也应为当时人类重要的食物获取方式。当地先民的居住方式有干栏式与地面式两种，其中早期为干栏式，晚期为地面式，地面式建筑以红烧土筑成居住面。

骆驼墩遗址螺丝壳、贝壳堆积（局部）

骆驼墩遗址出土筒形平底釜

骆驼墩及附近的西溪、神墩等遗址，流行仰身直肢葬，头向基本朝东，婴幼儿瓮棺葬以平底釜作为葬具。在其早期时，平底陶器所占比重最大，最典型器物是全部为平底的筒型、罐型、尊型腰檐釜，配以灶使用，支座很少。其他代表性器物还有六边形尖角豆、平底三足的盉、带方形鋬的罐等，而不见圜底器。至中晚期时三足器增多，鼎逐渐取代釜成为主要的炊器，并开始出现圜底釜，文化面貌与骆驼墩以东的圩墩、草鞋山等遗址趋同。

圩墩遗址位于太湖北部的平原腹地，临近古芙蓉湖，是一处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址，距今约6200~5900年。经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植被茂密、动物繁多，为圩墩遗址的先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地层中出土的大量木器、骨器，显示出当时渔猎经济的发达。遗址中亦发现大量的炭化稻米，属于以籼稻为主的籼粳混合型。

圩墩遗址 1985 年发掘场景

圩墩遗址文化层底部的介壳层

圩墩遗址的人骨保存较好，在土壤呈酸性的江南地区不多见。这种现象还见于骆驼墩、西溪、秦堂山、三星村等遗址，可能与地层中包含大量的螺蛳壳、蚌壳有关，介壳层会中和土壤的酸度，延缓了骨骼的腐化。圩墩遗址的墓葬头向统一朝北，盛行俯身葬，男性墓通常在脚部放置鹿角制成的靴型器。其中出土的典型陶器有宽圜底筒形釜、双牛鼻耳罐、敞口小平底厚壁罐、外部遍施红衣的深腹豆等，发现的陶人面、陶猪等捏塑制品，是研究我国原始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圩墩遗址曾采集到数片刻纹白陶，西溪、神墩遗址晚期时也有发现，这种纹饰繁缛的白陶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典型遗物，长江下游地区以前只发现于安徽繁昌缪墩遗址和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可见古代先民彼此之间的交流范围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圩墩遗址墓葬排列情况

圩墩遗址出土人面雕塑、圜底釜

东部的圩墩、草鞋山遗址与西部的骆驼墩、西溪、神墩等遗址，表现出炊器的圜底与平底的区别，东西部之间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类型，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东西部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如位于东部的祁头山、彭祖墩不仅出土大量典型的平底釜，也出土有圜底釜。关于两种陶釜的演变过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马家浜文化早期时，海岸线较晚期时的位置偏西，江南地区东部受海侵影响，尚未淤积成陆，不适宜人类长期定居。于是宜溧山区的以平底釜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能沿太湖西岸向南传播，在罗家角等遗址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相融合，形成以圜底腰檐釜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新面貌，进而北上，分布在草鞋山、圩墩等处，并影响至最初的发源地骆驼墩、西溪等遗址。关于太湖北岸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化传播与变革，还有赖于更多遗址出土资料的补充与验证。

圩墩遗址出土木橹

神墩遗址墓葬排列情况

兼容包并

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距今6000年左右共同发展成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在太湖西北部主要分布于南楼、新岗、姬山、圩墩、潘家塘、乌墩、坞墩、磨盘墩、青墩、陈家新村、寺墩等遗址。靠近太湖东部的东山村遗址主要是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遗存，墓葬已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是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而常州的新岗遗址目前已开展较多的考古工作，在崧泽文化研究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新岗遗址位于常州市区的一处高岗，濒临向北汇入长江的大湾浜河。遗址文化堆积自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贯穿崧泽文化始终，以崧泽文化氏族墓地为主要特色。历经五次发掘共揭露新石器时代墓葬115座，其中马家浜文化16座、崧泽文化99座，人骨保存较差，从出土遗物看，其与张家港的徐家湾遗址相近。

