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一击后，K2 山难未散的阴影

当人类的脚步迈向山野，与岩壁、险峰对话时，落石便如影随形。它从不是登山运动里偶然闯入的意外，而是始终萦绕的客观风险，每一位攀登者在出发前，都该先读懂这份与山野共处的现实。

今年K2（乔戈里峰）爆发的罕见落石危机，其实早有自然信号在前。很多年前，中国民间女子珠峰登山队首任队长麦子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360处就发现了不该出现在这一高度的匍匐性植物，“这可不是好事，说明冰雪附着力下降，不只是一座山，很多山峰都出现比往年更多的落石。”

全球变暖的影响，在城市里可能只是多几分难耐的酷热，但在野外，尤其是高海拔地区，它层层作用的影响改变了山体结构，危机四伏。进入夏季登山季，喀喇昆仑山脉就不同寻常的炎热，7月本该覆盖落石区的大雪变成了雨，曾被冰雪牢牢裹住的岩石变得隐隐松动，在阳光下随时可能滚落。

胡涛作为“14peak（十四座）&SST”团队的中国队员，在K2大本营待了一个多月，“印象里大本营很少下雪，大多是下雨”。他告诉《户外探险》，从ABC（前进营地）到二号营地的整个攀登线路上，有很多岩石裸露在外，有些路段全是密集的碎石，还夹杂着一些大石头，哪怕你把冰爪紧紧贴在岩石上，稍微用点力，都可能带动石头往下滚。

最先撤离的是那些无氧、无夏尔巴协作的独立攀登者，他们大多是欧美人，而那些报名登山公司的各国商业登山客，主动要求撤出的很少，“大家没撤，一方面是都在等冲顶窗口；另一方面是有两个时间限制，一个是签证到期时间，另一个是登山许可的到期时间。我们的登山许可到期时间是20号。”胡涛表示。

▲ 图片来源：胡涛

所有队伍在山里坚守了整整四十个昼夜，8月11日，正如“想象尼泊尔”领队明玛G的精准预判，K2上迎来了一个罕见的窗口期。这是自2011年以来最晚的一次8月冲顶机会。40余名登山客中，9名中国队员分属三支团队，他们抓住了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幸运窗口”。

然而，就在登顶后惊心动魄的下撤中，“想象尼泊尔”团队中的中国登山客管静，最终没能从C1营地到前进营地（ABC）的落石路段走下来。她被落石击中脑部不幸遇难。管静的离去，让刚刚传到山下的捷报瞬间蒙上阴影，在此次攀登中几乎要再度“封神”的明玛G，也因此卷入舆论漩涡。

自然伟力下的偶然？还是人为失算的叠加后果？山难从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事故发生后，不同声音在中国登山圈引发讨论，争论点主要在于：异常气候和条件下为何坚持冲顶？为何要在夜间冒险下撤，是向导管理失责吗？以及在这事故背后暴露出的许多隐性话题，中国商业登山圈多重矛盾集中爆发。

当“速成登山”让队员资质与山峰难度脱节，当“向导光环”让客户忽视权益与风险，当跨国登山的权益保障仍处于“裸奔”状态，山难的发生早已埋下伏笔。

为探寻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户外探险》特别采访了近十位核心相关人士，涵盖今年及往年成功登顶K2的攀登者、多位登山公司管理者、法律从业者，本篇报道无意对个体进行情绪化指责，我们分析的不仅是“管静为何遇难”，更是中国商业登山圈在快速发展中，早已被忽视的安全底线与敬畏心。

·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

山上发生了什么？

艾力库提·地里夏提最后一次见管静是在K2的C2营地。

在攀登全程的多数时间里，两人都同住一顶帐篷。8月12日早上9点左右，“想象尼泊尔”队伍从C3营地出发，继续下撤。他们的出发时间比“14peak（十四座）&SST”队伍晚大概不到2小时。队伍在下撤中分开行进，从C3到C2的路段，一位队员走在最前面，管静走到第二个，艾力在第三个，后面还有3、4、5号队员一起走。

艾力回忆，当天自己走了很久才到C2营地。“每个人都累得不行。我到大本营的时候，因为太累了特别崩溃，倒头就睡，没跟她多聊。”

