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人民性

潮新闻 马智慧

图源：视觉中国

大运河是沿线历代劳动人民集体劳作和智慧的成果，是流动的人民史诗。无论历史、现在和未来，大运河的本质都是人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和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人民性是其灵魂所系。2019年，大运河被列入首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成为国家文化名片，并以“文化公园”模式“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这是大运河发展理念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大运河浙江段包括江南运河浙江段、浙东运河及其故道、复线等河道，全长683公里，是中国大运河中全线通航、至今仍在活化利用的省段之一，具有“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独特个性，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2006年12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杭州运河综保工程时强调，“还河于民、造福于民”，将大运河打造成“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内在统一性。大运河浙江段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始终围绕“人民的运河”这一根本目标展开。2020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浙江段）建设正式启动，努力打造“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带、大运河生态保护示范带、大运河文旅发展示范带、大运河美好生活示范带”，积极落实“还河于民、造福于民”的价值追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时强调：“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作为活态遗产，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唯有植根于人民群众之沃土，“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持续做好“人民性”这篇大文章，才能不断焕发时代新生。因此，有必要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功能及其运营治理模式，开展人本导向的审视，有效破解公园与社区融合、公园与生活互洽、治理与百姓联动、叙事与场景交融等重要问题，以期真正实现“人民的运河”这一根本目标。

打造“公园社区”，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充分共享的人民空间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园”属性，本质上是公共性与普惠性的统一。这与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公园城市”，具有发展导向的一致性。“公园城市”的基础和细胞是“公园社区”，是兼具公园品质和开放共享特征的地域共同体。“公园社区”打破传统社区的围墙界限，彰显空间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包容性，其核心特点是“以人为本”综合功能的提升，强调社区形态开放宜人、空间环境优美舒适、社区文化特色鲜明、功能产业多元融合、公服设施完善共享。借鉴“公园社区”理念，有助于打破传统公园的封闭边界，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入城市和社区肌理，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打造充分社区化的“文化公共广场”。

从“生产空间”转换为“空间生产”。正如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所提出的，空间生产应服务于人的需求，而非资本积累，空间生产的本质要回归人的身体实践与生活需求。塞纳河左岸复兴便是从空间工业化走向植入民生功能、建设社区共治机制，进而重塑了河岸公共空间，使之获得了新生。大运河杭州段建设过程中始终把“还河于民”摆在首位，通过空间重塑、设施改造和生态优化，让大运河从历史符号、生产空间转变为老百姓身边的生活空间。进入国家文化公园新阶段，大运河浙江段两岸要落实好“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覆盖率100%的要求，从工业仓储用地、“城中村”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公共文化和生活空间，居民得以“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真正成为“公园社区”。

从“空间开放”发展到“空间权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重中之重的任务是通过制度设计守住“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避免“重建设、轻治理”导致空间异化。空间的开放是实现“还河于民”的物理基础，但不代表人民群众的空间权益已落实到位，对公园空间还需要处理好商业经营与公共共享、旅游开发与民生优先之间的矛盾。要通过刚性管控明确公共空间的范围、时段、权益保障机制，防止私有化侵占或商业占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实施“居民通行证”制度，让原住民在旅游旺季便捷使用街巷通道，从而实现了“民生优先”的空间分配机制。长远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形成“空间治理共同体”机制，空间功能变化的决策和评估交由居民、专家、空间使用者、政府共同实施，突出居民权重，以确保空间权益。

从“功能适配”提升至“民呼我为”。如何保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的生命力，关键在于能否具备持续满足居民动态需求的“社区化功能”。物理空间和设施建设是公园的基本功能载体，而社群多样化的动态需求及精准供给，则需要建立完善的响应机制。老年群体需要适老化设施和“文化养老”；学生群体需要“活态教科书”和“第二课堂”；青年群体需要新潮空间和沉浸体验；上班族需要水上巴士和慢行廊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角色不只是文旅体验，也是社区化的民生平台。从这一角度出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功能需要因地制宜持续补齐社区化短板，围绕群体需求，在“一老一小”、青年友好型空间营造和设施设备方面不断完善。

