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桄榔林里的“图书馆”

潮新闻客户端钱江湾

游览了儋州东坡桄榔庵纪念馆后，我站在当年那片桄榔林遗址前，杂草没过了脚踝，风过处，似乎听见了桄榔树叶沙沙作响。桄榔树与常见的槟榔树形似却不同，树干挺拔如柱，高达数丈，树皮粗糙带纵裂纹，羽状复叶簇生于顶端，叶片宽大如羽，叶下垂挂着一串串卵状的坚果。如今在海南的文昌、琼海、保亭等不少地方仍有桄榔林留存，而在北宋时期，儋州因气候湿热、土地肥沃，桄榔树多野生于郊野，成片成林，是当地常见的乡土树种，不仅为黎汉百姓提供果腹之材，更成了荒僻之地的自然标识。

恍惚间，我的眼前浮现出九百多年前，那个须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木杖，在泥泞里丈量土地、忙碌劳作的景象。那便是垂老投荒海岛的苏轼——刚被按察官董必从官府招待所伦江驿赶出来，父子俩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城南桄榔树下蜷息数日。他后来在《答程秀才书》里轻描淡写：“偃息桄榔林中，则曰：‘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可谁都知道，那时他已六十二岁，在“非人所居”的儋耳，连块安稳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还好儋州人的心是热的。当地士子黎子云、符林带着十多个子弟来了，扛着畚箕、挑着土筐，踩得泥路咯吱作响；潮州来的王介石更实在，“不躬其劳辱，甚于家隶”，搬木头、和泥灰，忙得像自家盖房，却不取分文。连军使张中路过，也卷着袖子拿起了锸，官民混杂在工地里，汉人与黎人并肩抬木筑巢。苏轼望着这光景，后来在《和陶和刘柴桑》里记述：“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字句间藏着他没说出口的愧疚——一群素昧平生的人，陪着他这个“逐客”熬苦日子。

五间平房总算立起来了，旁边还搭了个“龟头房”，烧火、堆杂物都在这儿。屋顶盖着茅草，墙是泥糊的，风一吹大概能听见草叶打颤的声音，苏轼却摘了桄榔叶，在上面题了“桄榔庵”三个大字，还写了篇《桄榔庵铭》，铭曰“静以存志，乐以忘忧”。他在《与侄孙元老书》中说，这地方“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蒙晦，真蜑坞獠洞也”，可总算有了自己的落脚地，不用再看官员脸色，不用“与官员相交涉”了。

只是修房几乎掏空了他。木料、茅草杂七杂八花了六七百贯，“囊为一空”，最后连吃饭的器具都得卖掉换粮食，唯独留了个荷叶杯——大概是见着它，能想起些江南的影子。他自我解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与元老侄孙书》）。饮食艰难，人也瘦了，可这些他都忍了；真正磨人的，是夜里坐在茅屋里，四周黑沉沉的，想翻的书却摸不到——儋州太偏了，书比粮食还金贵。

他随身带的书，拢共就几本：《陶渊明集》，还有从黎子云那儿借来的柳宗元诗文。他把这两册书当宝贝，“常置左右，目为二友”。后来惠州的程天侔托人寄来些诗文抄本，他竟觉得多了个伴，谓之“三友”。那时雕版印刷刚兴起，海南的书籍极少，儿子苏过在别人家见着《唐书》《前汉书》，眼睛都亮了，赶紧借来抄。苏轼见儿子抄得认真，笑着跟友人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与程秀才书》）那“呵呵”里，藏着多少无奈——在大陆时易得的书籍，到这儿竟成了“暴富”的念想。

苏轼自己也想抄，可“目昏心疲”，老眼昏花，只能看着苏过抄。白天抄书，晚上父子俩就凑在油灯下读陶、柳。黎子云家的柳文集，他翻得卷了边，南宋许彦周在《彦周诗话》里说他“日久玩味，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穷”，其实哪是“研穷”，是实在没别的书看。陆游后来在《老学庵笔记》里记他“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可这哪是“喜”，是只能靠着这两本书，跟古人说说话。他在《答程全父推官书》里坦陈：“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无人说话，无书可读，那日子像口枯井，连回声都没有。

