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们通过媒体、电影和道听途说形成的非洲印象——贫穷、落后、危险、干旱——在这个东非国家面前显得如此片面和可笑。

在坦桑尼亚的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太多颠覆认知的时刻：从发现这个国家竟然有雪山，到理解为什么当地人会在烈日下穿棉袄，从惊讶于他们的待客之道如此独特，到见证中国商人如何在这里扎根发展。

当飞机即将降落在达累斯萨拉姆时，我透过舷窗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黄沙漫天，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和远处闪耀的印度洋。

这种视觉冲击只是第一个认知颠覆的开始，坦桑尼亚的地理多样性远超我的想象——这里有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有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有广袤的塞伦盖蒂草原，还有如宝石般镶嵌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群岛。

“你们中国人总以为非洲很热，但其实我们这里的气候比你家乡可能还要舒适。”我的向导约瑟夫笑着告诉我。

而最让我惊讶的是，在达累斯萨拉姆街头，竟然看到有人在3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厚棉袄行走！

后来才从当地老师那里得知，这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有关——许多人身体素质较差容易生病，加上穆斯林文化对服装的严格要求，即使在炎热天气也要遮盖身体。

另一个打破我认知的是坦桑尼亚的“双首都”现象。

我一直以为达累斯萨拉姆是这个国家的首都，直到我问了五个当地人，他们都坚定地告诉我：“不，首都是多多马。”

原来坦桑尼亚1974年就决定将首都从沿海的达市迁往内陆的多多马，据说是采纳了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时的建议——沿海城市易攻难守。

但有趣的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迁都计划仍是个半拉子工程：议会和一些政府部门搬到了多多马，但总统府和许多机构仍留在达市。

如果你在达市打车说去议会，司机可能会困惑地问：“您是指议会办公室，还是多多马的议会大厦？后者需要8小时车程呢！”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在克拉依族，主人会用一种叫“蛇饭”的特殊食物招待贵客。

这种食物是用一条只去内脏、保留头尾和皮的红色花蛇放在谷粉里蒸煮而成，客人必须把整条蛇和饭一起吃完，不能吐掉，否则会被视为对主人友谊的怀疑。

虽然我没勇气尝试，但这种独特的待客文化让我深思，我们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习俗很狭隘的。

更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坦桑尼亚人对客人的称呼，他们视客人如最应受尊敬的人，会尊称男客人为爸爸，女客人为妈妈。

这种称呼甚至延伸到家庭成员之间，父母会称自己的儿子为爸爸，女儿为妈妈，起初我很困惑，直到一位当地朋友解释：在我们文化中，爸妈不仅代表血缘关系，更是对重要人物的尊称，称你为爸爸，是把你当作最可信赖的人。

在传统场合，坦桑尼亚人只用右手吃饭，因为左手被认为是不洁的，只用于洗浴和如厕。我有一次不小心用左手递东西给长者，立刻感受到了周围不赞同的目光。

而在穆斯林居多的桑给巴尔，情侣在公共场合的亲密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这与西方海滩上常见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新年习俗更是独特，在斯瓦希里族聚居的沿海地区，人们会在炭火上直接爆玉米花，不是为了吃，而是用“乒乒乓乓”的响声驱赶妖魔，并将爆开的玉米花撒在家中各个角落“喂饱”可能残留的妖怪。

元旦清晨，姑娘们会身着彩裙走门串户唱民歌，而家家户户会在门前放置玉米和菜豆煮的饭，供路过的陌生人随意取用，寓意散福。

坦桑尼亚的经济状况可能是外界误解最深的领域，虽然它确实属于低收入国家，但达累斯萨拉姆的繁华景象完全颠覆了我对“非洲城市”的想象。

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街道熙熙攘攘，摊位林立，上下班高峰期的堵车严重到7公里路程可能需要两小时，但令我惊讶的是，司机们在拥堵中表现出的耐心与文明——很少鸣笛，几乎不抢道，这种“欧洲式绅士风度”据说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响。