新岗遗址红陶尊出土情况

在遗址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层中，出土有形制特殊的长筒尖底尊（M118：6），带四个无实用功能的舌形鋬手，小平底，应是马家浜文化陶釜发展的最后形态。稍晚阶段的器底又接有穿孔的高圈足,器形变小，鋬手进一步退化或消失不见（M109：4、M109：10）。这种粗重的夹砂红陶器集中发现于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之中，不具有实用价值，应是一种象征身份的礼仪器具。

新岗遗址出土刻纹纺轮

新岗遗址出土有1件八角星刻纹纺轮，相同刻纹风格的四角、多角或鳞片纹纺轮尚有4件（M110：12、M88：13、M92:2等）。这种纹饰自长江中游传播而来，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时期遗址中常见，但遗址中出土数量并不多。除凌家滩遗址刻于玉器外，其他遗址多见于纺轮，如常州地区的圩墩、潘家塘、秦堂山遗址，以及苏州绰墩、上海崧泽等遗址，伴出的随葬品也一般等级较高，包括玉璜、大石锛等。这种纹饰普遍认为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作为特殊纹样相对固定的承载物——纺轮，在此时也应具有一定的等级指向功能。

新岗遗址出土猪形尊

新岗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礼器性质陶器是装饰有绞索纹的黑陶猪形尊。这类造型写实且背部开口的猪形尊源于江淮地区，多见于龙虬庄遗址。新岗遗址所出土者稍有变化，最明显的不同是额、颈、背部装饰典型的崧泽文化绞索纹。这种变化说明崧泽文化时期，长江南岸的先民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江北地区的器形，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

江南地区接受宁镇、江淮地区的文化因素，自马家浜文化晚期时即已开始，延续至崧泽文化时期，所以以往关于对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分期，曾有北阴阳期的划分方法。江淮地区的龙虬庄遗址文化因素见于祁头山、新岗、三星村遗址，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则在神墩、秦堂山、圩墩、三星村遗址留有痕迹，其中以三星村遗址最为典型。

三星村遗址位于茅山山脉东侧平原的一处高岗，四周有河塘环绕，因过去此地曾有三块仿佛从天而降的巨石而得名。遗存可分三期，第一期包括房址、灰坑及墓葬。房址仅见柱洞而未发现居住面，应为干栏式建筑遗存。灰坑内多含炭化稻米，显示出已有稻作农业存在。居址废弃后作为墓葬区使用，墓葬头向东北，有敲断鼎足放于鼎腹内并将陶鼎置于头部的埋葬习俗，部分随葬品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社会等级指向性。出土陶器中的腰檐釜、平底釜、釜形鼎等，与骆驼墩、神墩遗址出土者有相似之处，而发达的骨角器又与圩墩遗址相像。第二、三期遗存主要是分布密集的墓葬。随葬品中有礼器性质的成套石钺，还包括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下层墓葬相似的七孔石刀、石锄等，而陶器中常见明器化的刻纹小型陶器，与龙虬庄遗址基本相同。这种现象明显是受宁镇和江淮地区的影响所致，有学者认为这一期的三星村遗址已属于北阴阳营文化的范围。从三星村遗址早晚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在马家浜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时，宁镇、江淮地区的史前文化曾对太湖平原地区产生激烈的冲击，所以在偏北分布的马家浜文化诸遗址中，都多少保留有北阴阳营文化和龙虬庄文化的踪影。至崧泽文化晚期时，强盛一时且极具扩张性的崧泽文化又使得江南地区的古文化面貌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并渗透入江北的遗址之中。

光芒闪耀

经过马家浜、崧泽文化的先后铺垫，在距今5200年左右，江南地区的先民昂首跨入了良渚文化时期，创造出震人心魄的灿烂文明。太湖北岸的良渚文化遗存主要见于寺墩遗址群、青墩遗址群、高城墩、邱承墩、象墩、扬天河、姬山、金鸡墩、东河墩、西河墩、南山、洋渚等遗址，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是寺墩遗址，位于常州与江阴交界处的高城墩遗址也曾引起高度关注。

