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山中寻找什么呢?结束与死亡的漫长战斗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生命的怀抱,一阵巨大又强烈的喜悦淹没了我们。”
认识一座山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再让我喘两口气”,从海拔4485米爬到4860米的过程中,我总在说这句话。呼吸这个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无意识动作从未如此受到大脑的重视。
我们正在水龙峰,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从海拔500米的成都驾车五小时,上升到海拔4485米的巴朗山垭口,直到公路中断,攀登开始了。
在这附近的群山中,更广为人知的是四姑娘山。我们的向导周松,在去年11月22日登顶了四姑娘山最高的一座山峰,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他和搭档张清伟是第一队从北山壁登上幺妹峰的中国人。同时他们也是KAILAS凯乐石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的员工。
水龙峰隐没在众多高耸的雪山之中,海拔不算高,没有雪,坡上遍布黑色的碎石。周松在前面带路,我和同伴在后面跟随,三个人通过一条红色的动力绳连在一起。这在登山术语中被称为结组。在海拔四千多米,周松呼吸平稳,穿着一双徒步鞋,背着绳子和各种装备,大步往前走。面对垂直的岩壁,他也一样穿着这双徒步鞋爬上去。
我和同伴都是第一次在高海拔登山,从早上7点,几步一歇地攀登到中午,才在雾中隐隐看见峰顶。一路上,我最喜欢听到的四个字是周松说:稍等一下。他在前方带路、建保护站,我立即原地坐下,按照小红书上学来的提高摄氧量方法,吸三秒,屏气三秒(根本憋不住),再呼三秒。三四次之后,心跳渐渐平复。周松也不着急,在岩石顶上喊,按照你的节奏来,开始攀爬了说一声。
水龙峰是一座技术型山峰,这意味着除了爬坡,我们还要攀岩。与室内岩馆和野外岩壁的运动攀岩不同,登山中的攀岩属于“传统攀”,没有固定线路,一切都靠自己探索。大自然赋予石头凹凸不平的表面,一些地方竖向裂开形成岩缝,小块的石头风化后获得一个尖头,这些地方都可以借力。
我们依赖石头前进,也要时刻注意石头带来的危险。前方有石头滚落时,要大喊“落石”,警示后方的同伴。周松领攀时,会敲敲这里,拍拍那里,听石头的声音。如果有西瓜熟了的空心声音,就意味着这里已经松动,要避开。

周松在水龙峰的岩壁上攀登
我在艰难攀登、呼吸困难的时候想,人到底为什么要登山?实际上当我阅读《比山更高》时就开始想了,我也问了周松和他的搭档张清伟。每次我都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书里写满“悲情与荣耀”,眼前的人告诉我他们热爱探索未知,更重要的是喜欢和登山伙伴们一起玩。
这似乎是一些通用答案,可以用来回答任何一个关于“为什么”的问题。我的疑惑没能得到解答。直到从水龙峰下撤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些启发,也更理解了登山者的热情。
登顶之后,经过一段20多米的岩壁下降,我们开始徒步下坡。先是一段松软的泥土陡坡,每踩一步,脚会再向下滑半步,我频频向后跌倒。再往下是碎石坡,然后是较大的石板、石块堆积成的坡,大约四五十度,我不敢正面朝下,一直侧着走。大腿开始颤抖,攀岩时磕到的膝盖似乎肿了起来,脚趾也被挤压得生疼。就这样跌跌撞撞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终于看到高山草甸,还有下方的公路。
那一瞬间,痛苦马上就要结束的喜悦把我淹没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奇怪的失落与不舍,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再来?而当我回到城市,再次进山的冲动变得更加迫切,我的身体似乎已经忘了当时的痛苦。当然我知道,这或许只是一个初学者的盲目冲动,也包含一些自我感动的成分。但说不定正是这种说不清的单纯热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们走向高山?
