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越风情 · 文成 · 珊溪古镇】
文&图叶望庆
飞云江畔的水韵长歌
在浙南山峦的褶皱深处，飞云江宛如一条灵动的青绸，蜿蜒穿行，于文成西南部孕育出了珊溪这座独具韵味的古镇。车子缓缓驶入珊溪，首先迎接我们的便是这条流淌千年的云江之水，这里藏着水与时光交融的故事，吟唱着水韵长歌。
水，乃珊溪古镇之魂魄。溪流的汇聚是它独特的胎记，飞云江的哺育是它成长的密码。 珊溪之名，恰似一幅水系图。毛坑溪与南垟溪裹挟着千山翠色，于溪坑口欣然交汇，共同汇成珊溪河，而后向北奔腾，投入飞云江的温柔怀抱。最初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溪口”；而外地人因见溪流穿梭于山间，故而称其为“山溪”，后来二者合称“三溪”。再后来又因珊溪河两岸杉木森森，垂影清波，摇曳生姿，遂改称“杉溪” ，“杉”字仿佛篆刻在水面之上。
直至民国二十一年，时任镇长刘辅仁见镇周有四座玲珑山丘，相互依偎，宛如海底珊瑚之礁，认为“杉”字稍显俚俗，于是取其谐音，将其易为“珊” 。自此，“珊溪”正式成为这片土地的独特符号。据《文成县志》记载，1930年这里才有杉溪的称呼，1932年就改名为珊溪，从清雍正时期的“杉溪”，到如今的“珊溪”，名字的流转之间，水是对这片土地的缱绻守护。
从行政区划的脉络来看，珊溪的归属随时代更迭而演变。其地原属瑞安，明代至清代归瑞安县五十五都管辖，部分区域属义翔乡；民国十九年（1930年）称杉溪里，隶属瑞安县嘉义区，直至1948年才正式划归文成县。即便行政版图几经调整，这片土地始终与飞云江流域的人文脉络紧密相连。
飞云江的水运历史远比文献明确记载的更早，早在唐代，泰顺的吴、夏、包、徐、陶等大家族便沿飞云江溯江而上，择居于山间水滨——包家811年、徐家825年迁入泰顺境内的记载，便是当时水运已通的实证。据《飞云江志》载，“唐末天复四年（904）瑞安港水运抵达百丈口”，自那时起，珊溪更成为飞云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清末民国时期，它更是瑞安、平阳、泰顺及福建寿宁一带的货物集散中心。水运的蓬勃发展，让古镇的商贸繁荣昌盛，烟火气息浓郁。如今，飞云江成为温州七百万人口的饮水水源地，珊溪上的飞云湖成为温州“大水缸” 。这汪江水，不仅孕育了珊溪的过往，更滋养着它的当下。
飞云江中游及其支流流经珊溪，在这里铺展出一幅动人的画卷。江畔，山峦如黛，绿树成荫。江水澄澈之时，天光云影在江面上共舞徘徊，白鹭轻掠水面，搅碎一河璀璨星辉；烟波升起之际，江雾与山岚相互交融，古镇仿佛在水墨画卷中若隐若现。站在江畔，眼前青山倒映水中，新居错落有致，历史的涟漪仍在波光中悠悠荡漾——那些因水而起的商贸往事，那些更名背后的人文考量，都化作轻柔的江风，悄然拂过耳畔。
当我们凝视江畔的湖光山色，所听到的，是水与珊溪千年的和谐和鸣，是飞云江畔那永远流淌着的，关于时光、人文与自然的水韵长歌。正如《管子·水地》所言：“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人与水的紧密宿命，在珊溪与飞云江的故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鲤鱼山上的远古遗址
当我们的目光从江畔那如水韵长歌般的景致中抬起，投向珊溪与飞云江交叉口南侧那座形似鲤鱼的山丘，恰似按下时光的倒流键，瞬间穿透千年迷雾，直抵文明的源头。鲤鱼山，这座看似平凡的小山，它的每一寸土壤，都铭刻着从远古刀耕火种到近代战火的漫长记忆。
鲤鱼山静卧于飞云江畔，山体长约三百米，宽仅五十余米，高不过四十米。从高德地图俯瞰，它宛如一条搁浅的巨鲤，鱼嘴朝西，似在悠悠啜饮江水，鱼尾朝东，仿若镇守着一方水土。上古时期，飞云江水势磅礴，远比今日更为狂野、开阔。江水奔腾不息，冲刷出两岸的峡谷，也淤积出江心的洲渚，而鲤鱼山，正是这江洲之上挺起的脊梁。山脊由青灰色的页岩构成，坚韧似骨；山表覆盖着风化的松土，犹如鳞甲。
