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高光记忆”

80多年前，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在全国各地弥漫，山水秀美的桂林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那场关乎民族兴亡的战斗。这里少了硝烟和炮火，却激情上演着抗战戏剧，高唱着抗日战歌，整座城市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和琅琅书声……

1938年至1944年，对于桂林来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6年。那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那时，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知名文化人汇聚桂林，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举办西南剧展、组织文艺演出、出版发行书刊……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桂林也因此有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抗战文化城”。

西南剧展舞台上，木兰的铠甲与日寇的炮火在台词中交锋；印刷厂的机器昼夜轰鸣，将《救亡日报》的号外撒向街头；平静的漓江畔，回响着激昂豪迈的战歌——这，是只属于桂林的抗战“高光记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内展出的部分抗战文化名人像。

剧场里的民族觉醒

“把舞台变成炮台，把剧场变成战场。”——80多年前，这句口号时常回荡在风起云涌的桂林城。一同植入民众心里的，还有戏剧家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场又一场“抗战大戏”。

1938年，欧阳予倩改编自同名京剧的桂剧《梁红玉》在桂林南华戏院上演。剧中，欧阳予倩着力宣扬爱国情操，鞭笞汉奸卖国行径，借古讽今。当剧情中影射汪精卫的汉奸王智被喝令处斩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爆发出“打倒汉奸”的怒吼。这部剧一时间轰动桂林，连演数十场，不少民众用“卖掉棉被也要看戏”的热情回应着艺术家们的呐喊。

或许，被誉为“中国戏剧之父”的欧阳予倩在当时并未曾料到，这将成为一场持续6年、影响深远的戏剧变革的序章。

空前发展的戏剧改革运动，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38年开始，继欧阳予倩之后，田汉、熊佛西、焦菊隐、杜宣等著名戏剧人纷纷云集桂林，以广西戏剧改进会、新中国剧社和广西省立艺术馆三大机构为支柱，形成了完整的戏剧生态链。广西戏剧改进会专注于传统桂剧的现代化改造，通过建立导演制度、革新舞台美术，使《梁红玉》《木兰从军》等剧目既保留地方特色又焕发时代精神；新中国剧社则像一支“戏剧铁军”，带着《秋声赋》《再会吧，香港》等原创话剧穿梭于城乡之间；而1940年由欧阳予倩主持建设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则成为培育戏剧人才的摇篮，其下设的实验剧团成为新编剧目的孵化器。

在艺术实践层面，当时在桂林的戏剧人创造了多元化的演出范式。桂剧改革突破了传统程式，《梁红玉》中边击鼓边唱《石榴花》的表演，将戏曲武打与抗战激情完美融合。话剧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通过科学家的觉醒历程，隐喻知识分子的抗战责任。更值得关注的是戏剧的大众化探索，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百余场巡演、儿童剧团《小英雄》的乡土巡礼，都使戏剧真正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

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戏剧展览会堪称中国戏剧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这场持续三个月的艺术盛会，不仅汇聚了5省33个剧团，更通过170场演出和戏剧文献展览，系统呈现了抗战戏剧的创作成果。这场盛况空前的戏剧运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战时。它为新中国戏剧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其“旧剧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的实践，成为1949年后戏改运动的重要参照。在2024年桂林复排《梁红玉》的舞台上，我们仍能感受到80年前那场艺术革新的脉动——这或许是对桂林抗战戏剧运动最好的纪念。

位于桂林市七星区福隆园的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地标。

音符诗韵里的抗战密码

“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杀他一个就够本，多杀几个就赚他；要干到底才是好汉；要干到底，才能建立大中华！”

——这是1938年音乐家张曙在桂林所写《负伤战士歌》中的歌词。1938年12月24日，桂林城内防空警报急骤响起，刚到桂林第9天的音乐家张曙全身心沉浸在创作中，直到敌人的炸弹落在他家屋顶上。他和4岁爱女一起，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美丽的山水间。

音乐家张曙的牺牲让所有抗战文化人士以及普通民众惋惜不已。但，响彻桂林城的战歌声并未因此停止。人们深深缅怀这位豪情满怀的音乐家，同时，在许多民众心中也燃起了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