幺妹峰上的八天八夜
站在成都市区的开阔高处看向西北方向,天气好的时候,你也许能看到一座被雪覆盖的山峰,那就是幺妹峰。有人说,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写的就是这座山。
幺妹峰是四姑娘山的四座山峰中海拔最高的,6250米。从它的名字也能看出不同,四姑娘山的另外三座山峰分别叫大峰、二峰、三峰。
一个普通的成都市民会惊叹雪山的美丽,但他也许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能爬上那座山。他也很难意识到,在某个时刻,会有人站在那白色的尖顶上,呐喊、挥舞旗帜。
事实上,截至2024年10月,共有17次,确实有人站到了那里。这些人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方式登上这座雪山,然后用富有情感和哲思的词语命名自己登顶的路:梦幻之路、血色日落、自由之魂、你好漂亮、解放之路。
幺妹峰
在登山界,幺妹峰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有的人因登顶幺妹峰而获得登山届的奥斯卡“金冰镐奖”;有的人尝试到第四次才登顶,并终于认可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攀登者的身份。因其技术难度,幺妹峰被称为冰雪技术型山峰的殿堂,“东方的阿尔卑斯”。
2024年10月,周松和搭档张清伟决定攀登幺妹峰,并选择了难度更高的北山壁。周松很忐忑,问张清伟,你觉得我行吗?张清伟说,你肯定行。这是周松做登山教练的第四年,而张清伟已经有20多年的攀登经验。几个月前,他们刚搭档攀登了皇冠峰(5513米)和玉兔峰(5587米),张清伟觉得周松体能好,擅长冰雪路段,而且性格平和,是个好搭档。
2024年11月16日清晨,周松和张清伟从海拔4400米的大本营出发,开始攀登。第一天很顺利,他们攀爬了几段岩石,沿着冰川向上,到达海拔5100米。
11月的成都气温大约在10摄氏度上下,从平原到高山,海拔每上升1000米,气温会下降6度。5000米处气温低于零下20度,而且越向上,风雪越大,体感温度越低。好在他们找到一个较大的岩石裂缝,避风,里面相对温暖,还能搭起帐篷。
晚上在帐篷里,张清伟用压缩气罐把收集来的雪烧成开水,两人煮泡面吃。这是他们住得最舒服的一夜,手机还有信号,周松和家人打了视频。
第二天一早,意外发生。五点,周松被张清伟的喊声吵醒:别睡了,你的靴子好像进水了!周松探身出去,拎起右脚的靴子,很沉,里面被水灌得半满。原来是岩缝里温暖,顶上的冰柱化成了水,恰巧就都滴进了他的一只靴子。他们哭笑不得,只好不停烧水,用水壶焐热、烘干靴筒,再用纸巾吸去深处的水。忙了一上午,中午12点,终于出发。靴子没有全干,周松的右脚上还套了一个塑料袋。
第二天,周松领攀,张清伟跟攀
提到登山,或许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很多人排成一队攀登珠峰的场景,他们会使用梯子、路绳,还会雇佣夏尔巴人担任向导、背夫。这种强调团队合作的登山形式被称为喜马拉雅式攀登。而周松和张清伟攀登幺妹峰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阿尔卑斯式攀登。阿式攀登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不依靠固定绳索和他人补给,使用尽可能轻便的装备(因此周松没有可供替换的靴子),快速攀登并返回。这就要求攀登者经验丰富,体能充足,并且擅长处理各种突发情况。
随着海拔上升,攀登难度也逐渐提高,他们从40度的冰雪坡,爬到60、70度的冰雪坡,最陡处有80度。周松背着重量超过40斤的背包,里面装着帐篷、充气垫、衣服、食物等,身上缠着攀爬保护用的绳子,安全带上挂满岩塞、主锁、快挂、冰锥。
有的地方是半人深的粉雪,需要用冰镐夯开,才能在下方的冰或岩石找到着力点。有的地方是结着冰壳的岩壁,每一步都无法踩实。最初的一千多米海拔,他们只花了三天时间,后面从5900米到6250米,只有300多米爬升,他们却花了整整四天。
第四天,更严峻的问题出现了。他们翻到山脊上,却发现地形和此前资料里看到的完全不同。在等高线地图和照片视频里,山脊看上去更宽,可以沿着顶面攀爬,但实际上,他们发现山脊几乎没有顶面,是一个尖窄的锐角三角形。他们只能从山脊的侧面横切攀爬,面前是光滑的陡峭岩壁,后面就是悬崖。
周松在这一段领攀,脚下的雪很松,一踩就掉落,冰镐挂进岩石缝隙,里面的碎石块就被勾出来。大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每移动一步,周松都在喘粗气,心里默念,不能掉,千万不能掉。
在海拔接近6000米的地方,有一面30米高的岩壁,而且向外倾斜。这时是张清伟领攀,为了更好踩住岩壁,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里,他脱下厚重的高山靴,换上攀岩鞋。风很大,他的手和脚很快麻了,在发力时他开始怒吼。被难点困住时,他在风雪中思考,这是不是已经到了我的极限?我还能继续吗?
