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磊落，网名岐伯堂，天门干驿人。高中后北方求学，现居古都洛阳。

干驿界牌风物三帧

序

常谓故园有灵，其灵不在广厦通衢，而栖于微物之间。村口小卖部的柜台余温、老街的银幕残光、荷沙公路的蜿蜒辙痕——此三物者，看似尘泥形迹，实乃乡魂所钟。柜台木纹浸透油盐百味，银幕蓄积光影千重，辙印叠压聚散悲欢。今以三帧拓其遗影，非为钩沉，实是打捞没于时光深河中的精神锚点。物朽形销，其斑驳处，犹见吾辈血脉来路。

一、村口的小卖部

村口的小卖部早已消失在岁月里，连断壁残垣都未曾留下。但它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固执地垒在我记忆的转角，成为所有童年故事的起点。

记忆中小卖部的青砖山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大字如铁画银钩，水泥勾勒的笔画间嵌着一颗褪色的红五角星。字迹下方悬一木牌，“界牌供销社”的宋体字在风吹日晒中斑驳了边角。推开虚掩的木门，门轴发出绵长的吱呀声，如同开启一个时代的暗语。

店内光线昏沉，泥地坪被经年累月的油渍浸润得凹凸不平，却在昏暗里泛着黝黑的光亮。高及胸口的木柜台将世界劈成两半顾客在外，珍宝在内。坛坛罐罐占据了大半江山：酱油坛口浮着暗褐的釉光，醋坛旁总悬着酸气，更有那盖着红布塞的白酒坛，终日散发着粮食发酵后的醇烈。

小时候，我最喜欢扒着柜台，踮起脚看售货员抽取酱油醋。打液体的时光自带仪式——售货员隔着柜台接过乡民的瓶子，对准漏斗，将铁皮吊子探入深坛。长柄吊子形如瘦长的铃铛，一提一倾间，两分钱打酱油，五分钱打醋，黑亮的酱汁或清亮的酸液便顺漏斗汩汩灌满瓶身。我总看得目不转睛，着迷于那流畅的动作和液体倾泻的弧线，连空气中弥漫的酱醋醇香都成了记忆里最诱人的味道。

固态的货物则各据一方。粗盐在藤筐里结着灰白的痂；干粉条束成白练，整齐地码在麻袋口；货架底层的粗陶缸旁，海带一小捆一小捆散乱堆在地上，墨绿叶片吸饱潮气，凝出盐晶的霜花；宽口玻璃罐里装着红糖，砂砾般的颗粒在昏暗中闪着微光。

乡人踱进来，倚着柜台用家乡话慢悠悠道：“称半斤盐，扯把粉条，包三角的红糖......”售货员一边应着，一边已戴起粗布手套，或撮盐、或取粉、或随手拣起一捆海带铺在油纸上。但见裁好的旧报纸在柜面展开，糖粒倾泻而下，手指翻飞三折两卷，尖角反折塞紧，眨眼间敦实三角包已然成型。然后用那只铸铁小磅秤称量——售货员麻利地挪动游砣，待秤杆终于水平时，便扬声报出斤两，那尾音还未落，手指已噼啪拨起算盘珠。

柜台上方铁丝悬着铁钩，钩着成串的干烟叶，也钩着庄户人家零碎的盼头。农家妇人攥着手帕裹着的鸡蛋小心递上时，售货员捏起鸡蛋对着光轻转，在记帐簿上郑重落笔：“鸡蛋叁枚，换煤油半斤。”那煤油自带金贵的琥珀色，灌进主妇的旧瓶里，晃动着灶膛光与针尖灯芯的未来。

若有村民来买手电筒的电池，便是更令人艳羡的时刻。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毛票，数出买两节一号电池的钱；若谁竟要买三节，定能引来一片啧啧声——那意味着他的长筒电筒的光柱能射得更远。新电池推入电筒后盖，旋紧，一推开关，一道雪亮的光柱倏地刺出，不仅照亮脚下的坑洼，更故意扫向漆黑的夜空，仿佛要探一探星河的深浅。围观的孩子跟着光柱仰头惊呼，那持筒的汉子胸膛便挺得更高了些。这束光，是比煤油灯更骄傲的“现代文明”印记。

逢年过节时，柜台最显眼处总会堆起红纸包裹的鞭炮。五百响的如瘦竹，一千响的似肥藕。孩子们攥着压岁钱挤在柜台前，指着红纸包上的金字嚷嚷，空气中便弥漫开火硝特有的辛辣香气。

而我惦记的是中秋前油纸包的月饼。纸上的油晕如蜜色，一抖开酥皮便簌簌跌落。糖馅里嵌着碎冰糖，舌尖抵住一块慢慢融它，甜得惊心动魄。连掉在掌心的渣都要舔净，油纸还得细细抚平折起来——那纸上的油香还能再腌一夜梦。偶尔父亲竟带回玻璃瓶汽水，瓶身鼓着晶亮的小疙瘩，“嘭”的启瓶声里蹿出的气泡，像无数小拳头捶打着喉咙，激出的气嗝都带着奢侈的甜。空瓶须恭敬归还小卖部，瓶底那几滴残液，够在归途上咂摸三遍。这样的甘霖，童年不过得尝四五回。