帐篷里还有另外两位向导。因为当天中午没吃饭，虽然很晚了，但艾力、管静和另外两位向导一起吃了饭。

▲ 图片来源：胡涛

艾力回忆，管静当时的身体状态挺好的，但是心情不好。“在C2营地她哭了，我没太清楚她哭的原因，可能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英文不太好，当时自己也很疲倦，只隐约听到她用英语在和向导说什么。”他还给管静递了几块饼干吃。次日，他们继续下撤。

下撤路线的落石从C2至C1路段就已密集出现，“不算特别夸张，但比拉练时多”，到了C1至ABC路段，落石密度陡然增加，“只能放慢速度躲”。

就在此时，危机的第一道裂缝已然显现，那便是对下撤时间的误判。艾力库提回忆，“我们当时决定（继续从C1）下撤，是因为觉得从C2到C1的时候天还没黑，时间来得及。当时C2营地只有我和我的向导、一位罗马尼亚的女性和她的向导，我们休息了一会儿，通过对讲机确认‘可以下撤’后就出发了。一开始我们速度很快，一直往下走，没料到C2到C1这段路也有落石，虽然不算特别夸张，但落石确实不少。等到了C1到前进营地（ABC）那段路，落石更多了，我们只能放慢速度慢慢走，天就渐渐黑了。”

显然他们忽略了躲避落石的时间成本，而在高海拔环境中，任何环节的延误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种风险被明显低估。

▲ 从c1到大本营路段图片来源：胡涛

“其实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所有队伍一起下撤，落石风险反而会低一些，因为人多能互相提醒，也能及时发现危险。那天一起（从C1）继续下撤的只有‘14peak（十四座）&SST’团队的几个中国人、我，还有那位罗马尼亚女性，就我们几个人。其他队伍大多还在山上：有些停在C2营地休息，大部分队伍还留在C1营地没动，没跟我们（同时间）一起下撤。”

时间在躲避落石中悄然流逝。艾力库提记得自己抵达ABC营地是晚上10点。而后出发的管静的下撤速度更慢，她所在的队伍“拉得很长”，先行与“14peak（十四座）&SST”团队抵达ABC营地的胡涛后来分析，“队伍拉得太长就会出问题，上面的人喊‘有落石’，下面的人根本听不到，石头掉下来就没法及时反应。

当艾力夏提作为“想象尼泊尔”队伍的第一位队员抵达ABC营地不久，管静的向导也下来了，“就跟在我的向导后面，他说管静出事了，原因是不听他的指挥，他想一直下，然后石头来了，‘我让她趴下，她不趴，一直往下走。’”接着这位向导告诉艾力——大概意思是“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听向导的话，登山就是这样”。目前，这一说法尚未有其他佐证。

而关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各方表述也尚不统一，但总体范围是在晚上7点30分至8点之间。这一时间段，K2地区的天色正从朦胧的昏暗，逐渐过度到彻底的漆黑。

▲ 图片来源：胡涛

之所以时间是重要的，在于夜间视线受阻，落石的预判难度陡增，而登山也正需要精细化管理各个卡点的关门时间。

胡涛在采访中提到：“到了晚上，根本看不见石头从哪飞过来，石头撞到其他东西还会改变方向，特别难预判。更关键的是，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速度能达到一两百千米每小时，特别吓人。只要被这种石头砸到，基本就是重伤。要是砸到头或者心脏，人就没了。”

关于当时管静为何不选择在天色渐暗时，留在一号营地休整一晚，待次日再继续下撤，反而要在夜间冒着危险前行，这一决定究竟是管静的个人意愿，还是另有原因，截至发稿，《户外探险》暂未从“想象尼泊尔”获得回复。

据艾力库提透露，下撤同期，一名行进速度很快的向导也被落石砸中半张脸，伤得特别重，近乎毁容。此外，一些队员也不同程度受到落石刮蹭轻伤。胡涛说，“有一次石头从我的头上擦过，当时我已经找好掩体了，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还把我的头盔都砸出了一个小坑。”

除了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和团队管理疏忽之外，风险认知的偏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