张清伟已经有20多年的登山经验,他知道这时一定不能暴躁,“因为我一旦不理性了,就会出现那种赌博的心态,搏一把对吧?” 他知道人很容易在这样“搏一把”的时候发生意外。他让自己充分休息,来回尝试了两三次。当他最终翻过岩壁,到达一片冰雪缓坡,“突然一下,好像前面经历的那种苦一下就没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周松和张清伟很少对话。并非他们不想说,而是他们之间总隔着几十米的绳子,一人领攀,做好保护后,再用对讲机呼叫另一人跟上。有时后面的人要在风雪中原地等待一两个小时,忍不住担忧搭档是否出了事。即便两人距离不远,喊话的声音也会被风声吞没。
在山脊上攀登
张清伟攻克难点时,周松还在下方跟攀,上来后,他对着张清伟摇头,心里想,这还爬什么呀,干脆下了算了。此前他曾对张清伟说,你还行吗,我已经很满足了。也曾分析现实条件的不足,暗示张清伟可以下撤了。但他一直没有真的说出放弃两个字。每当张清伟说还可以爬,“还有100米就到顶了”的时候,他似乎又被说中了心声,突然生出一股勇气:干呐!
他们在山上一共度过了8个晚上,除了最后一夜是在山脚下徒步、骑马下撤,其他7晚都睡在山上。有3晚他们比较幸运,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搭起帐篷。另外4晚,他们都只能穿着睡袋,露天睡在挖出的山峰平台上,或者雪洞里,有时只能半坐着睡。
有条件时他们煮泡面吃,否则只能吃奶酪块、麻薯、能量胶,这些食物在比冰箱冷冻室更低的温度里冻得梆硬,很难咬动,也吃不出味道。最后一天,他们甚至没有烧水的液化气了,只能嚼冰块解渴。
有一晚,他们头挨脚地躺在一个仅有40公分宽的平台上,下面就是六七十度的雪坡,直通山底。还有一晚,周松只有上半身能平躺,双腿垂在平台外,脚的方向就是幽暗深谷,再往下能看到流动的云海。
11月22日下午5点,周松和张清伟登顶了。这是历史上第18次有人站上了幺妹峰的峰顶,也是中国登山者第一次从北山壁登顶。
经历了之前几天的艰辛,真正到达山顶,他们反而感到平静。张清伟的闹钟响起来,此前每一天,这个声音提醒着他们要停止攀登,开始寻找营地。这时伴着闹钟声,张清伟对周松说,感谢你不放弃。周松说,我本来早就想放弃的。张清伟又说了两遍,感谢我们都没有放弃,感谢我们都没有放弃。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2019年,周松大学毕业,他设想的未来是,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每月赚三四千块。他从没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和登山深度绑定。大学时,他在四川旅游学院读休闲体育专业,户外运动方向,最擅长的是定向越野。2019年毕业时,户外拓展、团建活动正流行,他做兼职教练,每月赚几千块钱,还很自由。直到疫情爆发,聚集活动全部停摆。
在老家呆了几个月,周松想过和很多同学一样去当房地产、汽车销售,也有人建议他去卖医疗器材。他去面试消防员,对方让他入职,但给他的工作任务并不是灭火救人,而是推销消防器材。他的姐姐看他一直赋闲,让他去浙江干快递。姐姐说,做这行每个月能有大几千的收入,好的时候月入上万。
2020年夏天,周松准备出发去浙江。一天,同专业的师兄突然对他说,你反正也没工作,要不要来成都领攀带活动。
成都领攀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一家登山培训学校,2012年成立,校长曾山是个美国人,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登山,中文和登山技术一样熟练,是圈子里的老前辈。2017年,在领攀工作的阿左和昊昕登顶幺妹峰,获第十二届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奖。
2018年,读大三的周松曾来成都领攀实习,跟着教练们一起进山,帮忙背包、整理物资。他很喜欢和这群登山人一起玩,他们聊起登山来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是他同专业的师兄刘峻甫,训练专注,体能出色。这一年10月,刘峻甫与搭档以新线路登顶海拔5863米的金字塔形山峰Hutsa,11月,获得四姑娘山超级越野跑60KM男子组冠军。
半年后周松结束实习,刘峻甫还是总叫上他一起跑步、攀岩。周松觉得自己很菜,各项能力都比不上身边的前辈,但刘峻甫并不在意,也愿意花时间带他进步。登山时,周松不敢爬先锋,刘峻甫就爬上去挂绳,让周松跟攀。周松感到被保护、被信任,也能学到新东西。所以当刘峻甫叫他回到领攀,他一口答应。
那时张清伟正在成都领攀担任代理校长和教练。一次在冰川上培训,张清伟讲解完,对正在铺201路绳的周松说,你身体底子还行,要不要考虑回来工作?当时周松还是兼职身份。