位于常州郑陆镇三皇庙村的寺墩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晚期大型遗址，距今约4500年，遗址所在为太湖平原的一处高地，北距长江12.5公里，东边舜过山、陈墩山、鸡笼山、芳茂山等连成弧线，将遗址包围于内，与遗址的距离大概在5~8公里之间。遗址分布面积90万平方米，钻探显示中心为直径约100米的椭圆形人工堆筑高台，高出地面20米左右，高台环绕圆角方形的河道。河道之外的高地，是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区。高地之外为平地，外有河道环绕。这种内外河道环绕的聚落结构，被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常州淹城遗址所继承，发展为内外三城三河的形式，呈现出江南地区独有的以河为城的形态。

寺墩遗址内外两重河道之间，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条河道相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车广锦教授指出，寺墩遗址的布局取像于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同时也是神权的象征——玉琮。中间的高台似玉琮的穿孔，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是良渚文化先民的祭台。内河象征玉琮射部横截面，内河外的四处高地象征玉琮四个折角凸面，墓葬中安葬的是良渚文化古国的统治者阶层。连通内外河道的四条纵横河道，象征玉琮柱体四面的竖槽。玉琮以射部为中心展开的平面就是寺墩遗址的布局，寺墩遗址本身就像是一个大琮。

寺墩遗址出土二节玉琮

寺墩遗址出土玉璧

寺墩遗址出土十一节玉琮

寺墩遗址出土十二节玉琮

除遗址的布局，能直接反映遗址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的还有墓葬与出土器物。寺墩遗址五次发掘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4座，分布于内河道东侧的高地上，由西向东依次为M1、M4、M3、M5，一线排列。后三座墓葬之间间距均为3米，M1与M4之间相距8米，中间也应存在一座大墓，被后期的明清墓葬所破坏。墓葬愈靠近祭台，墓葬时间愈早，反映出墓地的使用时间具有延续性，且有较为周密的规划。保存最完整、出土器物最丰富的是M3，出土陶、石、玉器共124件。其中玉琮33件，围绕人骨摆放，1件镯式琮上下二节，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其余32件为多节琮，少者一节，多者十五节，最高一件M3：26十三节，高36.1厘米，均饰简化人面纹。玉璧24件，2件制作精美的玉璧置于墓主腹、胸上，其余分别置于头前和脚后。象征军权的玉钺3件、石钺5件，均不见使用痕迹，摆放于墓主头骨下和头肩位置，其中1件玉钺，有完整的冠饰和端饰，全长68厘米，柄部遗留朱红色残块及20多颗玉粒，可知当时装饰之华美。此外还有其他镯、锥形器、管、珠等玉器40余件，刀、斧、锛等石器9件，簋、豆、盘、壶等陶器4件。

寺墩遗址 M3 器物出土情况

从遗址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等级来看，寺墩遗址无疑是太湖北部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一处中心遗址。M3墓主推测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既掌握军权，又掌握神权，同时占有大量的财富，分明是良渚文化古国的一位“国王”，而寺墩遗址，正是他的国都。

当良渚文明的曙光在江南地区突然消散之后，江南地区的文化光芒却在南方、西方、北方继续闪耀，它神秘的纹饰、精美的器具、规范的礼制如雨露滋润了后续的文明之花。殷商末年，周人的祖先泰伯、仲雍带着中原文化跋涉而来，江南地区再次张开热情的怀抱，容纳、吸收、融合，一种崭新的文化面貌——吴文化喷薄迸发，在中华文化中留下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江南地区的人文始祖季札，于吴余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分封于延陵时，“延陵”也成为环太湖西北部第一个见于史书的名称，这片土地从此开始了以文字书写的历史，辉煌的史前文化也渐渐地隐没在了原野之下。

本文照片除已公开发表的外，其余均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各文物机构提供。

（作者为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