我们从镇派出所西侧的市场路开启登山之旅。古道两旁，是村民们的菜园与栽种的杨梅树，有些地方杂草丛生，野花绽放。不久，我们便登上山顶平台。山巅的菜园里，矗立着一块文成县重点文保单位的石碑，默默诉说着这里的远古往事。考古学家曾在此发掘出石斧、石锛、石镞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经考证，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最底层的“鲤鱼山文化层”，堆积着贝壳、陶片与炭屑，记录着先民的日常生活。这些珍贵的遗迹，将鲤鱼山的历史回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让我们得以确认：珊溪古镇的历史，应从新石器时代算起。
六千年前，珊溪先民们手持石斧，砍斫荆棘；运用石锛，雕琢木舟；再以石镞，射向江中的鲌鱼。他们在洪水退去时辛勤耕种，在汛期来临前及时迁徙。每一次归来，都在这“鱼背”上留下新的生活印记。当现代考古学家拨开表层土壤，那些深埋的“灰层”便成为破译历史密码的关键锁钥，仿佛为这条“大鱼”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电图，每一道纹路里，都跳动着新石器时代的生命脉搏。
考古专家曾解读古人择居的智慧：其一要临水，其二需地势较高，其三要与兽群出没的山峦保持一定的平地间隔。鲤鱼山完美契合了这些条件。它北临飞云江，水源充足；地势虽不算高耸，但在一马平川的盆地中，已然是难得的制高点，既能防范洪水侵袭，又可瞭望并抵御野兽攻击。站在此处，临水而居，深谙鱼性；近山而栖，熟知鸟音。我们伸手轻抚那块记载着远古往事的石碑，恍惚间，指尖触碰的并非冰凉石面，而是六千年前先民们粗糙的掌心。
鲤鱼山的故事并非只停留在远古。1949 年解放珊溪时，国民党残部在此构筑了坚固的碉堡，四周挖掘壕沟，垒砌厚实的黄土墙。我军历经三天三夜的强攻，才最终攻克这一险要据点。如今，硝烟已然散尽，碉堡的残基虽已不见踪迹，但它的历史印记与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炭屑一起，构成了鲤鱼山复杂而厚重的记忆层。
当然，珊溪的历史遗址并非仅有鲤鱼山。在镇南的坦歧村，宋元时期的龙窑窑火熊熊燃烧了二百余年，其生产的青白瓷通过飞云江水运，远销四方。那些深埋于“碗岗山”的碎瓷片，成为珊溪作为古代商贸重镇的又一有力见证。
此刻，我们伫立在鲤鱼山巅，极目远眺。远处山峦连绵起伏，近处绿水悠悠流淌，前方是珊溪水库的巍峨大坝。脚下这片平顶之地，既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诗意栖居的乐土。这里的时空，是立体交织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国民党碉堡共处一丘，两公里外的宋瓷与江涛共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当清风拂过“鱼脊”，仿佛能听见六千年来的历史回声，融入滔滔江水，奔向远方。
鲤鱼山，这条静卧的巨鲤，承载着珊溪最古老的记忆，也守护着它最深沉的底蕴。六千年风云变幻，它始终是古镇最沉静、也最权威的见证者。
珊溪古街的商埠旧梦
我们的目光自鲤鱼山的远古余韵中收回，循着飞云江的流向望去，便会发现，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不仅孕育了远古文明，更在江畔催生出一方曾经热闹非凡的人间烟火。江畔那古老的埠头，一端枕着飞云江的潮起潮落，另一端连着珊溪老街。这里作为水路与陆路的交汇之处，货物与信息的集散之地，是珊溪作为飞云江流域重要埠头，所有荣光与梦想的起始点。
珊溪老街的诞生，是地理环境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明代时，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路优势，此地逐渐成为浙西南山区的商品交易场所，以及瑞泰交界的水上交通埠头。随着岁月流转，商贸活动日益繁盛，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终于发展成为瑞安、平阳、泰顺以及福建寿宁之间的货物集散核心。与此同时，一条连接瑞安、泰顺并通往闽北的千年古道穿街而过，使得此地不仅是舟楫云集的码头，更是车马络绎不绝的交通关隘。