▲ 图片来源：胡涛

安全下撤的艾力库提坦言：“其实我们之前拉练的时候就知道，C1到C2那段路有落石风险。今年8月的情况和往年不一样，很多登山者因为怕落石，也怕窗口期结束，都提前撤离了。我们一直守在那里等，最后等到的窗口期其实特别好。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花了这么多钱来K2，如果连C2、C3都没上去就放弃，肯定会留遗憾。而且我这次是为了冲击攀登记录，虽然会考虑安全，但之前几次攀登都很顺利，没遇到过这种严重的落石，所以对风险的预判还是不够。现在想想，我之前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得太欠缺了，这次事故才让我真正明白，必须对自己的安全负全责。”

当自然风险与人为失算叠加，山难的发生便从“偶然”走向了“必然”。比如，若团队能在落石风险激增时选择在C1过夜，管静就不会遭遇“天黑+落石”的双重威胁；若团队能严格控制队员资质，具备更丰富攀登经验的队员面对突发落石时，其应急反应能力或许就能大幅提升；若团队能缩小行进间距，确保落石预警能及时传递，管静或许能有时间躲避。

但这些“若”都未发生。采访中反复被提到的“没想到”：没想到落石会这么多，没想到天黑得这么快，没想到队伍会拉得这么长，这些看似偶然的“没想到”，实则都是对风险预判的缺失，每一个“没想到”的叠加，都在悄然将一位攀登者推向不幸的深渊。

提到这次事故，麦子说：“我一直觉得极限运动里，运气是安全的第一要素。”但她也提到，人们不能把安全全赌在运气上，当你忽视所有可规避的风险，运气就会变成不幸。

无论天机占几分，事故之后，需要反思的，永远是那些本可避免的“人祸”，比如对时间的误判、对管理的松散，以及对风险的轻视。

“向导光环”与中国客户的“被动弱势”

作为“想象尼泊尔”的创始人与领队，在此次K2山难的采访中，“明玛G”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及。人们讨论这场事故时，常会将他的决策与他一贯鲜明强悍的个人风格关联起来，试图探寻决策背后的逻辑或漏洞。

他为何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依然率队冲顶？下撤时的落石事故是否直接与他的风险管理疏漏有关？明玛G本人自下山后始终未对舆论作出回应，仿佛在他看来，高海拔登山的复杂逻辑无需过多解释。

在不少与他合作过的攀登者眼中，明玛G的专业能力值得认可。胡涛对《户外探险》说：“明玛G的攀登技术非常好，我也很尊重他。今年所有登顶K2的人，其实都该感谢他。”

这份感谢并非空穴来风。当K2的冲顶窗口罕见推迟至8月11日，是明玛G精准预判了天气趋势，认定当天适合冲顶，为苦苦留守的团队争取到了关键的攀登时机。

▲ 图片来源：胡涛

即便舆论聚焦在下撤环节的争议中，仍有不少声音认为“明玛G的决策本身无太大问题”。“我也看了网上很多舆论，有些人把管静姐的事怪到团队头上，其实这就是一场单纯的意外——在那种高风险环境里，有时候100个人走同一段路，可能只有一个人会遇到危险，运气成分也有。这个团队过去的攀登成绩很突出，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否定整个团队，这是我的看法。”艾力库提说。

麦子在采访中说到：“你要知道，在山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人的智商和判断力都会直线下降，不能用平原的思维去考量高海拔的行为。我相信明玛G指挥时肯定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属于那种很多时候会‘善意隐瞒’的人。但凡从高海拔下来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不利的话不会提。因为在高海拔环境里，身边随时可能面临危险，死神离得很近。以我对明码G的了解，他自己也是登顶者，在山上又困又累，加上高海拔影响，所以这事儿，如果按10分算，7分是天意，3分可能和他的指挥有关联吧。”

2009年，明玛G还是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是麦子口中的“小孩儿”，起初他在尼泊尔七峰探险公司工作，是杨春风将他带进自己的“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开始与麦子共事。

2013年瑞士举办的一场国际登山交流活动上，麦子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明玛G和他爸爸、爷爷那辈人比起来，显然更有想法。而且他自己也很努力，花了好几年考取向导资质——在我们公司的时候他还在备考，到2017年就正式成为国际高山向导（IFMGA）了。”

通过杨春风公司，明玛G很早就与中国市场产生了很深关联。他学会了中文，积累了资源，深谙中国客户心理。这都为他后来独自打入中国市场做好了准备。

麦子评价，明玛G的风格就是，快速、大胆。除了常规攀登，他还会尝试未登峰。早年曾有报道，他在家乡的一座未登峰登顶后，被困在山中腰下不来，麦子等人都差点准备后事了，明玛G却靠着远超常人的强悍实力，硬生生闯过难关，平安生还。