突出“生活导向”价值，让烟火气滋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生命力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人民性”，更体现在其作为“活态遗产”的特质上。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生活的紧密联结，让遗产“活”在当下，在市井烟火中传承文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原则是满足“公众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尊重“文化多样性”。让千年运河“活”起来，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火”起来，要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与思路，关注“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通过制度设计、业态调控、文化激活等，防止大运河文化“标本化”和“博物馆化”，让烟火气成为滋养大运河文化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以“生活导向”落实“人民性”理念。

以“在地化”凸显“生活化”的文化基因。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0MOS）第16届大会发表的《保护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提出了“场所精神”之于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大运河不同区段的生活特色与其文化基因紧密相关，根植于“在地化”的“场所精神”，是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区”。大运河相关的无形遗产、传统民俗，是最贴近民众的、生动的大运河文脉，其原生生长空间正在萎缩、口传身授的活态方式亟需传承，大运河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不足，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受到新技术、新生活方式的冲击而逐渐消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过程中，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注重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性”，将有形与无形遗产相结合、历史脉络与活态发展相衔接，形成“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生态。

以“市井化”涵养“生活化”的源头活水。大运河文化的底色是“庶俗”与“包容”，“市井化”是激活“生活化”的有效路径。杭州大运河“保留市井生态、融合生活场景”的实践，具有典型示范价值。通过修复小河直街、大兜路等历史街区，保留茶馆、酒肆、手工作坊等业态，让“河埠头劳作、廊檐下喝茶”的传统生活场景得以延续。如今，杭州大运河新年“走运”大会人气爆棚，文化市集和庙会持续吸睛，“片儿川”的香气从面馆飘出，油纸伞的工艺被街边手工艺人传承，居民则在河边悠闲地晨练太极，这种烟火气正是大运河“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为延续活态市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出台专项制度，建立刚性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管控，阻断资本驱动的空间置换，防止“绅士化”侵蚀市井生态，避免活态文化区沦为单纯的商业景区。

以“民生化”驱动“生活化”的持续动力。只有落实“文化+民生”战略，充分与民生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活化”导向才能获得持续动力。阿姆斯特丹运河带通过“保护与生活共生”策略，历史水道蝶变为居民的日常载体，注重民生功能与日常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杭州运河综保工程中，“一馆二场三园六埠十五桥”的打造，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创造了就业岗位与经济收益。国家文化公园不能成为封闭的“文旅特区”，而是要通过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形成“反哺民生”的良性循环。探索国家文化公园文旅经营与周边社区发展的深度融合，专设文旅发展基金并于其中安排社区扶持专项，或通过制度化将文旅收益的一定比例注入周边社区基金，让居民从大运河发展中受益，进而支持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传承行动，形成良性循环，让文化遗产扎根于生活，成为居民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支点，实现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奔赴。

落实“四问四权”机制，让老百姓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主体力量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治理重心从工程建设转向长效运行。人民民主理念下，落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人民性”，要突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绩于民”，充分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人民主体地位”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流程，让治理具备最坚实的群众根基，确保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始终回应群众需求、体现群众意志，让“人民的运河”真正由人民守护、为人民服务，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共治”促进多元协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长效运行要从政府部门一家管理向党政、行业、知识、媒体、市民“五界联动”的社会复合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民心工程”，就应充分尊重各方诉求和意见。杭州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过程中实施的“鼓励外迁、允许自保”政策便是“从原住民中来、到原住民中去”的成果。要建立沿线区县、镇街、社区三级议事会机制，将协商民主融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之中，建立相关方表达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以公共精神和建设性态度进行民主协商,在协商中共治、在共治中发展。