据《文成县志》记载，当时山区物产极为丰富，木材、茶叶、靛青等山货亟待外运，而沿海地区的食盐、布匹、海货等则需要内销。珊溪凭借其“上承山货，下接海舶”的关键咽喉位置，迅速崛起，成为飞云江上游首屈一指的物资集散地，史称“珊溪埠”。千米长的珊溪老街上，店铺鳞次栉比，百货店、药肆、弹棉花坊、客栈、面店、雨伞铺、染布庄、打铁铺……，还有航运站、邮电局、收购站、染坊等密密麻麻地在街道两旁排列着，汇聚了浙南闽北的各类特产，同时也向外输出本地的特色风物，勾勒出一幅区域商业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
《温州市商业志》亦将其定位为重要的物资中转站，而《文成文史资料》中那些老者的记忆中更有“文成小上海”的美誉，足见其昔日之繁华。彼时，在这条商业长街上，打铁铺的叮当声尤为清脆，它不仅是老街市井生活的生动注脚，更是其商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农具、刀具到船钉、铁器，铁匠铺用最原始的锻造，为这片土地的耕耘与远航，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更有史料记载，当时街上“行栈”（牙行）的生意格外兴隆，它们掌控着木材、茶叶等大宗山货的定价与流向，堪称整个珊溪埠商业网络的神经中枢。而那些京广杂货铺，则宛如山里人窥探外面世界的窗口，从洋油、洋火到各色花布，无一不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正是这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让珊溪老街当之无愧地成为浙南、闽北交界地带重要的交易中心，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隅之地。
然而，这辉煌的一切，都定格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6年，我初到文成任职，便慕名前来此地。那时的老街，从街尾到街头，人声鼎沸，讨价还价声与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生机。然而，不到一年，老街便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1997年珊溪水库大坝截流，移民工作启动，人群逐渐散去，商业活动随之式微，老街的繁华如同江水般渐渐退去。
此次重走老街，心中感慨万千。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的盛况截然不同。街道依旧在那里，可商业气息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破败与寂静。残存的木构二层楼在岁月中沉默，苔藓悄然爬上石墙，阳光穿过残破的窗棂，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仿佛时间本身在此凝固。斑驳的木板墙、褪色的老招牌，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默默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我们在其间穿行，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更增添了几分萧索与苍凉。无人的街巷中，偶有电动车驶过，往昔人声如潮的画面，只能在记忆与残垣断壁中找寻。
就在这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通往西山岭的古道旁，竟然还有一家“中字铁匠铺”仍在坚守。店门前，“铁硬钢优不经烧打难成器，水深火热尝尽炎凉始见才”的对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打铁人的坚守精神。过去，这里炉火熊熊，铁锤起落间，农具、器具逐渐成型，叮当声融入市井的喧闹，成为老街生活的底色。如今，却生意惨淡，询问老师傅后得知，从他爷爷那辈起，便在这里打铁，或许只有他还在延续着老街最后的生机。