对周松来说,刘峻甫和张清伟都是伯乐、亦师亦友的伙伴,是比自己能力强、经验丰富,又愿意相信自己的前辈,“在那段期间,不管是攀岩、攀冰、越野跑,还是其他的,只要他(刘峻甫)说一句走(我就去)。” 他感到自己在他们的带领下成长很快。几个月后,周松正式入职,成为凯乐石成都领攀的一名员工。
热爱登山的人们聚在一起,让工作变得也像在玩。在领攀,除了带客户进山要严肃对待,其他时候周松都没有上班的感觉。每天五点半下班,往往四点半刚过,他们就拉上曾山一起去岩馆了。他和刘峻甫一起攀登了婆缪峰、玄武峰、四姑娘山二峰,还经常去乐山龙岩、腰悬岩等地野攀。
他们遇到一位客户,购买了一整年的登山培训课程,但上着上着,这位客户不知怎地就成了领攀的员工,负责起公司的行政事务。因为太忙,没时间上课,他报名的那一期只有他一个人没拿到结业证。大家都调侃他是付费上班。
2017年成都领攀教练攀登雀儿山
202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松接到刘峻甫的电话,后者说要去爬幺妹峰,缺一个后勤。第二天,周松立即出发,到山脚下帮刘峻甫和搭档运输物资。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幺妹峰,只是作为后勤人员,而不是攀登者。他看着那座山,心想,将来某一天,我会再次回到这里。
2022年,周松开始独立带登山课程、活动。在成都领攀,教练去学习户外相关的课程或考取相关的执照,公司都会报销,周松也得以更快进步。工作之外,他延续此前与刘峻甫一起训练的习惯,每周一三五下班后,周松会跑步15公里回家,周二四六,他会去攀岩馆训练。
几个月后,在又一次冰川课程上,张清伟向学员们介绍工作人员,提到周松时说,他的能力不错,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会搭档攀登一些山峰。周松记住了这句话。
还有一句话对他影响重大,是校长曾山和刘峻甫都常说的。大三时周松在领攀实习,要办攀冰活动,他去考察一条接近冰壁的路线。他在山林里找路,走到一处围栏,正想折返,曾山走过来问,怎么样?周松说,那里通不了。曾山走过去看了一眼说,这怎么通不了,翻过去就走通了,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后来和刘峻甫搭档爬海拔7000多米的山峰,周松担心自己不行,刘峻甫也这样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曾山认为周松是个很有登山天分的年轻人,他能很快掌握登山所需的复杂技术,同时对野外的风险与自身状态有清醒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到达极限的时刻,一个擅长登山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更进一步,同时控制风险。
2023年,周松开始频繁挑战自己的未登峰。他和刘峻甫一起攀登冷布岗日、普拉喜琼两座山峰,其中冷布岗日的攀登获得了2024年中国户外金犀牛奖。2024年,周松和张清伟搭档,登顶了皇冠峰、玉兔峰。这些登顶记录在他看来并不是成就,他不觉得自己厉害,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难,“因为所有的风险、所有的难都由他们去承担了,他们已经帮我把难度降到最低了,相当于别人都已经给你修好了梯子,就等着你迈步了。”
但也正是这些跟随前辈的经历,让他快速成长。直到在攀登幺妹峰时,张清伟随口一句,你来领攀。周松没有犹豫,穿好装备,开始攀登。
他们并不疯狂
今年8月,我在成都参加周松和张清伟攀登幺妹峰的分享会,然后去水龙峰体验向导攀。这是我第一次在真实世界中接触到专业的登山者。如果只在文艺作品中看到他们,你或许会和我一样,觉得这群人多少有点疯狂,否则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冒险?但眼见为实,我确实没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失去理智的迹象。这也令我更加好奇,这是一群怎样的人?登山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从雪山回到城市,摘下高海拔必须的帽子、户外墨镜、面罩,我们才能看清他们本人的样子。张清伟宽肩长发,偏分的刘海挡住额头。周松高个儿短发,浓眉宽鼻,两颊瘦削。两个人有同样黝黑的肤色。
周松不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自主攀登者,他会感到辛苦、烦躁,也想偷懒。闲聊中我问他,如果登顶一座山峰后,有个直升机直接来接你,你坐不坐?他说,要看情况。如果是幺妹呢?坐。
2024年11月22日,张清伟(左)和周松登顶幺妹峰
关于登山,周松经常提到同伴的重要性,甚至曾说,如果没有这些同伴,他不会选择这个行业。刘峻甫总喊着他一起玩,张清伟认可他的能力,曾山带给他启发。这些前辈,还有更多登山人,推动着一个不太自信的年轻人探索新的世界。他很少主动规划哪一次攀登,总是身边人提出,他便答应,心想,人家都这么相信你了,你还不去尝试吗?