以“四问”落实民意导向。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公共空间治理最具参与热情，这种内生动力要通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绩于民”的机制设计充分释放。借助数字化手段，可以精准“问需”、动态收集，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有效匹配。“问计”要激活群众智慧，发掘在地经验，贡献“隐性知识”，将政府的专业理性与群众的生活理性相结合，破解精英治理的局限性。“问效”强调公共服务的有效性须以群众真实获得感为标尺。“问绩”则要将最终评判权交还群众，打破部门自说自话的评价闭环，通过绩效对话，强化群众对大运河的情感联结与主人翁意识。要充分发挥浙江数字赋能优势，通过“四问”数字化，提升民意落实效能，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始终以老百姓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确保民意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融入。

以“四权”筑牢参与根基。“知情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通过调研、听证、座谈、发布等，消除信息壁垒，使治理透明化，避免出现“黑箱”。“参与权”的本质是让群众走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通过认领责任区、加入议事会等，参与决策与监督。“表达权”让不同利益诉求得到尊重，让群众“敢说话、说真话”，让治理贴近生活本质。“监督权”确保治理不偏离为民方向，倒逼治理效能提升，彰显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的目标导向。探索将“四权”列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考核指标体系，通过“四权”的切实兑现，让老百姓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

探索“场景叙事”方法，以鲜活题材讲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百姓故事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人民的运河”走向世界搭建了实体平台，运河故事的世界传播也面临着从“宏大叙事”到“生活实践”的范式转换，以“公园”尺度和微观“日常”的“场景叙事”，重构大运河文化“全球叙事”的话语体系。最具说服力的文化叙事，始终是老百姓鲜活的题材与日常的烟火气。因此，基于“人民性”的运河故事，不再是单纯的景观展示或文化输出，而是以百姓生活场景为纽带，构建“民生叙事体系”“民间交流网络”“价值共享机制”，从单向输出转换为双向共鸣，持续提升浙江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叙事主体平民化。运河故事要突破叙事学中专业叙事者主导的惯性，确立生活在场者的叙事核心地位，构建以居民、船民、商户、非遗传承人、志愿者等为主体的叙事网络，让国外民众通过普通人的故事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底色。2024年，杭州启动大运河拱宸桥城市共生记忆馆建设，通过征集居民的老照片、老物件、口述故事，讲述普通人书写的运河故事，将运河宏大叙事解构为家庭史的表达。这种个人化叙事，更能让外界感知大运河人民性的温度。要适应数字化时代新的传播范式变革，培育“运河故事主理人” ，实现“微粒化传播”。

叙事方式场景化。《日常生活批判》提出，日常生活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剩余物”，却是人类实践的根基，个体经验的碎片化叙事比宏大叙事更具感染力。这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如何讲好故事具有理论启发性。要充分彰显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根本特点，将老百姓生活场景转化为文化交流的活态展品，保存好在地的生活形态、生活节奏、社群互动、价值认同，并允许游客以观察者的身份融入其中。将运河生活场景融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联动“洋网红”传播机制，更好地实现价值认同和“走出去”。

叙事技术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有助于突破传统叙事学的时空限制，可以随时“看见”运河流动的生活场景。由中国信通院数字孪生创新中心打造的《千年河语・运河文博空间》以大运河沧州段为原型，运用AI、GIS、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一个跨越2500年时空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平台，实现了传统叙事学时空线性叙事向多维交互叙事的范式突破。要发挥浙江数字技术领先优势，通过“文化+科技”，建好数字孪生“大运河云平台”，将大运河转化为一个可交互、可生长、可共创的文化超体，形成体系化、多模态的大运河文化出海新模式。

综上，大运河从“人民性”中生发，在“社区化”中生长，在“生活化”中传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始终保持大运河“活态遗产”的特质和“生活化导向”的文化底色，就要深度彰显其人民性，“还河于民”，以人民的力量保护、传承、书写流动的文化史诗。“听得到乡音，记得住乡愁”。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橱窗里，而在老百姓的烟火气中。当每个普通人都能在这条文化长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国家文化公园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灯塔——“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作者为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来源：之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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