看到他，我忽然领悟，人，才是老街的灵魂所在。曾经在此营生、穿梭往来的人们，赋予了老街活力与温度。一个地方的繁华，终究是因人而兴，因人而盛。当人潮退去，再坚固的建筑，再繁华的街市，也终究会沦为历史的遗迹。唯有人们的精神、技艺与坚守，才能在时光的冲刷下，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在时光的洪流中，静静诉说着商埠旧梦以及人的永恒意义。
将军祠的忠勇史诗
在珊溪古镇的乡土记忆中，奔涌着一股刚毅雄健的血脉。这股血脉，源自庄严肃穆的武威将军祠。若说飞云江是珊溪的母亲河，老街是珊溪的市井烟火，那么武威将军祠，无疑是这片土地一处重要的文化坐标。它历经六百余年风雨沧桑，不仅守护着一个家族的无上荣光，更为珊溪的山水注入了深沉的人文底蕴。
武威将军祠，又名刘氏宗祠，坐落于珊溪镇井源村井市自然村。该祠坐北朝南偏东，左邻五显爷殿，右枕观音圣堂，三座庙堂骈臻耸立，于群山翠微的环抱中自成一方清幽胜境。其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度重修，方有今日之风貌。
威武将军祠，整座建筑为合院式木构，由门台、戏台、厢楼、正厅组成。其中，戏台尤为精巧，呈亭阁式，四柱擎天，歇山顶上藻井华美，花篮式青石柱础稳固坚实，牛腿处“狮子戏球”的木雕栩栩如生，尽显匠心。东、西厢楼皆为两层，与正厅五开间一道，围合出一个庄重而灵动的空间。如今，这座凝聚了历史与艺术的建筑，不仅是文成县文物保护单位，更被载入《中国现代宗祠·温州卷》，成为浙南宗祠建筑的典范之一。
从珊溪老街驱车至此，穿过以将军之名命名的街道，车子停在将军祠前的水泥地上。抬头望去门楣之上，“武威将军祠”五个大字笔力遒劲，气度不凡。整体结构颇具古韵。屋顶为传统歇山顶样式，飞檐翘角，灵动飘逸。
步入其中，天井开阔，抬头仰望，戏台的藻井结构繁复，色彩虽已褪去大半，却更添几分古朴的韵味。正厅内，香火缭绕，将军塑像庄严肃穆，两侧的楹联与匾额，无声地诉说着家族的荣耀与传承。置身其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忠勇与家国的气息。
将军祠的灵魂，源于其供奉的主人——武威大将军刘孟厚。据《浙南历史人物传略》及祠内碑文介绍，刘孟厚将军生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年少便英勇非凡，力大无穷且足智多谋。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倭寇袭扰沿海，攻打瑞安城。刘孟厚投军抗倭，奋勇杀敌，追寇首并斩杀数名倭寇，使海疆重归安宁。瑞安县令将其事迹上奏朝廷，朱元璋召刘孟厚进京。刘孟厚扛鼎进殿，获朱元璋赏识，被册封为贴身侍卫卷帘将军。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皇帝又册封刘孟厚为武威大将军，命其守卫紫禁城。他历经三朝，最终于永乐五年（1407）冬逝世，享年58岁，获赐御葬。他的一生，是从一个乡间武夫到帝国将军的奋斗史诗，更是“忠勇”二字最生动的注脚。
作为刘氏宗祠，这里不仅供奉着功勋卓著的将军，更承载着珊溪刘氏一族的完整记忆与迁徙史诗。据族谱记载，李井刘氏开基之祖为刘祯的八世孙刘照。元初，刘照为避战乱，从永嘉迁至白岩，再迁瑞安上安，其后代又辗转至瑞安上源，最终在现今的南洋南山开基立业。武威将军刘孟厚，正是刘照的四世孙，其出生地即为上源旧居。孟厚家族庞大，兄弟六人，手足情深，皆以勤劳为本，亲自耕种，家道日渐殷实，成为当地望族。明洪武二十五年冬，父亲为他们分家，六兄弟各立门户，有序分居六处，其中孟厚居于高路，即现今李井所在地。这段家族史，是无数中国家族在历史长河中迁徙、繁衍、奋斗的缩影，它让将军祠的“忠勇”精神，有了深厚的家族根基和乡土情怀作为支撑，使其更加真实、可感。
武威将军祠，其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史书，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在无声地镌刻着忠诚、勇敢与荣耀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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