▲ 图片来源：麦子

他不仅攀登实力强悍，而且还很有头脑，执行力超强，“只要有想法，他就会立刻去做，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他是个极具个性的人，很努力，也很会抓住机会。”

2013年，杨春风在巴基斯坦登山遭遇恐怖分子袭击遇难，后来明玛G也离开了公司。离开之际，麦子希望他能继续带几位中国队员完成14座攀登，并称这对他未来发展有好处。而他说：“麦子，这是一门生意，不是情怀。”

此后，麦子也曾带他在中国多个城市巡讲，帮他打开中国市场。而他早年与中国客户打交道的经验，也让他比其他尼泊尔向导更易与中国客户建立信任。

此后，麦子看着他一步步迅速崛起。他攻坚型的攀登风格，让他成功站在一座座高峰上，为他在国际攀登界积累了名气。而他所创立的登山公司——“想象尼泊尔”的高登顶率，甚至被很多客户看做是成功登顶8000米的保障。

▲ 珠峰图片来源：麦子

明玛G在大多数登山客心中的“光环”并非凭空而来。在笔者看来，那是他的能力、他的机遇以及他迎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共同结果。

从能力上看，他确实具备专业素养，艾力库提评价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力强、判断准’的领队，当时我们在山上，眼看着他带着人去修路，作为领队，其实他没必要亲自去，但他还是去了，把路修通了”。在很多客户心中，他也很大气爽快，话梅作为曾参与他团队的队员，提到“他会说‘登完再说’‘氧气随便用’，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觉得‘他靠谱，不用走那些虚流程’”。

他的这种敢闯的风格，恰好满足了部分中国客户“快速登顶”的需求。而他的“向导光环”，也容易让部分中国客户陷入认知偏差——将他个人的强悍实力与团队带队能力画上等号，甚至在偶像崇拜的心理下，最终沦为“被动弱势”的一方。

事实上，随着对各方采访的深入，不难看出，国内登山客对明玛G的评价近乎两极分化：有人感激他创造了罕见的登顶机会，也有人质疑他的管理细节。但无论争议如何，有一点无法否认，明玛G的决策逻辑，始终与他“大胆、果决”的风格绑定，而这种风格在K2这样的“野蛮巨峰”上，既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可能因一丝疏忽放大风险。

▲ 图片来源：胡涛

或许，高海拔登山的复杂之处正在于此：没有绝对正确的决策，只有在风险与机遇、激进与保守、名利与生命、个体与团队之间不断权衡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背后，都藏着山与人性的博弈。

在学术中有一个词叫“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也称生存者偏差或存活者偏差，是指在统计过程中，无意间将经过非特定筛选的样本作为研究重点，忽略了样本背后隐藏的关键信息，最终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距。实践证明，那些被忽视的信息往往十分重要。

麦子在采访中讲了一个她当年在尼泊尔登山时的真实故事：

2014年她带登山队从南坡登珠峰，出发前一天有架小型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都没了。第二天他们坐直升飞机去卢卡拉机场时，麦子的心里很害怕，到了机场，那架失事的飞机还在冒烟，事故都没处理完。这时她看到了一个令她特别惊讶的场景——

“所有人脸上根本没有悲伤、害怕或恐惧，那条路上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旅行者，傍晚时每个酒店都住满了人，大家吃饭时依旧谈笑风生，各吃各的、各玩各的。我心里很沉重，毕竟带着队员，多少有点压力，可其他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她问夏尔巴人为什么他们不悲伤也不恐惧，夏尔巴人用英文对她说：“麦子你知道吗？今年的死亡名单名额用完了。”

在极端环境下，有人会因为“死亡名额”用完了而庆幸，也有人易因‘他人承担风险’而放松警惕，这就是高海拔之上的复杂人性，或许也是极端环境中人性的共性。

尼泊尔市场的“无合同惯例”

在这场事故后，孙斌在采访中尖锐地指出：“大家把明玛G当神一样供着，却忘了他的风险管理意愿根本不够，他不是没能力做好，是故意激进，因为激进了也没后果。”