关于“中国向非洲倾销伪劣商品”的说法，朱金峰直言委屈：现在出口非洲的都是最好的产品，我们也不愿意砸自己的招牌。

他解释说部分问题出在坦桑尼亚商人自己到中国采购时专挑最便宜的商品，中国驻坦大使曾明确表示：“中国商人为坦桑市场提供商品、遵守法律、缴纳税收、雇佣当地员工，到了这里都是坦桑商人。”

在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我见识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马赛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约200年，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野生动物和环境完美适应。

马赛村庄呈环形布局，中央是安全的开阔地，夜晚用来圈养牛群，周围的多刺灌木丛形成天然屏障，保护牲畜免受狮子等食肉动物袭击。

马赛社会的年龄组制度令我着迷：最年轻的成员放牧绵羊和山羊，年轻男性勇士，负责保护家族牲畜，而年长者则获得受尊敬的地位，可以结婚组建家庭。

他们根据季节和雨季变化迁徙，寻找最佳牧场和水源，但不得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居住或耕作，这种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适应，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活教材。

今天的马赛人也积极参与文化旅游，保护区内设有多个文化屋，游客可以了解马赛传统生活方式、购买手工艺品，但必须遵守规则，未经允许不能对人拍照，因为一些马赛人相信相机会偷走灵魂。

这种文化旅游既为马赛人带来收入，又让外界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双赢的社区旅游模式。

坦桑尼亚与中国的情谊源远流长，这在我与当地人交流时感受尤为明显。

年长的坦桑尼亚人亲切地称中国人为拉菲克，是好朋友的意思，这个称呼可以追溯到修建坦赞铁路的时代。

让我印象深刻是一位青年说的：“如果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择，我会建议坦桑的年轻人去北京，就趁现在。因为中国充满机遇。”这种对中国的认可，在年轻一代坦桑尼亚人中并非个案。

2011年桑给巴尔建立了孔子课堂，院长徐爽说爷爷曾参与修建坦赞铁路，“我从小就喝坦桑的咖啡，30多年了，连铁罐包装都没有变。”这种跨越三代的人文交流，构成了中坦友谊的坚实基础。

如今中坦合作已从政府间援助扩展到民间互利共赢，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坦桑政府合作，在该国罗戈罗省的佩雅村建立了第一个村级减贫示范项目，分享中国农村减贫经验。

而中国商人也从单纯的贸易转向更深入的本土化经营，正如朱金峰所说，现在他们更多被称为“从中国来的坦桑商人”，标志着两国交往进入了更成熟的新阶段。

离开坦桑尼亚前，我站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鱼市边，望着与之一墙之隔的总统府，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对非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源于用单一标准衡量多元文明。

这个鱼市腥味刺鼻，却与总统府“多年来是好邻居，相安无事”，正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在这个国家的和谐共存。

非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单一故事”，它不是只有贫穷和疾病，也有繁荣的市场和堵车的高峰；不是只有干旱和沙漠，也有雪山和湖泊。

马赛人用千年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处，斯瓦希里商人用独桅帆船连接印度洋贸易网络，现代坦桑尼亚人则在中西文化间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次旅程让我意识到，打破刻板印象的最好方式就是亲身经历和真诚交流，当我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非常感谢时，得到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和热情的回应。

也许我们对非洲的认知需要从无忧无虑开始——像坦桑尼亚人那样，用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的多样性，理解每种文化都有其内价值。

回到祖国后，每当有人问我“非洲是不是很热很穷”，我都会想起坦桑尼亚的雪山和堵车，想起马赛勇士的红袍和中国商人的火锅店，然后告诉他们：“去看看吧，真实的非洲会颠覆你的想象。”因为只有当我们放下预设的框架，才能真正看见和理解这个与我们同样复杂、多元而精彩的世界。[中国赞]

参考资料

光明网2025-07-23 - 从共同的记忆走向共同的未来——坦桑尼亚的现代化新图景