桂林音乐界深深怀念和追悼战友的同时，也继承他的遗志，持续推动着新音乐运动的开展。1939年3月12日，在音乐家林路的倡议下，“桂林音乐界追悼张曙大会”召开，同时举行张曙遗作演奏，有各救亡团体及音乐界知名人士参加。1939年12月24日是张曙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桂林音乐界举行纪念大会，参加的有桂林音乐界9个团体。纪念会共演唱了32首抗战歌曲，最后全体起立，在大合唱《救亡进行曲》声中结束。

1938年至1944年间，来到桂林的音乐家还有创办《每月新歌选》刊物、组织歌咏团体、在《救亡日报》开设《音乐阵线》专栏发表多篇音乐理论文章的林路；主持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筹建省立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指挥大型歌咏比赛的吴伯超，等等。在多位音乐艺术家的积极组织下，当时在桂林开展活动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团体有70多个。这些团体围绕抗战的时代主题，开展歌咏活动，举办音乐、歌舞晚会和街头宣传公演活动290多场，桂林城内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歌声。

那时在漓江边回荡的，除了悠扬歌声，还有婉转诗韵。

“祖国正在血腥战斗中……我们呼吸着解放的空气，我们在自由的歌声里奋发，我们以自己的脊力推进时代的巨轮而获得了荣光！”1938年12月，诗人艾青在其主编的《南方》副刊发刊词中这样写道。那时，抗战主题的诗歌时常见诸报端。广西日报创办副刊《南方》、救亡日报创办副刊《诗文学》，吸引了诸多文学爱好者投稿。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艾青、胡风、林林等众多诗人，以及郭沫若、田汉等文学巨匠云集桂林，他们在桂林山水间积极创作抗战诗歌，并组织各种规模的诗歌会。在广场上，上万名市民与流亡学生举办诗歌会，激昂诵读抗战诗篇；在岩洞里，人们在油灯下传诵着艾青的诗歌《火把》。诗歌成为凝聚抗战精神的重要载体。诗人们还创作出通俗易懂的街头诗，张贴于公共场所，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战情绪。

带着油墨香的精神食粮

在桂林市区繁华中心地带的太平路4号，一幢旧式的两层木质建筑十分引人注目。它掩藏于被粉饰一新却透着斑驳痕迹的白色围墙里，与周围的市井生活环境有些格格不入。然而，门口立着的醒目碑牌——救亡日报社旧址，让这幢写满历史沧桑的旧楼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国之存亡，民族之兴亡！”80多年前，在国家危难时，《救亡日报》应运而生。这份报纸由创办地上海辗转到广州，再到桂林。在桂林的两年时间里，以社长郭沫若、主编夏衍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文人，以笔为枪，用文字的力量唤起民众抗战救亡的觉醒。

《救亡日报》只是抗战文化城时期桂林众多进步出版物中的一种。在1938年至1944年那个特殊时期，桂林的报刊、书籍出版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抗战烽火中，桂林城内的印刷机轰鸣声构成了特殊的抗战交响乐。

抗战期间桂林出版和发行的书刊，在全国堪称第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据统计，那个时期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有20余家，期刊240多种，书店、出版社220余家。

那个时期，全国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飞速增长势头，品种有上千种。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构成左翼文化“铁三角”，先后出版了《国民公论》《全民抗战》《新中国文艺丛刊》《新音乐丛刊》等大量进步期刊和书籍。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文化生活丛书”“良友文学丛书”“文学小丛书”“译文丛书”等一系列丛书，品种近百种。此外，胡愈之创办的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先后出版丛书12套120种，单行本著作107种，并密切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普及文化教育，推进通俗文化教育运动，编辑出版大众读物、学生读物。

位于桂林市中山中路的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旧址地标。

因地处重要的地理位置，桂林成为中国南方对外联系的重要基地。桂林出版的书刊报纸，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和其他海内外地区。这些进步书刊被大量送往前线，成为文化供应社协助当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推进了文化抗战的实现。