就在他快被这“枯寂”浸淹的时候，惠州来了一封信，是老友郑嘉会寄的。郑嘉会是福建莆田人，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在广南东路做官。早年间苏轼贬惠州时，他就托人送过药和茶。这次信里说，知道他在儋州缺书，要把家里的千余卷书托海船运过来。苏轼捧着信，心里该是又暖又慌——海船运书哪是易事？浪大，书重，运费不说，还怕湿了、丢了。他赶紧道谢，又劝郑嘉会别费这劲儿，怕给人家添麻烦。

可郑嘉会没听。元符二年（1099年）五月，广州道士何德顺受郑嘉会委托经手，一船沉甸甸的书漂洋过海到了儋州。苏轼跟苏过赶紧在桄榔庵茅屋里腾了块地方，将一本本带着潮气的书籍擦净，按经史子集排好，列在墙角。他跟郑嘉会报信时，语气里藏不住雀跃：“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与郑嘉会书》）那些书立在那儿，像突然来了群老友，茅屋里总算有了热闹的“人声”。

郑嘉会寄的书，可不是随便凑的。苏轼早跟他说过，自己想注《易》《书》《论语》，只是“此间难得书籍，又无人指教，恐未必成也”。所以头一回寄来的，全是《周易》《尚书》《论语》的注疏，是做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后来苏轼注书到了兴头上，又写信要《盐铁论》古本，郑嘉会很快就寻来寄了；连他念叨想要碑帖拓本，郑嘉会也记着，没多久就托人送来，苏轼说“承寄示石刻，感慰不可言”（《与郑嘉会书》）。懂他的人，从来是这种“不用多说”的知己。

有了这些书，仿佛在荒漠上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图书馆”，桄榔庵才算真正活起来了。苏轼白天不再只盯着茅檐发呆，搬个竹凳坐在书堆旁，翻着注疏校订黄州时开始写的《易传》。老眼昏花的他常常琢磨到半夜，油灯烧得只剩小半盏，还在纸上写批注。到元符二年下半年，《易传》续完了，他又接着写《书传》，正像他在《和陶杂诗》里说的：“余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他很怕日子不够用，要把剩下的光阴都揉进笔墨里。

来桄榔庵的人也多了。黎子云、符林常和其他子弟来，不是帮忙干活，是来问学问的。苏轼当然不吝赐教，琅琅书声混着风声，倒让这“南荒”有了些书院的意思。苏轼说“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和陶示周掾祖谢》），他很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管在哪里，有书本可阅、有同好可谈，就不算孤寂。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在海南的“经学三著”总算写完了。他把《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拢在一起，摩挲着纸页，跟人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语气里是少见的得意。后来北归时，他又坦言：“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与苏伯固书》）这三本书，是他在桄榔庵的泥墙下，借着郑嘉会寄来的书，一笔一笔磨出来的，比那些应景的诗、应酬的文，更像他的“本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书传》“究心经史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连跟他学术主张不同的洛闽诸儒，都不得不承认这书的价值——他在蛮荒之地熬出来的学问，终究盖过了偏见。

这年六月，苏轼获赦北归。动身前头一件事，是把郑嘉会寄来的书一本本清点好，用布仔细包了，怕路上受潮。他原本想自己带回去还，可打听着郑嘉会已经去官，不知在何处，只好托海船把书运给惠州的儿子苏迈，特意写信嘱咐：“访查郑某现在的下落，妥慎归纳。”（《与苏迈书》）连从姜唐佐那儿借的《烟萝子》《吴志》，也一一包好归还——他一辈子借书、抄书，知道书在读书人心里的分量，不能欠这个情。

桄榔庵里的“图书馆”，虽粗糙清贫，却曾堆着千卷古籍，曾飘着书声，曾诞下三卷惊动后世的经注。那些书被运走了，可书里的文脉，像撒在儋州的种子，不停发芽。儋州人读书的风气渐渐盛了，或许就是从桄榔庵那堆书开始的。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自苏轼居儋后，“教化大行，乡书登第者，接踵而至”——这文脉的萌芽，大抵就藏在当年桄榔树下的书页里。

我站在桄榔林旧址，风又起来了，湿热中带着微凉。想起苏轼在《书海南风土》里记“商人或出海外，贩番货”，原来那时海船不光运香料、瓷器，还运书——郑嘉会的书借着商船过琼州海峡，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却让一个贬官在绝境里做成了学问，让文脉在蛮荒里绵延。这大概就是书的力量：它不用喊，不用闹，只是安安静静地被人借来、读着、传着，就把孤岛悄然连接了中原，把当下连接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