上小学后，小卖部货架上的粗纸本子是心头的刺。纸色暗黄如糟糠，笔尖划过便绽出毛糙的伤口。三年级那年货架陡然鲜亮起来——彩色封面上，一位身穿朝鲜族传统衣裙的少女，朱红色的长裙配着雪白短衫，举着长鼓回头笑。从此掀帘看新本子成了我最大的念想。可惜那封面从不改换，少女日复一日在玻璃柜后旋着永恒的舞。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商品经济渐渐活跃起来。光阴如售货员秤盘上滑落的盐粒，私营小店的货架如春天的枝条迅速铺开，新店主笑容粘稠似蜜。供销社的玻璃柜如蒙尘的蚌壳，渐渐被流光溢彩的新世界淹没。

可那些粗粝的记忆扎根得最深——煤油灯熏黑的瓶口，吊子甩在柜台上的咸渍，作业本粗粝的纤维刮擦着年少的心。如今的月饼裹金箔镶冰酪，却再尝不出油纸里那粒冰糖的滋味。

再回首，那瓶汽水的甜味早已在岁月里散尽，可气泡炸开时那一下下扎着喉咙的刺痛感，却像扎了根似的，未曾离开过——原来最贫瘠的年月里，却能反刍出最耐嚼的生命滋味。

二、老街的电影院

有些热闹消散了，却在岁月里愈响愈亮；有些光影褪色了，却在记忆中愈发清晰。

老街离界牌不过一公里，青石板铺就的路面，被晨光浸得温润。每日破晓，店铺的木板门“吱呀”一声卸下，像揭开旧梦的序幕。店主们弓着腰，将门板斜倚墙根，露出幽暗的货架——杂货铺的煤油灯芯、铁匠铺的冷锤、裁缝店的布匹卷轴，在晨雾中次第苏醒。街道窄得仅容两辆板车错身，却盛满了半世纪的人间烟火。

老街不过五百米长，电影院如一枚纽扣，紧系在它的心脏。灰砖墙垒成方盒般的建筑，瓦檐低垂，门楣上“人民影院”四个红漆大字已斑驳如锈。门前三级石阶被鞋底磨出凹痕，雨天蓄着浑浊的水洼，倒映着攒动的人头。

八十年代的文化荒年里，这方灰盒子是全镇人唯一能望见的星火。一张油印海报便能掀起飓风，一角钱一张电影票，买票的队伍从石阶蜿蜒至街尾粮站，人群如蚁群推搡，汗味与劣质烟味蒸腾成一片混沌的云。小贩在缝隙里扎根——卖甘蔗的汉子赤膊挥刀，青皮削落如飞雪，甜汁溅湿尘土；卖炒瓜子的妇人挎竹篮穿梭，吆喝声刺破喧嚣:“五分钱一盅！”散场时，满地甘蔗皮被踩得黏烂，在月光下泛着糖霜般的冷光。

最疯魔是《少林寺》连映二十余日。幕布上李连杰的棍影扫过，台下少年们的脚尖便不自觉踢蹬前排座椅。连学校里那位武汉来的女知青老师，也在音乐课上教唱《牧羊曲》。从此，石板路上多了许多边比划拳脚边哼唱“林间小溪水潺潺”的少年，一代人的江湖梦，在影院孵出的声光里破壳而生。

若说《少林寺》点燃了少年仗剑天涯的侠梦，那么不久后放映的《牧马人》，影院里则是另一种沉默。那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炸响时，整个场子像被点着的干草垛，哄笑裹着哽咽掀翻屋顶。我嚼着甘蔗的嘴忘了动，糖汁混着震落的灰尘滴在布鞋上。——那年月不懂什么右派左派，却牢牢记住了散场时满场红通通的眼睛。月光下，人群像沉默的秸秆垛在移动，青石板路上只听见脚步碾过甘蔗皮的闷响。

放映室悬在影院最后方，一孔小窗如瞭望口。胶片转动的微光里，常有意外发生：某夜放《神秘的大佛》，银幕上刘晓庆的脸突然扭曲，放映孔飘出胶卷烧熔的焦味。满场哗然中，放映员冲下木梯，手忙脚乱更换备用拷贝。

更常见的是等片——遇到紧俏片子，便与邻镇跑片流转。当邻镇影院未散场时，观众席便陷于漫长的黑暗。板凳腿摩擦地面的声响此起彼伏，间或有孩童哭闹，直到摩托车轰鸣由远及近，放映员抱着铁盒冲进侧门，胶片盒上的蓝章还沾着夜露。

也有非电影的夜晚。县剧团来演花鼓戏《站花墙》，幕布撤去，露出简陋石砌舞台。饰王美蓉的花旦水袖轻扬，声如莺啼，台下老戏迷闭目击节，听到妙处齐声喝彩。散戏后，饰演杨玉春的小生蹲在后台卸妆，油彩才拭一半，就被戏迷围住讨教唱腔。月光淋在他半妆的脸上，戏里戏外的界限，在那一刻倏忽消融。