孙斌口中的“没后果”，指的是明玛G与中国部分登山客之间的“合同缺失”与异国登山的维权难。

采访中，几位中国客户表示确实“没签合同”，理由是“和明玛G熟悉，信任他”，r女士甚至直言：“因为那是八千米，（如果你问）到时候对方肯定会这么回应你，八千米的确不是每家公司都有合同，但我们滤镜去掉以后仔细一想，只是他们没给我们，其实这种几十万的金额，就算安全自己负责，但也应该有合同的。”

话梅至今回忆仍心有余悸，“为什么会没有合同？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尼泊尔人做事就这样，他们或许觉得没有合同、有人登完山再付费，才是代表着我对你更信任，显得大方豪爽，所以大家愿意追随他。可没人想过该走流程。我自己就是过于信任他，他很容易让人迅速撤销跟他的距离感。”

但也并非全无合同，艾力夏提在采访中表示：“我不清楚其他队员具体怎么样，至少我们和明玛G是签了合同的。”

事实上，在尼泊尔，“不签合同”这一行为也并非“想象尼泊尔”一家如此。早年在尼泊尔开了10年登山公司的麦子就透露：“很正常，尼泊尔的登山公司几乎都不签合同。”

她补充道：“这也是他们规避风险的一种策略。中国客户一方面仰慕明玛G的名声，觉得他厉害，另一方面又贪便宜，所以双方都有责任。我们公司当年是第一家要求签风险告知书、死亡协议书和登山协议书的，但我观察下来，现在其他公司基本都不这么做了。人家觉得多此一举，不愿意签。这种事其实没办法，官司很难打，我们都游离在法律边缘——你有证据说谁推下了石头吗？”

而“合同”本身，恰恰也是衡量登山市场的标准化程度的标尺，更是市场规范与否的直接折射。

麦子对比了欧美与尼泊尔的行业差异，她早年曾去罗塞尔等欧洲公司交流，她说，欧洲的探险公司对风险的敏感度很高，只要天气预报显示有一点不确定性，哪怕客户已经到了前进营地，也会果断放弃冲顶，他们觉得得罪客户总比出人命好，所以欧洲团队的事故率一直很低。

欧美公司经历过1996年珠峰山难等重大事故，深知安全是行业生命线，且欧美登山客自身也普遍有着强烈的法律意识，会主动维护自身权益。中国客户因信息不对称，很容易陷入“选低价、选高登顶率”的误区。

麦子提到，欧美公司登珠峰的费用普遍在60万到80万之间，而尼泊尔公司三四十万就能搞定，价格差了近一半，很多客户觉得划算，却不知道低价背后是多少安全服务被砍掉。

当我们就“合同”问题咨询法律人士、“法与岩”主理人靳毅时，他表示，从法律上来说，没有纸质合同不代表没有“书面合同”，国家法律规定，书面合同不止是纸质的，电子邮件、微信文字沟通，甚至能明确双方意思表示的文字记录，都算书面合同。此外，他表示，给钱是履行合同最核心的义务，只要有付款记录，就足以证明合同关系存在。

《户外探险》也就大家质疑的“登山公司的合同核心条款就是免责，对公司自身有利”进行咨询，靳毅回复，法律早就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不公平，所以明确规定：如果格式条款里有“明显限制客户权利”“免除公司法定责任”“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内容，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就算合同里写得再偏向公司，只要过了法律的“度”，那些条款就等于白写。

▲ 图片来源：胡涛

但即便如此，“没签合同”仍让客户在事故后维权更难。孙斌则说：“就算签了合同，在尼泊尔法律的背景下，中国客户要追究尼泊尔探险公司的责任是非常困难的。没签合同，连事实服务关系都难证明，更别说追责了”。

靳毅也强调了无合同情况下的真实维权难度，它的麻烦在于：第一，攀登者要收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来证明合同存在；第二，对方可能不承认，比如客户说“约定了保障安全”，登山公司说“只约定了安排行程”，双方说法不一致，就很难认定合同内容。

而对此麦子也从另一层强调了“合同”对登山公司的意义：“签完合同我们才能给夏尔巴人施加压力，毕竟技术好不代表人品好，要是发现哪个夏尔巴人人品有问题，我们绝对不用。”

“速成”登山的陷阱

在部分八千米级商业登山活动中，一些登山客的高海拔历练明显不足，甚至缺乏多座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经验，K2甚至成为他们涉足8000米级山峰的第二站。