在登山中,周松也逐渐学会接纳自己。他经常在攀登中产生退意,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不适合这项运动。他去问了好几位前辈,对方都告诉他,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如此。恐惧也会影响他。登山人使用“暴露感”来描述在陡峭岩壁上攀爬的感受,它包含掉落的恐惧和在残酷环境中的无助。周松试图克服,但做不到。后来他明白,恐惧是人的本能,是人就会恐惧,应该努力接纳、适应这种感觉。
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登山是一项对人的自我控制要求极高的运动。张清伟说,当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冲动、感性的,但一旦决定开始攀登,就必须切换到绝对理性的状态中。
同时还要学会适时放弃。2017年,张清伟曾和另一位搭档一起攀登幺妹峰南壁,快到顶时张清伟很有信心,但搭档上来后说,雪好大,我们绝对爬不了了。张清伟确认了搭档的想法,立即决定下撤。在和周松一起登顶皇冠峰前,他和其他搭档爬过四次,都是因为搭档说要放弃,他就同意下撤。张清伟的想法是,搭档认为自己的能力到达了极限,才会提出放弃,如果再继续就是冒险。而且在登山中,放弃往往比继续攀登更需要勇气。
或许人们就是在处理这些复杂的心理过程时,找到掌控自己的感觉。日常生活很难提供这样极致的体验。
2024年9月,周松(右)和张清伟登顶皇冠峰
刚从幺妹峰下来的那段时间,张清伟因为手指冻伤,不能持续训练,重心都放在经营攀岩馆上。并没有意外,一切顺利,甚至生意越来越好,但他却感到沮丧,“我就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用了,你知道吗?我立刻感受到那种老人的孤独感,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他怀念攀登带来的一直在践行自己人生的感觉,不断遇到挫折,又一次一次解决难题,“我也不想吃这些苦,但往往这些苦会带给你刻骨铭心的经历。每次都是‘千万不要再来’,但是往往就会再来。”
张清伟今年40岁了,从2004年起,他已经登山21年,始终吸引他的是探索未知的快乐。他想去跳伞、飞伞、深潜、滑雪。他还想挑战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很多人评价登上幺妹可能比登珠峰还难,我又没去过珠峰,我不知道,哪有那么简单?”