今年清明归乡，老街的石板被水泥抹平，店铺多悬着“出租”铁牌。影院旧址已分割改造，招牌写着“精品童装”。墙根残存海报的暗黄印痕，电线杆上缠着半截麻绳，风一吹，晃得像当年放映员隔窗打的手势。

粮站旧址已成快递驿站。电动三轮碾过当年排队买票的石阶，车厢堆满裹着塑料膜的包裹。一个穿工装的小伙子倚门刷着短视频，外放声里传出夸张的笑声——那音调刺耳，盖过了当年甘蔗刀劈开青皮的脆响。

夕阳下，当年卖甘蔗汉子的儿子守着水果摊，低头打游戏。我指着一捆紫皮甘蔗问价，他眼皮未抬：“十五块一根，不甜包换。”刀起蔗落，断面溅出的汁水，竟与四十年前一样清亮。

夜深了，我独自在老街残段驻足。月光漫过空寂的街道。恍惚间，耳边又响起胶卷转动的细响，青石板上竟浮动起旧日的光影——《金镖黄天霸》的刀光、《白发魔女传》的剑影、《小街》的琴声，霎时交汇成一条星河，静静漫过整条老街。依稀，一袭白衣的侠女掠过童装店的玻璃橱窗，一道凛冽的剑光轻挑奶茶店的霓虹灯牌。

最锋利的不是刀剑，是时光；最坚固的不是砖瓦，是记忆。

致敬那些曾照亮贫瘠岁月的银幕星河。

三、回家的路

我们动身离开，以为奔赴的是未来，后来才懂，那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车窗外，平原的轮廓在暮色中铺展。当“天门南站”的站牌掠过视野时，车厢微微震动。只需几十分钟，我便能从武昌抵达——这在十多年前，是颠簸摇晃三小时才能走完的归途。速度抹平了地理的褶皱，却未能填平心底的沟壑。回家的路，在岁月里不断变形，故乡的轮廓却在记忆里日渐稀薄。

早年归家，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勇气的漫长跋涉。从北方一路火车颠簸至武昌站，随着人流挤出车站，下一个目标便是傅家坡汽车站。那里开往天门的长途车总是最破旧的一辆。车门吱呀作响，座椅弹簧刺破蒙布，车厢里弥漫着劣质烟草与汗渍混合的气息，唯有地道的乡音听着格外亲切。

客车驶上荷沙公路，如同驶入一条颠簸的河。路面坑洼，车轮碾过碎石时爆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车身剧烈摇晃，乘客们紧抓扶手，像风暴中的水手。窗外，村庄的土墙、小镇的杂货铺、田野里弯腰劳作的农人，在尘土飞扬中缓缓后退。三小时的旅程，每一分钟都被拉长，身体在颠簸中疲惫不堪，心却在靠近家门时擂鼓般跳动。

后来有了自己的车轮。方向盘在手，归途似乎多了几分掌控感。随岳高速如一条灰白的缎带，从天门高速出口转下，驶入天仙公路，新铺的柏油路面平坦开阔，路旁笔直的水杉如卫兵列队。车窗隔绝了风尘与噪音，空调恒温，音乐流淌。时间缩短了，空间压缩了，归家的仪式感却在舒适中悄然稀释。

天门南站的建立，彻底重构了时空坐标。动车组列车银白色的身影划破平原的寂静，窗外的风景连成模糊的色块。几十分钟，一杯咖啡尚未凉透，故乡的名字已在广播中响起。车厢整洁明亮，座位舒适。倚在车门边，看窗外飞逝的田野与河流。速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却也榨干了过程的意义。

路越修越平，车越开越快，归家的次数却像秋叶般凋零。故乡在速度的背面，正经历着缓慢的坍塌。熟悉的荷沙公路两旁，村庄日益寂静。青壮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城市天际线，只留下老人守着空屋与荒芜的田垄。老街上，木板门面的店铺一间间关闭，曾经喧闹的市集只剩下风穿过空荡棚架的呜咽。那曾经书声琅琅的小学和初中，如今只剩荒草丛生的废墟。

更深的裂痕藏在代际之间。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在城市楼宇中长大，故乡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生疏的地名。爷爷奶奶佝偻的背影是春节合影里的模糊背景，老屋灶台的味道敌不过汉堡薯条的诱惑。他们用普通话回答方言的问候，用“老家”代替“咱村”——地理的根脉尚未切断，情感的脐带却已早衰。

回家的路，终究不只是地图上不断被拉直的线段。它曾以尘土磨砺筋骨，以颠簸熬煮思念；而今我们在速度中飞奔，将故乡连同城隍古寺的香火、黄潭米粉的香气、干驿锅盔的叫卖声，一同抛向身后。直到某日被思念拽回，才惊觉那个魂牵梦萦的原乡，已在岁月剥蚀与变迁浪潮中悄然风化。

路越短，心越远；家易达，情难归。这或是漂泊者永恒的困境——我们修通了千万条归家的路，却永远修不通那条通往记忆深处、永不凋零的故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