队员招募标准的宽松，往往会带来后续一系列麻烦，就像这次K2队伍，队员能力参差不齐，有人速度快，有人速度慢，状态亦有好有坏。但这并非“想象尼泊尔”一家的问题，“就算明玛G的公司不招经验不足的队员，其他公司也会招，市场就是这样。”

曾几何时，K2是需顶尖技术、大量高海拔经验铺就道路的“野蛮巨峰”，如今在商业登山的普及下，却成为了部分登山客的第二或第三座八千米，妄图快速解锁在高山上的荣誉跳板，这般对极限高山的轻慢，本身就是对K2威名的亵渎。

但这种错位，也正是中国商业登山“速成”风气蔓延下的一道典型缩影。在这样的风气里，高海拔登山藏着的风险与隐患，正被一点点忽视，悄悄放大。

从2012年开始登山、拥有7座8000米级山峰登顶经验的胡涛，回忆自己的入门经历时坦言：“我没专门登过7000米级的，是从6000米直接过渡到8000米的，2017年登了第一座8000米级山峰，第一座就是珠峰。那时候招募条件也很松，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但现在回头看，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从我过去登顶的七座8000米雪山里面，珠峰是相对安全和容易的一座。”

速成风气的蔓延，既有商业利益驱动，胡涛直言：“这涉及到探险公司的生存问题，现在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通病，招募门槛卡得不严。”而这自然也和登山客的个人心理需求紧密相关，麦子说：“中国人讲究‘短平快’，有点急功近利，一般登完珠峰马上就去登K2，其实实力还没达到。”

说到底，还是欲望驱使。

“我见过太多人登完珠峰后却连基本技术操作都不熟练，甚至被欧洲高山向导嘲笑。许多人顶着一座高峰的光环持续宣传，我看很多人登一座山可以反反复复网上发一年的各种内容，引发不明真相者盲目跟风，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自己登顶K2后几乎不发布太多内容，就是不愿助推这种‘追逐杀人峰’的热潮。K2不应成为第二座珠峰，它的风险远超大众认知。对于攀登者而言，从一座高峰直接挑战另一座更危险的山峰，如缺乏扎实技术和经验积累，是对自己与他人极不负责的做法。”徒步中国领队小黑说。

“速成”的风险，在于攀登者的经验积累与山峰实际风险严重脱节。很多人误以为“能登顶珠峰，就能应对其他8000米级山峰”，却忽略了不同8000米级山峰的难度差异。

珠峰虽海拔最高，但商业开发成熟、路线固定，沿途补给和救援保障相对完善，风险可控性较强；而K2岩石裸露面积大、天气突变频繁、瓶颈路段狭窄陡峭，需要攀登者具备应对落石、雪崩、冰崩等多重突发风险的经验，这些经验无法通过“一次登顶”速成，必须在多次高海拔攀登中反复实践、总结才能形成。

以此次K2攀登中的落石风险为例，因全球变暖导致山体冰雪覆盖减少，大量岩石裸露，落石频率和密度远超常规年份，有经验的攀登者会提前观察落石轨迹、规划躲避路线，遇到落石预警时能第一时间找到掩体；但经验不足的攀登者，往往难以快速判断风险方向，甚至可能因慌乱做出错误决策，增加受伤概率。

胡涛说，自己登了那么多年山，反而越来越‘怂’了。“以前无知者无畏，没登过 8000 米级山峰，什么都不怕；后来慢慢解锁更多 8000 米山，才发现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体能、身体素质、攀岩技术，还有山上的应急措施：比如没有夏尔巴协作时怎么应对？和夏尔巴走散了怎么办？能不能独立下撤？会不会挖雪洞、找庇护所自救？怎么救援？极端情况下怎么和外界联系？怎么报经纬度？雪洞该朝哪个方向挖、挖多深？绳子怎么打结、怎么解除、怎么建保护站……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不提高这些能力，万一在山上遇到极端气候，根本活不下来。”

麦子表示，很多中国客户心里都有个想法，“别人能成功，我应该也可以”，觉得危险都是别人的，自己运气不会那么差。“而且作为登山者，心里该明白，很多人都是抱着侥幸心理来登山的。我觉得现在的攀登精神里，掺杂了太多‘快速得到社会认可’的心理，大部分人都这样，再加上运气不好，意外就更容易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