也是在此期间，一批传世的艺术杰作相继在桂林诞生，如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艾青的诗歌《北方》《我爱这土地》、徐悲鸿的国画《漓江春雨》《鸡鸣不已》、吴晓邦的舞剧《虎爷》等，均由此走向全国。

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出版人展现出“最后的倔强”。开明书店用三天三夜将全部铜模浇铸成“文化炮弹”埋藏地下，新知书店员工把重要书版沉入漓江，国际新闻社则把资料微缩拍摄后藏于竹杖之中。这些隐藏的“文化火种”，在战后成为重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基因库”。正如1945年《新华日报》社论所言：“桂林的铅字不仅印在纸上，更刻进了民族脊梁。”

位于桂林市榕湖畔的抗战时期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地标。

琅琅书声里的星火传承

抗战文化城时期，硝烟中的桂林城上演了一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这座城不仅庇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他们在桂林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让普通百姓学知识、长见识，也培育了革命的“火种”。

当敌机在头顶盘旋时，七星岩的岩洞里传出琅琅书声；当炮火逼近城郊，广西大学的师生们肩挑背扛着实验设备向山区转移。在这片喀斯特地貌上，陶行知、千家驹、马君武等教育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富韧性的一章。

教育家陶行知带着他“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来到桂林。在这里，他主导成立生活教育社，广泛开展战时教育，并开创“岩洞教育”，让极具桂林特色的岩洞成为宣传抗战、传播先进思想的特殊阵地。

1938年11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孩子们组成的“新安旅行团”来到桂林开展抗战宣传活动。这群孩子响应陶行知的号召组成了“岩洞教育服务团”，并选定七星岩作为岩洞教育的基地，每天派人在那里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还在七星岩外挂起了“岩洞是我们的学校！”“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等几条引人注目的标语，在岩洞内写下“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字迹。在陶行知的倡议和广西当局的重视下，当时的岩洞教育逐步发展成为桂林开展战时民众教育（成人教育）最重要的形式。在开展岩洞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十分重视发挥中小学生的作用，他在提倡生活教育的同时，又提倡“小先生制”，让许多读过书的孩子参与到战时教育中，那些识字的孩子成为移动的知识传播站，在防空洞里、在田间地头，用稚嫩的声音传递着抗战的信念。

经济学家千家驹也在桂林实践着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他设计的“游击区经济管理”课程采用活页装订教材，方便学员在转移时随身携带。1942年，他指导成立的“桂林生产合作社”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学员们一边学习经济原理，一边参与桐油、钨矿等战略物资的生产。千家驹深知，战时教育必须与生存需求紧密结合，他在《广西日报》开设的“战时经济讲座”专栏，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解复杂的战时经济问题，成为民众了解经济形势的重要窗口。他与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合作更展现了他的教育智慧，通过《梁红玉》等抗战剧目，经济理论与爱国教育以艺术的形式深入人心。

被誉为“一代宗师”的马君武在抗战时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这位曾留学德国的教育家，在战火中为广西的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出任广西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出“教育应培养实用人才”的理念，并通过实施生产教育和劳动教育，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他奉行“锄头主义”，要求学生拿起锄头参加建校劳动，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又使家境贫寒的学生通过劳动得到报酬，以补贴生活费用的不足。“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力主抗战，并且在广西大学率先举行军训，“准备作战的本领”，这一创举随后被全国高校采用。当1944年桂柳会战爆发时，他组织师生将实验室设备化整为零，用扁担挑着显微镜、背着图书向融县山区转移。

除此之外，白鹏飞、杨东莼等教育家，徐悲鸿、丰子恺等著名文化人士都在桂林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用满腔的热血培育各方面的人才，以多元领域、创新模式及坚定信念，构建了“文化抗战”的教育长城。这段特殊时期的教育实践，留给后人诸多启示。它证明，教育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根发芽，知识的火炬能够在炮火中继续传递。

桂林文化城在战争中的坚守与传承，不仅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年文脉的捍卫，更成为一种不朽的精神象征。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始终保持的不屈精神与深厚情感，这种精神与情感激励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