回到生命的怀抱
与登山者交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死亡。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身边人故去,甚至自己与死亡擦肩。
去年春天,在法国霞慕尼大乔拉斯北壁攀登时,周松与刘峻甫从岩壁上坠落,经历生死一瞬。他们正在距离地面六七百米的岩壁上,周松在下方保护,没想到保护站上的扁带被锋利的石头割断,周松突然下坠,还没来得及反应,上方攀爬的刘峻甫也被拽了下来。幸运的是,他们的绳子挂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周松停在半空,刘峻甫跌落在一处平台上。两人都没受重伤。
回到住处,周松和刘峻甫复盘这次事故,总结如何在操作上避免类似的风险。一周后,刘峻甫的伤口拆了线,他们又回到了岩壁上。
登山人不是不会恐惧,反而会因为接近死亡而更敬畏高山。被称为“登山皇帝”的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曾说,“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同所有胆小的人一样,我在努力克服恐惧。战胜恐惧后,我变得很幸福。我独自去了3次南迦帕尔巴特峰,因为恐惧,这3次我都退缩了。直到积聚力量克服自己的恐惧后,我登上了顶峰。我想要比我的恐惧更加强大。”
2018年冬天,周松在成都领攀实习时,也曾近距离接触死亡。在日乌且峰脚下,他送队员往外走,与正要进山的一位朋友碰面。没过多久,山里传出朋友遇难的消息。周松正在大本营,看到山的轮廓,心里想,他是不是就在上面。
去世的登山者是刘峻甫的多年好友,他比周松更加接近死亡,但也更加不知道如何处理死亡带来的创伤。他们往往不愿意与朋友讨论这个话题,酒后才会吐露悲伤或恐惧。有时候他们在饭局上开玩笑地说,这顿吃好一点,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顿饭。当然也会犹豫:这件事风险这么大,还要不要继续?但这种犹疑又很容易被时间冲淡。或者说他们选择让时间抚平内心的波动。当有人提出新的攀登计划,他们自然地答应下来,很快出发。
经历危险也让他们更加确认自己内心的渴望。2024年,成都领攀的教练刘启兴在带队攀登时遭遇意外滑坠,休养了几个月。困在室内让她憋闷,一次去攀岩馆看到岩壁,她仍忍不住想去攀爬,偶尔去山里徒步,她还是想再次登上眼前的山。这种冲动让她明白,可能这辈子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了。
刘启兴从17岁时就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徒步、登山、玩到攀岩攀冰、骑行。她曾从成都骑到拉萨,又去了阿里、冈仁波齐。2021年,她加入成都领攀,成为唯一一名女性主教练。
受伤之后,她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对家人的态度。因为经历过生死,她更加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愿意花时间陪伴父母。
凯乐石的员工经常使用公司的星球探索计划,报销户外运动支出。刘启兴正在思考,接下来是去贵州攀岩,还是去香港的麦理浩径徒步、海钓?她还有一个长远计划,50岁之前攀登,50岁之后开始尝试全球骑行。
成都领攀的校长曾山已经50多岁了,仍然三天两头在山上,即便是可以委派给其他教练的活动,他也更愿意亲自带。他难以说清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具体是什么。年轻的时候他追求高难度攀登,挑战未登峰,越苦越难他就越喜欢,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转型做教练,培训年轻登山者,帮助更多人实现梦想。这些与山相关的体验都让他感到满足。
曾山观察到,现在有一些登山者在很年轻时就去往全世界各地攀登,他们并不追求海拔高度,也不追求登顶,而是更在乎登山的体验。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趋势,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登山,另一方面也带来安全风险。因此登山的培训就更加重要,除了传授先进的技术,更要传播安全登山的理念。
曾山和刘峻甫(左一)在看等高线地图商量线路
2002年首登幺妹峰北壁的米克·福勒曾说,“我们享受了,活下来了,来日可以继续攀登。这才是重要的。” 米克·福勒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公务员,他一直兼顾工作与登山。在周松和张清伟攀登幺妹峰之后,米克·福勒接受访问,回忆了自己23年前的攀登,恭喜这两位年轻人登顶,并说,我69岁了,是的我很老了,但我仍在尽力做到最好,仍然享受攀登。直到去年,他还在巴基斯坦挑战高难度登山线路。
从幺妹峰下来,张清伟给他们攀登的这条线路起名叫“悟”。他和周松都在这次经历中悟到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攀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登山也不是一定要到达顶峰。安全回到家人身边,感受生活的美好,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每次从山上下来回到家,周松并不会向妻子讲述其中艰苦,而是简单说一句,我回来了,给我个抱抱吧。他认为这才是攀登真正完成的一刻。
就像法国登山家利昂内尔·泰雷在自传《徒劳的征服者》(Conquistadors of the Useless)中所写:我们在山中寻找什么呢?结束与死亡的漫长战斗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生命的怀抱,一阵巨大又强烈的喜悦淹没了我们。
从顶峰回到日常,周松仍然是个内向的人,不太爱做计划,更愿意寻找合拍的同伴一起攀登。好在同伴很多,也都一样充满热情。张清伟计划去攀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刘峻甫打算去攀登一座未命名山峰,如果登顶,或许他会为这座山起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攀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不可能永远在顶峰,最重要的是永远有下一次攀登。只为攀登,就很好。
作者———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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